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司馬遷在寫《史記—貨殖列傳》時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如今的形勢之下，管仲這段有關(guān)經(jīng)濟發(fā)展與精神文明建設(shè)的論述再次受到關(guān)注。有人面對社會上出現(xiàn)的許多怪現(xiàn)象與不良風氣發(fā)出了“倉廩實未必知禮節(jié)，衣食足未必知榮辱”的感嘆。
眼下的中國，不守規(guī)矩、不講道德的現(xiàn)象并不罕見。要是批評多了，有人會說：“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中國人現(xiàn)在還不富嘛！”
管仲的名言竟成了不講文明的擋箭牌。事實上，有很多例子證明，不必一定 “倉廩實”，人們就可以“知禮節(jié)”。比如，二戰(zhàn)后德國一片廢墟，國家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1945年冬天十分寒冷，又沒有暖氣。于是，大家上山砍柴用來燒火取暖做飯。有人提議保護小樹并做上記號，不要砍。結(jié)果，雖然沒有人監(jiān)督，做了記號的小樹都留了下來。
按道理，人都快凍死餓壞了，還管什么小樹大樹，燒了再說吧?？墒堑聡藳]有。在德國街頭，有時也會發(fā)現(xiàn)乞討者。他們往往不是簡單伸手討要。筆者在德國曾見到這樣的乞討者，他們在面前的地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請留下您的生日日期和電話，我會在您過生日的時候送來祝福的。”這些做法似乎都證明了，不一定衣食足也可以知禮節(jié)吧？
當下中國，從整體看來，人均國民年收入也已超過一千美元，不少人的“倉廩”更是明顯超過殷實階段，但卻常常讓人看到“衣食足”而不“知禮節(jié)”的行為。開著豪華的車，鳴著喇叭搶行人的先行權(quán)；西裝革履衣著光鮮，闖紅燈無所顧忌；吃著山珍海味，對著服務員劈頭蓋臉大聲喝叫；出國旅行時常把隨地吐痰這樣的陋習帶出國門。這樣的情形，怕不在少數(shù)吧。管子的話，放在眼下的中國，不知道會不會改成“倉廩實未必知禮節(jié)，衣食足未必知榮辱”了。
可見，物質(zhì)基礎(chǔ)并不是國民修養(yǎng)提高的充分條件。德國人那種做法，當然有之前一定程度上倉廩實的基礎(chǔ)，但根本還是來自長期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培養(yǎng)。自律、秩序等優(yōu)良價值觀的教育，早在17世紀普魯士王朝時期就開始了。教育代代相傳，進入了國民的血脈之中，甚至形成了德國國民習慣的一部分。歌德當年說：“假如不是通過一種光輝的民族文化均衡地流灌到全國各地，德國如何能偉大呢？遍布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和劇院，作為支持和促進民族文化教養(yǎng)提高的力量，是絕不應被忽視的?！?br>
筆者認為，管子的話，應該是在說一般的社會現(xiàn)象，并沒有說衣食不很富足，人們就一定不可能懂一些禮節(jié)。還記得小時候，生活十分拮據(jù)，就常聽到父母對后輩做出“人窮不能志短”這樣的教導，但是這樣的話現(xiàn)在好象很難聽到了。
其實，中國的文化積淀中最不缺乏這樣的精神：無論身處何種情形，都能保持良好修養(yǎng)和品格操守?？鬃又鲝垺熬訜o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孔子的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孟子主張“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朱自清“寧可餓死，不領(lǐng)美國救濟糧”；還有人民解放軍當年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自己再冷再餓，不會侵犯老百姓一絲一毫。
不可否認，很多中國人依然為衣食而奔波勞碌。在知禮節(jié)、知榮辱的問題上，我們當然也不應該太過于理想化，不可能期待人人都能成為顏回那樣的人。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問一問：當前中國人道德素質(zhì)上的一些弊端，是否就是“天經(jīng)地義”的，要等到倉廩殷實到什么程度才能改善呢？我們需要的，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的借口，而是一種反求諸己的精神，在文化精神層面反思我們的問題所在。中國文化積淀中，有取之不竭的優(yōu)秀精神，需要我們重拾起來。如果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被拋棄的精神寶藏多一些“認領(lǐng)”，那么中國人“知禮節(jié)”的進程，恐怕要快很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