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貴妃進宮后恃寵而驕，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tǒng)領著全詩；
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nèi)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
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后回朝時，重過馬嵬，“不見玉顏空死處”?；貙m后，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回腸；
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xiàn)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后終在虛無縹緲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xiàn)于仙境?！扒椤钡男挂殉撚诘弁蹂娱g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愿望與客觀現(xiàn)實的矛盾沖突表現(xiàn)無余。結(jié)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于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xiàn)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nbsp;
應該說，寫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觀上是同意陳鴻的“懲尤物、窒亂階”之說的，后來在《新樂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還重復強調(diào)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題，明確宣揚性愛之為害，但是又承認“人非木石皆有情”，性愛是消滅不了的，所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只好是“不如不遇傾城色”。但在《長恨歌》的實際寫作當中，他又服從了民間愛情故事所表達的人類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這樣，整個故事便具有了更為深刻復雜的涵義：既寫了真美，又寫了真惡，并將兩者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麗情集》本《長恨歌傳》有一段話：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贝酥^也?！∵@段話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對這一問題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寫作《長恨歌》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不因為“甚惡”而抹煞“甚美”。盡管其主題最后似偏離了對“甚惡”的譴責，但“甚惡”內(nèi)容本身畢竟沒有被抹煞，反過來又豐富了“甚美”的涵義?！?nbsp;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chuàng)作中服從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tǒng)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并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jīng)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jīng)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nèi)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tài)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yè)，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cè)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云龍、為風鵬，并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并以“不惑”來總結(jié)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tǒng)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jié)果。排斥的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nèi)，他們從現(xiàn)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fā)，把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簡直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fā)，有條件、并且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貶江州以后，“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fā)生了轉(zhuǎn)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zhuǎn)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zhuǎn)向關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zhí)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