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重新確定了“理智的根據(jù)”
休謨問題對于近代認識論是一個嚴重的挑戰(zhàn)。超越感覺有限性的科學知識并不含得知理性的必然性，這是對理性可借感覺材料形成關于自然世界的有客觀真理性知識，表示了根本的懷疑?？茖W大廈的理性基石被動搖了，我們看來不能再說，是理性賦予人類認識的至上性，純粹的思維只在“邏輯的形式”范圍內有效，它不能僭越邏輯界線妄圖進入經驗世界。
笛卡爾所篤信的純思主體是知識的確實性的根據(jù)，現(xiàn)在被發(fā)現(xiàn)根本無法將“純思主體的確實性”帶入現(xiàn)實經驗世界。那么，對于“認識主體的性質”就應當另外理解了，我們不可倉促地就把它等同于“理性”。確實是“認識主體”在構筑著人所面對的經驗世界，但是，認識主體憑借的不是理性，而是憑借知覺之間的聯(lián)系（聯(lián)想律）固定而成的“習慣”，來構筑我們的經驗世界。也就是說，想象力才是這個“有秩序的世界”的根據(jù)。這個結論把對感覺和理智的認識論研究引入到對非理性的想象力的心理學研究，真理問題被轉化為心理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沒有關于事實的真理，而只有關于事實的心理習慣。把人類對外部事物的認識歸諸于心理習慣所造就的信念，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近代認識論的主旨。因為，我們固然可以繼續(xù)信賴自然科學，但不在相信理性獲得可觀真理的能力。這樣，知識之為知識的本來意義被取消了。這就是休謨問題的破壞力。
休謨問題的實質在于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形而上學真理的可能性被破壞了，即人類不可能獲得形而上學真理，因為休謨問題證明，理性并沒有能力去思維現(xiàn)實世界的形而上本質。休謨之前的形而上學，自以為能夠去做這種思維，但是休謨證明這種思維所用的“諸概念”，一旦脫離經驗就是純粹的虛構，那么諸概念在經驗中則完全不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了，只具有被覺知經驗的聯(lián)想律所局限的信念價值。雖然“主體自由”不可能建立在被經驗所束縛的信念價值上的，但是如果建立在理性的脫離經驗的概念虛構上，那么這種自由便具有全部的虛假性質，是人借助形而上學所完成的自我欺騙。
上述局面急待拯救，否則它將引致取消形而上的真理能力的“主體自由”的這樣一個結果。這個后果，對于近代哲學的內在目的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近代哲學不可能把理性與主體分開，也就是不能把理性與人的自由分開。這種分開，僅在哲學的當代變革中才可能出現(xiàn)，所以休謨意義的積極的一面，其實延伸到了當代哲學之中，只有在當代才能被發(fā)現(xiàn)。
康德作為真正理解休謨問題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立即出來挽救這關系到近代哲學命運的危險局面，同時他也看到了休謨學說的重要貢獻和巨大破壞力這兩個方面。他評價說：“休謨斷言：理性沒有能力即使一般地去思維這樣的連結（經驗思維之間的有必然性的連結），否則它的諸概念就會純粹是一些虛構，而它的一切所謂先天知識就都不過是一些打上錯誤烙印的普遍經驗，這就等于說沒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學這樣的東西?！彪m然如此，休謨也還是把這種有破壞性的哲學叫做形而上學（休謨式的新形而上學，即專門懷疑和破壞獨斷的形而上學思辨職能的“形而上學”），并且認為它有很大價值。他說：“形而上學和道德學是最重要的科學部門；數(shù)學和物理學的重要性還不及它們的一半。不過，這位見解高明的人只注意了它的消極作用，即它可以節(jié)制思辨理性的過分要求，以便制止使人類陷于迷亂的許許多多無盡無休的討厭的爭論。但是，這樣一來，假如“理性的最重要的一些前景”被去掉了的話，他就忽視了隨之而來的實際危害，因為只有這前景才能使意志的一切努力有其最崇高的目的?！?br>康德絕不打算只做休謨式的消極的形而上學工作，思辨理性的過分要求，固然可以由這種“消極的形而上學”去加以阻止，但“消極的形而上學”本身還應該完成一次轉換，即轉換到它的積極方面去，也就是展示“理性的最重要的一些前景”，以使人類的活動“有其最崇高的目的”?？档抡J為，人類最崇高的目的，仍然唯獨理性才能揭示，這就是形而上學這個科學部門存在的根本理由。理性在現(xiàn)有的形而上學形式中當然無法去執(zhí)行自己的這項使命，這一點休謨講得很對，但是休謨取消一切積極的形而上學的結論，卻下得倉促、不正確。新的、積極的形而上學是必定要有的，但是其奠基工作還沒有人做過。休謨清除了舊形而上學的基礎，現(xiàn)在康德要在這塊被休謨被清除過而留下的的基地上，開始為“未來形而上學”做奠基工作。
休謨問題使“理性是否有能力從事形而上學”這一點成為巨大的疑問，因此為未來形而上學做奠基的工作，無疑就應該是，對理性的能力本身進行徹底的考察，康德把這種考察稱為“純粹理性之批判”。
休謨認識論因其對經驗中的理智（邏輯范疇）所做的無情拷問和消解工作，無疑屬于“理性的批判”，但是他的批判產生的是“否定性的結果”，康德批判則是在休謨之后的重新確定“理智的根據(jù)”，劃定理智范圍，而這種批判要導向的是一種確定的積極成果：純粹理性的自我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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