培養(yǎng)礪志精神，注重道德修養(yǎng)，是一個成功者的基本素質(zhì)?！抖Y記·大學》說：'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曾國藩認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關(guān)鍵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養(yǎng)；而'修身'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chǔ)。因此曾國藩把'德量涵養(yǎng)，躬行踐履'視為一種重要的品質(zhì)。如果說，在曾國藩看來人們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分不開的，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曾國藩的成功與注重'德量涵養(yǎng)，躬行踐履'的品質(zhì)緊密相聯(lián)的。
從某種角度上說立志并不難，難的是時時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實苦干，勤懇地踐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態(tài)變遷，就給自己找個理由，違背自己的志向沉淪下去，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
盡管這樣，曾國藩還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總覺得尚有背離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說：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獨天文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薄學也；每作一事，治一業(yè)，輒有始無終，無恒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至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于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多，廢擱殊多，不專也。
正是這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才使得曾國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夠比常人更多地具備主動性、緊迫感和自覺性，有了這種意識，才能夠經(jīng)常地將自己的行為與目標進行對照，從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樣的志則是更深一層次的題。因此，曾國藩不僅反復(fù)向子弟灌輸立志的重要，而且還常具體地指點他們?nèi)绾瘟⒅尽⒘⑹裁礃拥闹?。他在家信中說：君子立志，應(yīng)有包融世間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懷，有內(nèi)以圣人適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yè)，然后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yǎng)，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澤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貴賤和毀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這是曾國藩在他的六弟參加科舉考試失利后抱怨自己時運不濟的情況下開導(dǎo)他的一番話。在這里曾國藩沒有說'志當存高遠'的大道理，而從'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應(yīng)當考慮的幾個方面入手，勸他的六弟不要因個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個人應(yīng)當具備的更為高遠的人生目標。信的末尾還說'六弟小試受挫，就抱怨命運不濟，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氣度太小，志向不高遠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業(yè)。志向高遠的人也可能會失敗，但志向短小的人則注定不會有所作為。曾國藩從一個'朝為田舍郎'到一個'暮登天子堂'再到一個'中興以來，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曾國藩也才這樣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經(jīng)常借詩文以抒發(fā)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漢興之初的李斯、陳平、漢末的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xiāng)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詩中表示：
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
豺狠虎豹守九關(guān)，厲齒磨牙誰敢仰？
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
一朝孤鳳鳴云中，震斷九州無凡鄉(xiāng)。
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曾國藩決心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tǒng)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條，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而大顯身手，實現(xiàn)其'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
正是在他的這種遠大抱負下，他才能在自已的平時作為中以勤奮的耕耘、堅忍的毅志來不斷地充實自己，才不為個人一時的患得患失遮住雙眼。正因為這樣，他也才能經(jīng)常用自己的有志與否來檢點自己。
他自省說：自去年（1852年）12月以來，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志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沒有樹立志向?。?/p>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沒有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F(xiàn)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zhuǎn)反側(cè)，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yīng)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diào)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啊！
為了立定一個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國藩還給自己定下了一條座右銘：
不為圣賢，便為禽獸；不問收獲，只問耕耘。
也正是為了樹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國藩才兩次改名。
曾國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種不流于俗的雄心壯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導(dǎo)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種什么樣的'志'則更為重要。
在戰(zhàn)火紛飛、百務(wù)纏身的歲月里，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dǎo)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郁風氣。后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的倡導(dǎo)'王學'有極大關(guān)系。
通過研讀船山著述，使曾國藩的'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shù)觀點臻于完善，也使他的軍功業(yè)績?nèi)缛罩刑臁Ｒ栽鴩獮榇淼南孳?，對中國近、現(xiàn)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顒佑谥袊?、現(xiàn)代歷史舞臺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shù)。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熱血奔放的青年時代，都曾熱烈地仰慕過曾國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