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云是一個年齡不算大，創(chuàng)作跨度卻大，創(chuàng)作數量不少，創(chuàng)作變化多端的、具有很強文體意識、哲學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作家，因而頗難捉摸。要理清劉震云的文脈，不是件容易的事。
捕捉劉震云的審美走勢極困難，他像一只矯健的靈鹿，跳過山澗，躍過峭巖，穿過叢林，呼呼生風地奔跑在山野之間，你要追上他，與之并行，會感體力不支，這不是指作品的數量，而是指的審美的路徑。端詳他的形象，描畫他的個性，揭露其來源，難！因為他有時如同變戲法，決不能用一種現成的，已知的理論套路來看他，你永遠也不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有人說，劉震云是一個出色的鄉(xiāng)土作家，也對也不對。他與鄉(xiāng)土有著深刻的血緣關系，故鄉(xiāng)往往是他敘述話語的起點和觸媒。不管怎么變，鄉(xiāng)村生活經驗和當兵的經驗，也許是影響了他一生的永遠擺不脫的精神背景。
他的成名作是《塔鋪》和《新兵連》。當年我寫文章說：讀《塔鋪》為之一震，有點涼水淋頭的感覺，彷佛從靈魂深處喚起了非常渺遠的記憶，又像從喧囂擁擠的、到處閃著建筑冷光的都市，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園，回到一個有充足水分和陽光的原色的世界。在那兒，“我”和一群農村知識青年背上鋪蓋卷兒，緊緊護好自己的“饃袋”，走進了高考復習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我還寫道，《塔鋪》表現了當代青年企圖追尋靈魂歸屬和踏實存在的一種努力；塔鋪是雙重象征，象征落后，愚昧，不自由狀態(tài)，回憶塔鋪，是為了告別塔鋪；但塔鋪又是責任、動力和愛的象征，追憶塔鋪，又是為了回歸塔鋪。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不敢忘記，我是從那里來的一個農家子弟”。《新兵連》也寫生存的掙扎，淳樸的兵娃子們，為了分到一個好的兵種，為了爭取入黨提干，那帶著憨厚底色的明爭暗斗可真是一場赤裸裸的較量。作者對之充滿悲憫。
但劉震云很快就改變了這種寫法。他寫了另外一批東西：中篇《頭人》，長篇《故鄉(xiāng)相處流傳》《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紀實體《溫故1942》。這些作品筆法雖各個不同，但有一點也許是貫通的，不再像《塔鋪》那樣貼近生活原色，也并不著重單個人物自身的命運，而把人物符號化，象征化，以不動聲色的冷靜，展開了對鄉(xiāng)土中國的精神結構的探究，探索那種周而復始的元素，那種永遠無法改變的秩序，那種主宰歷史的不變的東西，一言以蔽之，尋找歷史之魂。例如《頭人》，寫一代代頭人換湯不換藥，超穩(wěn)定。這里有很強的尋根意識。正如《溫故1942》的題記所言：“如果我們總是遺忘，下一場饑荒會將我們埋葬！”
在這里，需要特別注意劉震云化痛苦為滑稽，變沉重為戲謔的后現代主義姿態(tài)。在《故鄉(xiāng)面和花朵》里，作者借人物郭老三之口說:“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關系的花樣層出不窮，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場戲，剛剛還是主角，轉眼之間，就是別人帶你玩不玩的問題了……”。
然而不久，劉震云又變了，寫起了《單位》《官人》《一地雞毛》等等，暫時放下了他的解構主義。他轉而從生存相到生活化。著力寫當下的生存狀態(tài)，是相對穩(wěn)定的觀照；而瑣碎的生活化，則是流動和不斷變形。當代生活的有力沖擊，使作者不可能過久地沉醉在歸納國民精神結構和尋根以及解構的滿足中，他轉而去體味生活自身的微妙過程。但他研究的仍是當下現象底下的精神結構，比如“單位”之對今天每個人的不尋常的“設置”意味。他寫單位日常的惰性，無邊無形的壓力，人永遠逃不出去的、看不見的卻無法規(guī)避的潛規(guī)則。
近些年來，劉震云又有更大的變化，寫了《我叫劉躍進》《手機》等。他把鄉(xiāng)村和城市連結起來，直至轉向寫知識分子，敏感地寫出了全球化語境和高科技化背景下，帶來的奇妙變化和人自身的不可思議的變異。他是最早藝術地發(fā)現了新媒體對人的情感生活和倫理生活的改變。所謂“手機就是手雷”。
《一句頂一萬句》仿佛又回到了《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的關注點上。從哲學上講，比黃花要深刻了許多。它以其對中國農民的精神流浪狀態(tài)的奇妙洞察寫起，體現了中國當代鄉(xiāng)土敘述的發(fā)展和蛻變姿態(tài)。它的不同凡響在于，發(fā)現了“說話”——“誰在說話”和“說給誰聽”，是最能洞悉人這個文化動物的孤獨狀態(tài)的。他的敘述也有魔力，不憑依情節(jié)，故事，傳奇，而是憑借本色的“說話”，語句簡潔，洗煉，是連環(huán)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絲扣一樣越擰越緊。他寫的似乎是農民，其實是全民族的；探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體無意識，千年孤獨。
就在我寫這篇評說的時候，《我不是潘金蓮》出版了。我起先有些疑惑，這是不是一個急就章呀，有無嘩眾取寵之意？因為寫了很時髦的“上訪”。讀完之后卻感到極大的驚喜。書的內容其實就是那兩篇長序。書開始讓人想起秋菊打官司，上訪的情節(jié)和幾個笑料也不算多么新鮮。然而，村婦李雪蓮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蓮，要證明之前的離婚是假的，于是一路告狀，從縣里、市里告到了北京，法院院長、縣長、市長皆被卷入且罷免。她連告20年，告了個人仰馬翻，以至于，她一旦不在官方的視線之內，馬上會遭到圍追堵截。劉的簡潔詼諧的敘述中，事態(tài)頗能折騰，把這么簡簡單單的故事，弄得沒完沒了，欲罷不能。這部小說最大特點是荒誕感，一部罕見的中國式的荒誕派戲劇。然而，最大的荒誕可能正是最大的真實?；恼Q比真實更真實。我看到了劉震云的銳度和深度，它寫出了相當一些不作為的中國官員的生態(tài)，小說包含著極為尖銳的對現實的干預和對人民疾苦的關懷，卻又是出之于那樣的滑稽突梯，匪夷所思。小說結束在削為平民的史為民春節(jié)買不到車票，萬般無奈之下，高呼要“上訪”，便被安然地送回了老家，而此時，他的連骨肉店的生意火爆之極，似在反諷他的仕途經濟的無效。
我一直認為，劉震云是一個對存在，對境遇，對生存本相，對典型情緒和典型狀態(tài)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長于細致地刻畫單個人，而善于寫類型化的“人”，符號化的人。他的一些創(chuàng)作擴大了典型的邊界，也可說擴大了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疆域和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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