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帝王們的“罪己詔”，不論是當(dāng)時還是后來，都有兩種評價：一種是推崇的，一種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較多，但批判的卻也十分致命。
推崇的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罪己詔”是帝王們的“魅力型統(tǒng)治”。錢穆先生在他的《黃帝》和《國史新論》中提到“罪己詔”時認(rèn)為，中國古代帝王發(fā)布“罪己詔”的做法，是與君權(quán)對舉的。西方學(xué)者韋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帝王的“罪己詔”，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論相比較后認(rèn)為，如果一個皇帝不能對自己的政過進(jìn)行反省的話，他的charisma就會流失掉。
二、“罪己詔”是帝王們的“自我批評”。有個叫李雪晴的，在他《尋找那棵樹――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認(rèn)為：人非 圣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于古訓(xùn)；有過自責(zé)，也算常人修身應(yīng)有之義。但是，帝王決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際，近乎“神”，“君權(quán)神授”嘛?！叭绱松袷サ墓糯弁酰茏允∑溥^，已殊非易事，若進(jìn)而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加轟動輿情了?！?/p>
三、“罪己詔”是一種“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具體操作。漢朝王符在他的《潛夫論·明闇》中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碧瞥奈横绨堰@句話歸納成八個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對“罪己詔”的肯定，也表現(xiàn)在下面兩點上：
一、 唐德宗頒發(fā)《罪己大赦詔》后，據(jù)史書記載，“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二、詩人李白寫的那首“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君以明為圣”的頌揚詩。正是因?qū)Α白锛涸t”的這樣肯定，有人也就對崇禎皇帝臨死前的“罪己詔”，不乏贊美之詞，說 朱由檢“畢竟還有愛民之心，寧愿以一人碎尸來保護(hù)百姓?！笔芳疫€認(rèn)為，朱由檢“十七年里勵精圖治，企圖中興振作，但終是無力回天?！币驗椋皬乃腔谝惶炱?，國家大廈將傾、分崩離析的事兒就接連不斷”的發(fā)生，最后“崇禎只能手忙腳亂而又徒勞無功地一遍遍涂寫‘罪己詔’”，說他這是“在為萬歷和天啟兩代皇帝充當(dāng)亡國之君的替罪羊。”有個叫顧炎武的思想家認(rèn)為，有亡國與亡天下之分：亡國只是君王姓氏的輪換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則是整個社會風(fēng)尚的沒落與淪喪。并得出結(jié)論：“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國的”。
這是對“罪己詔”的肯定；
在對“罪己詔”的批判方面，人們普遍認(rèn)為，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詔”，也有“欺騙性的一面”。比如：
一、“僅僅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討”。元和七年（公元843年），淮、浙發(fā)生了水旱災(zāi)害，廟堂官員御史調(diào)查后作了不實的災(zāi)情匯報，唐憲宗聽罷心里有了底；后來，他又聽地方官的災(zāi)情匯報，卻和御史的匯報大不一樣，唐憲宗就懷疑地方官匯報的災(zāi)情不實。宰相李絳指出來不該懷疑，唐憲宗想想也是，當(dāng)即就認(rèn)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zāi)當(dāng)亟救之，豈可尚復(fù)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應(yīng)當(dāng)?shù)?，也正是古人倡?dǎo)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說幾句“不思，失言”了，對皇帝來說，也是在經(jīng)常見面的大臣跟前順嘴的事，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當(dāng)然，唐憲宗能做到這樣，的確也“委實不易”；不過，倘若將此類事拔高成“自我檢討”、“罪己”，卻有些“嘩眾取寵”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這自然是史家所為，看來，高興的可能只有皇帝和這位史家了。
二、“愛民如此，令人嘆服?！碧铺谪懹^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李世民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zāi)朕身，以存萬國，是所愿也，甘心無吝?！睘榱税傩沼酗埑?，寧愿上天把一切災(zāi)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這似乎是古代帝王們經(jīng)常要做的事。然而，這樣的愛民之“詔”，很難讓人恭維。因為，災(zāi)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來時，人只能想辦法減輕、減少受災(zāi)的程度，卻是沒有辦法選擇的。所以，李世民舍己“使年谷豐稔”、“以存萬國”，這不僅不現(xiàn)實，而且也不可能，不過是向天下人“詔”了一句空話而已；其目的是通過這類空話，得到一個“君與民同甘共苦”的好名聲。
三、在“自我鑒定”中鑒定自己。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后關(guān)頭（死與亡），有功擺的就擺功，沒有功擺的就罵自己。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后者。清朝順治皇帝十四歲就親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親政后，史書上說：“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都?xì)w罪于自己，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詔”，列舉了自己的十四條罪狀：沒將國家治理好，老百姓沒能過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親養(yǎng)老送終，罪二；父親死時自己年幼，未能替父親服三年之喪，罪三；未與祖父、父親的子孫們常敘叔侄、兄弟之情，罪四；親近漢族文士，疏遠(yuǎn)滿族武將，罪五；對人要求過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長，埋沒了人才，罪六；姑息養(yǎng)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稱職，卻不能及時罷斥，罪七；國用浩繁，兵餉不足，只知讓群臣商議減少俸祿，卻不裁撤宮中費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損下，罪八；營建宮室，極盡精巧，卻不體恤百姓之艱辛，罪九；董鄂妃逝世，喪葬過于排場，罪十；不以明朝滅亡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營私舞弊，罪十一；貪圖安逸，接見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誼滯塞，罪十二；自恃聰明，不虛心納諫，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錯，卻不能及時改正，致使過錯越積越多，罪十四。有人認(rèn)為，順治檢討自己“觸及靈魂，實屬亙古第一人。”
清朝順治皇帝是中國古代帝王中不斷下“罪己詔”的一個人，此外，還有一個平均三年多點就下一道“罪己詔”的皇帝，他是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
下罪己詔死的 朱由檢
史書上說，明朝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朱由檢就下了一道“罪己詔”，這道“詔”最大特點不在“罪己”，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內(nèi)幕。就在這次自曝官場腐惡內(nèi)幕七年后，即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這位朱皇帝就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并帶走了一個朝代。
順治和 崇禎這兩個皇帝的死，盡管各有不同，有一點卻是相似的：不斷地下“罪己詔”，直到臨死，也沒有忘記下“罪己詔”。看來，“罪己詔”不管多么有“charisma（魅力）”，多么有“轟動輿情”；但對他們幫忙實在不大。有人認(rèn)為：天災(zāi)，與帝王們關(guān)系不大，而人禍，則絕對是帝王們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災(zāi)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激起的饑民造反，以及統(tǒng)治集團(tuán)內(nèi)部的悍將叛亂，奸臣謀大位，皇族窩里斗，乃至于所謂“外患”等等，究其禍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較而言，天災(zāi)不可抗拒，人禍卻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說來簡單：時刻保持警惕，留心苗頭，杜于始萌；緊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潰于蟻穴，道理誰都明白，但是，實際行動起來，卻往往任皇權(quán)若野馬脫韁，恣意妄為。權(quán)力的自信過剩癥必致拒諫飾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過的機會，終于大禍釀成，大錯鑄成。大禍臨頭，帝業(yè)動搖，甚至危及帝王頭顱時，帝王也會“罪己”的；不過，這樣的“罪己”，除了警戒后人之外，對那個皇帝、對那個朝代，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所以，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罪己詔”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xiàn)象”。多少年來，盡管有人也談起過“罪己詔”；“但是很顯然，人們對‘罪己詔’這個問題已經(jīng)變得非常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