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晚明時期面對戰(zhàn)斗力強悍之后金八旗軍隊，曾經(jīng)連續(xù)取得寧遠之戰(zhàn)、寧錦之戰(zhàn)的勝利。大敗后金政權(quán)兩代國主——努爾哈赤、皇太極，對于當(dāng)時已經(jīng)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煥無疑是最后的希望。對于當(dāng)時實力逐漸增強，逐步占領(lǐng)整個遼東地區(qū)的后金政權(quán)而言，袁崇煥更是最為強悍和難以征服的對手。
天啟七年五月，皇太極率軍渡過大凌河，包圍錦州，發(fā)起了寧錦之戰(zhàn)。在袁崇煥的協(xié)調(diào)和指揮下，明軍將士英勇奮戰(zhàn)，后金軍再一次大敗而歸。袁崇煥也因此成為令人矚目的抗金名將。
崇禎元年，他又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wù)，結(jié)果卻在兩年后被朝廷以最殘酷的磔刑凌遲處死。袁崇煥作為明末著名的抗金將領(lǐng)，卻被他一直忠于的明王朝以酷刑處死，并被京城民眾刻骨仇恨，實為歷史罕見。
毫無疑問，對于當(dāng)時已經(jīng)內(nèi)憂外困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煥對于大明王朝，對于后金政權(quán)都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存在，說其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絕對不為過。可就這樣一位幾乎能夠挽救大明王朝于既倒的抗清名將，在崇禎三年八月，卻被處以了極刑——凌遲重刑。
《明史·袁崇煥傳》有載：
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勛、史褷輩謀興大獄，為逆黨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為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勛繼之，必欲并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明史》中對于袁崇煥的罪名歸結(jié)為“擅主和議”、“專戮大帥”，分別指的是：崇禎二年四月，皇太極和袁承煥之間的和談之事；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以十二款中重罪為由，誅殺毛文龍。
但在《崇禎長編》中，記載了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罪名有過更為詳細的說明：
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qū)，頓兵不戰(zhàn)，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
也就是說，這個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被“英明”的崇禎皇帝列舉了五大罪行：
其大罪一：付托不效，專恃欺隱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禎帝召見袁崇煥及六部群臣于平臺。崇禎帝對袁崇煥寄以厚望，慰勞備至，咨詢復(fù)遼方略。袁崇煥慷慨陳詞：“愿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fù)?！?/strong>皇帝聽后非常高興：“復(fù)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給事中許譽卿乘皇帝退而少憩之際，問袁崇煥五年復(fù)遼之略。崇煥笑言：“圣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strong>
對袁崇煥的要求無不答應(yīng)，關(guān)照在場的相關(guān)各部尚書照辦，所提條件一一予以滿足，對其策略表現(xiàn)出了高度的重視的崇禎皇帝。在袁崇煥前有“五年平遼豪言”，后卻制定“以守為主”的平遼方案后，已經(jīng)有了被騙的感覺，等到皇太極陳兵北京城下的時候，袁崇煥的“欺君”罪名，坐實。
其大罪二：市米則資盜
崇禎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發(fā)生大饑荒，請求袁崇煥通市。袁即上奏要開馬市售糧給蒙古。此時朝中已經(jīng)知道喀喇沁等部投金，崇禎帝警告袁崇煥：“據(jù)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yīng)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而袁崇煥則不以為然，上疏抗辯為蒙古求情，最后迫使朝廷同意對蒙古開市糶米。
袁崇煥的錯誤判斷和固執(zhí)己見不僅帶來了嚴重后果，也使他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后來為后金進攻北京帶路的，恰恰就是這個袁在奏章中認為“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的蒙古部落。
也就是說，皇太極之所以能夠陳兵北京城下，讓崇禎皇帝險些提早成為“亡國之君”，袁崇煥竟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給予了相當(dāng)程度的支持和條件提供。
其大罪三：謀款則斬帥
崇禎二年七月，袁崇煥在皮島用尚方寶劍斬殺了同樣擁有尚方寶劍的東江總兵毛文龍。
《明史·袁崇煥傳》有載：
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shù)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強。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彼烊∩蟹絼刂畮で?。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余無罪。”
注意，袁崇煥乃系在誅殺毛文龍以后，才向崇禎皇帝匯報此事。雖然其擁有的尚方寶劍，有著“先斬后奏”的特權(quán)，但其誅殺的對象畢竟是威震一方，同樣擁有這項特權(quán)的大將毛文龍。
對于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之事，崇禎帝聞之大駭，但也只得優(yōu)旨褒答，并下詔宣諭毛文龍罪狀。但是，毛文龍被殺以后，“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的嚴重情況很快出現(xiàn)，竟為后金政權(quán)統(tǒng)一遼東地區(qū)做出了直接貢獻。
也就是說，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一事，直接引起了兩方面的負面效果：一方面引起了崇禎帝和朝臣對袁崇煥的疑慮，為其后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也使毛文龍所建立的東江部隊開始瓦解，失去了牽制后金的戰(zhàn)略作用。
其大罪四：縱敵長驅(qū)，頓兵不戰(zhàn)，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
這件罪行直指皇太極陳兵北京城下的事件。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率數(shù)十萬兵馬繞過寧錦防線，取道遼西，以蒙古諸部為先鋒，分路突破長城邊隘的龍井關(guān)、大安口、馬蘭峪，攻陷遵化，進逼北京。崇禎帝一面令京師戒嚴，一面詔令各路兵馬勤王。
而對于鎮(zhèn)守遼東的袁崇煥，崇禎皇帝心中的不滿，自然非常明顯。雖然袁崇煥很快做出了反應(yīng)，崇禎皇帝也“甚喜，溫旨褒勉，發(fā)帑金犒將士，令盡統(tǒng)諸道援軍”，但在袁崇煥以兵馬長途奔波，疲憊不已，請求入城休整后，朝堂上下立馬掀起了對袁崇煥的聲討之聲。原本就對袁崇煥心生嫌隙的崇禎皇帝在下達“不許”命令后，令其“出與大軍鏖戰(zhàn)，互有殺傷”。
后金軍隊形象
袁崇煥作為薊遼督師，手握重兵，既沒有拒敵于長城以外，又沒有阻敵于薊門防線，而是跟到北京城下才與敵決戰(zhàn)。此舉使京城突遭兵禍，引起城外紳民的極度不滿。于是“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
這些謠言和議論不斷傳到崇禎帝耳中，使他對袁崇煥的疑心越來越重。十二月初一，崇禎帝在平臺再次召見袁崇煥，問以擅誅毛文龍等事，崇煥無言以對。于是宣布將其停職，入詔獄收監(jiān)待勘。
其大罪五：潛攜喇嘛，堅請入城
皇太極能夠直接越過袁崇煥，直逼京城，讓崇禎皇帝直接感受到滅國被誅的威脅，本就是該殺大罪。袁崇煥發(fā)現(xiàn)后金軍越過防線后，并未進行追襲、攔截，而是率兵跟躡。他不顧明朝勤王援軍不得在京城下作戰(zhàn)的規(guī)定，不聽部將勸阻，率兵前往北京，于十六日晚抵達廣渠門外。此時后金軍已經(jīng)在北京城外侵掠達四天之久。盡管如此，崇禎帝還是立即召見袁崇煥，而他不顧勤王援軍不得入城的規(guī)定，多次要求率關(guān)寧軍入城休整，均遭拒絕。
皇太極的八旗軍隊能夠攻至北京城下，本就有著袁崇煥的最大罪過，崇禎皇帝對其是不是已經(jīng)和皇太極達成某項共識和聯(lián)盟，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懷疑。此時，袁崇煥再數(shù)次請求入城，肯定會被崇禎皇帝拒絕甚至?xí)由顚ζ涞膽岩伞?/p>
后金軍攻城情形
由此可見，袁崇煥此時的“忠心”，就和當(dāng)初許下“五年平遼諾言”一樣，為自己的被誅奠定了絕對基礎(chǔ)。
不可否認，袁崇煥對于后金政權(quán)的制約能力，對于大明王朝的挽救能力，乃屬不可替代的所在。但其最終落于被凌遲的悲慘命運，或許并不在于皇太極的“離間之計”，不在于崇禎皇帝的“疑心太重”，更不在于崇禎朝堂奸臣們的陷害和攻擊，而在于其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錯誤導(dǎo)致的。其連續(xù)走錯的五步棋，就是導(dǎo)致其最終被誅的五大罪行。
《明史·袁崇煥傳》有載：
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圣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弊u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zé)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nèi)，戶部轉(zhuǎn)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diào)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yīng)，方克有濟?！钡蹫轱喫牟砍?，如其言。
經(jīng)人提醒以后，袁崇煥意識到了自己向崇禎皇帝許諾之“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fù)”的狂妄之言。于是再度向崇禎皇帝提出“戶部轉(zhuǎn)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diào)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yīng)”的苛刻要求，試圖為自己的“狂妄自大”尋找托辭。但可能連袁崇煥都沒有想到，崇禎皇帝竟然一口答應(yīng)了袁崇煥的苛刻要求。
明軍形象
這下，袁崇煥徹底的騎虎難下，只能迎著頭皮艱難履行自己許下的諾言。
此為袁崇煥下錯的第一步旗，直接奠定了袁崇煥的被殺。
崇禎元年八月，袁崇煥出山海關(guān)趕往寧遠，督師薊、遼。他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如平定兵變、整頓軍隊、統(tǒng)一事權(quán)、重建寧錦防線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擅殺東江總兵毛文龍，為袁崇煥之死增添了砝碼。
不可否認，當(dāng)時的毛文龍確實有著被殺的罪行所在。一是因其桀驁不馴、難以統(tǒng)馭，殺之以肅軍；二是歸并其軍隊，統(tǒng)一指揮。
但是，毛文龍畢竟和袁崇煥一樣是統(tǒng)馭千軍萬馬的邊關(guān)大將，他在皮島雖有諸多不法之事，但他屢次派兵襲擊后金，使皇太極不敢全力放手西進，其對后金的牽制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袁崇煥明知“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卻大膽而自負地殺了毛文龍，并改編了他的部隊，收歸為己用。
這一步棋，袁崇煥錯在了自己太過信任崇禎皇帝給予自己的“先斬后奏”之權(quán)，或者太過明顯的表現(xiàn)出了自己對軍權(quán)的巨大貪心。
尚方寶劍
袁崇煥擔(dān)任薊遼督師后，采取了類似于后金政權(quán)同蒙古部盟之間“滿漢聯(lián)盟”的政策，非常重視聯(lián)蒙抗金。為了鞏固自己費力推行的“聯(lián)蒙抗金”政策，袁崇煥在蒙古遭遇饑荒的時候，不顧朝廷發(fā)來的“據(jù)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yīng)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提醒，一意孤行，擅開邊關(guān)市場，恢復(fù)了早就禁止的邊關(guān)通市。
可是袁崇煥的錯誤在于，他沒有弄清楚到底哪些蒙古部盟才是自己刻意拉攏，哪些早已經(jīng)歸順了后金政權(quán)。這些被袁崇煥救于饑荒的蒙古部門，雖然不包括科爾沁這等后金政權(quán)的鐵桿支持者，但卻有著太多的暗中勾連之部盟。
皇太極之所以能夠繞開袁崇煥，直撲明朝都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這些被袁崇煥救下的蒙古部盟。他們不但為后金八旗軍隊提供了后勤保障，還為八旗軍隊領(lǐng)路，直接為皇太極圍攻京城做出了巨大貢獻。
也就是說，皇太極陳兵明朝都城，袁崇煥間接的為其做了嫁衣裳，為自己的凌遲之刑再添上了幾刀。
其實，皇太極對袁崇煥施行的“離間之計”早在努爾哈赤駕崩的那天，就已經(jīng)開始謀劃。
《明史·袁崇煥傳》有載：
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吊，且以覘虛實。我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
后金政權(quán)和大明王朝之間早已經(jīng)成為水火之勢，即使有著短暫的和平，也只是以圖再戰(zhàn)的緩兵之計。面對后金政權(quán)的“報喪”，袁崇煥的處理方式絕對不會被崇禎皇帝理解，甚至?xí)枰灾\通敵國的懷疑。
崇禎帝即位后，皇太極先后多次給崇禎帝、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遼東巡撫畢自肅、東江總兵毛文龍等人送信請求和談，但都沒有回音，可以看出明朝君臣對和談非常忌諱。崇禎二年閏四月，皇太極得知袁崇煥復(fù)出，便派人致書請求和談。袁崇煥接到來信卻積極響應(yīng)。兩人書信往返不斷，多次和談，直到十月皇太極發(fā)動己巳之役，入關(guān)圍攻北京。
袁崇煥與后金和談雖然是為了爭取時間休養(yǎng)兵馬，鞏固城池，構(gòu)建防線，但也造成了朝廷君臣對他的誤解，為自己被殺又增加了一個砝碼。
皇太極的大軍直逼明朝都城之時，袁崇煥的回援看似讓崇禎皇帝“甚喜”，但實際上這場就因為袁崇煥的“瀆職”而直接造成的兵禍，早已經(jīng)讓崇禎皇帝對其心生嫌隙。而且，就職權(quán)范圍而言，擔(dān)任薊遼督師的袁崇煥對都城所在也肩負著守衛(wèi)職責(zé)。但是，在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的“分內(nèi)之事”予以格外厚恩，“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zhàn)守策，賜御饌及貂裘”時，袁崇煥非但沒有立即請罪，為這場兵禍中，自己所犯下的過錯而請求崇禎皇帝的原諒?fù)?，反?strong>“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這不是找死嗎？
遭到崇禎皇帝的拒絕后，袁崇煥似乎心有怨氣，直接在京城外郊同后金軍隊展開了鏖戰(zhàn)，這看似忠心為國的表現(xiàn)，卻讓袁崇煥觸犯了“勤王援軍不得在京城下作戰(zhàn)”的明朝祖制，袁崇煥的死期似乎已經(jīng)確定。但在此關(guān)鍵時刻，崇禎皇帝對于袁崇煥依然皇恩浩蕩，“賜酒食勞軍”。最后，在火炮的大規(guī)模使用下，后金軍隊方才退卻，解除了都城圍困。
但是，自認為立下大功的袁崇煥，卻未來及享受成功快感，就很快被之罪下獄。
《明史·袁崇煥傳》有載：
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清設(shè)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
這里，將皇太極的“離間之計”記載為袁崇煥被誅殺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實際上，早在離間計之前，袁崇煥在朝堂之上已經(jīng)成為了眾矢之的。
飄雪昭冤之袁崇煥被誅
為什么？
這些在朝堂之上的朝臣們，為了躲避災(zāi)禍、躲避于都城內(nèi)風(fēng)行的瘟疫，幾乎每家都在京郊有別墅大院，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全部集中在城外，似乎已經(jīng)做好了隨時撤離京都的打算。袁崇煥選擇在京郊同后金大軍決戰(zhàn)，無疑會嚴重破壞這些朝臣們的家產(chǎn)、別墅。后金大軍退去以后，朝臣自然會將全部的怨氣一股腦的發(fā)泄到袁崇煥的頭上。
也就是說，即使沒有皇太極的離間計，在閹黨的推波助瀾和崇禎皇帝對其的忌憚和懷疑下，也勢必會對其動手。
崇禎十六年，明朝都城被李自成的大順軍攻破，被逼著“國君死社稷”的崇禎皇帝在自縊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話：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于此。
或許，這其中也有著崇禎皇帝對袁崇煥的愧疚和悔恨之情，“為奸臣所誤”的諸人諸事中，袁崇煥乃系最關(guān)鍵的所在。但是，袁崇煥在戰(zhàn)略上只重寧錦防線而忽略全局、擅殺毛文龍而瓦解東江、違抗圣命入糶蒙古以及在己巳之變中的一系列指揮失誤，或許又證明了袁崇煥的被殺，乃系必然結(jié)果，并無冤屈之處。
一代抗清名將袁崇煥，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或許死的并不冤！
參考文獻：《明史·袁崇煥傳》、《崇禎長編》、《明史·列傳第二十三·莊烈帝第一》、《清史稿·太宗本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