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四十年代中葉抗戰(zhàn)勝利以后的上海，一些書畫家和文人流行集藏古代紫砂壺，于是，在南市城皇廟一帶的古董商聞風而動，開始去宜興紫砂壺產地尋覓良工仿制明、清時期的經典大作，或臆造歷史名壺。
由于市場需求極大，那些古董商從宜興高薪聘請一批手藝精湛的師傅去上海仿造，他們帶著各種紫砂礦石與泥料以及制壺工具從宜興大浦或烏溪港上船，向東橫過太湖然后轉船到達上海黃浦江畔南市碼頭上岸，水路交通大約需要四天三夜，在上海待兩個月，把做好的壺坯從原路走水路返回宜興，在蜀山的龍窯上燒成，再送往上海，三個月一個周期，一年三季，冬季紫砂良工是不出遠門的，在家陪老婆與小孩，每次把燒成好的壺拿到上海后，會有專業(yè)的人員做舊，然后以老貨名家作品售賣，往往會得個好價錢。
當時，顧景舟在上海的一個月工資可抵十到十五個普通白領一個月的俸洋，年紀雖輕，可誠然已經是一個大師傳了，算起來，他是仿造紫砂壺師傅中最有文化的，他在上海時期，目睹了很多明、清時期高人作品的原作，一般來說，“仿”是一門技術，“造”古才是最高明的創(chuàng)作。在那個時期，時大彬、陳鳴遠的東西最好賣，于是，這兩個人的東西在那個時候仿的最多。顧景舟那個時候也仿的最多，但他在仿制的時候，善于吸納書畫家的意見，也會揉進自己獨到的理解，當然，這段仿古史也幫助他提高了眼界，擴大了視野。
高仿的紫砂壺在古玩商手里都以真品釋出去的，利潤相當可觀，所以，那時的上海古董商對待這些紫砂良工如同衣食父母，有人問我，為什么那些古董商要工手去上海制壺呢？原因大概是宜興的良工大多僅僅只是技術好，對著古代原件仿制比較容易，由于原作價值很大，古董商不放心或舍不得離開自己的視線，所以只能請他們來上海制壺。
另外，由于很多這樣的工手對紫砂工藝歷史以及仿古知識缺乏認知，上海又有一幫專門研究古代紫砂工藝歷史的藝術家可以為紫砂良工們教授及探討古代紫砂陶瓷的特點，以此能做出更符合歷史階段特征的器具。現(xiàn)在故宮以及各地博物館里有些古代名壺的藏品，有一些就出自那個時候上海仿古良工的巧手。所以，判斷紫砂壺真?zhèn)我绕渌沾呻y很多。
還有，古董商玩的另類游戲，就是古玩商為了讓購藏者解除心理疑慮，會把仿好的名人名作偷偷送去鄉(xiāng)下大戶人家，然后編一個上祖做官喜歡紫砂壺的故事，帶著洋人去鄉(xiāng)下收古董紫砂壺，這樣洋人就不會懷疑東西的真贗問題，后來，干這一行的被稱之為埋地雷。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宜興有很多收老壺的人沿著大運河在江浙以及安徽的古村落挨家挨戶去收紫砂壺，有一大部分也來自于上海仿古時期的東西，這部份東西在當時大多去了臺灣，臺灣人又添油加醋制造了許多噱頭，被高價委托給大陸拍賣行拍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