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lsh在2008-1-17 12:33:00的發(fā)言：
一.隋唐兩朝的建都概況
581年，楊堅篡周，建立大隋，以北周的西京長安為首都，以北周之東京洛陽為
東都。582年，罷東京。584年，關中大旱，皇室糧食供應出現(xiàn)問題，隋文帝帶領文武百官及后宮移居洛陽，585年返回長安。此后兩次文帝政府移居洛陽也
是長安糧食供應問題所造成。實際上，長安的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在西漢后期已突顯。關東地區(qū)是中國的人口及經(jīng)濟中心，長安作為首都不足之處一是遠離經(jīng)濟中
心，漕運困難；二是不利于治理控制廣大的關東地區(qū)。
604年，隋文帝駕崩后，隋煬帝楊廣即位，發(fā)生漢王叛亂，使煬帝更加認識到長安作為首都的不足之處。當年下詔在漢魏洛陽城西18公里處營建東京洛陽。工程
極為浩大，每月征發(fā)200萬人，歷8個月始建成。該城雖規(guī)模不及大興，但極盡奢華?？朔舜笈d城規(guī)模過大，城內(nèi)人煙空曠的缺點。城建成后，煬帝遷政府及皇
室到洛陽，又遷各地富豪數(shù)萬戶至洛陽，在城西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皇家園林--西苑，周長200里。此后煬帝又以洛陽為中心，開通大運河，使洛陽短期內(nèi)
發(fā)展成為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此后洛陽成為隋朝事實上的首都，而大興徒冠以京師之名，實際處于陪都地位。
618年，李淵在長安建立唐朝。洛陽本是隋朝東京，619年隋皇泰主禪位于王世充，洛陽成為王鄭政權(quán)的都城，621年，唐滅鄭后不久，廢除東都。洛陽成為李世民的秦王府所在地。唐太宗時，改名洛陽宮，太宗政府曾三次搬遷到洛陽辦公，歷時兩年有余。
657年唐高宗把洛陽定為永久性的東都。朝廷事實上已于太宗時期分三次遷到洛陽。但在657
年，它被正式定為第二個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宮。每個部和每個衙門都在洛陽設分支機構(gòu)，662
年甚至還在那里辦起東都國子監(jiān)。從此，整個朝廷經(jīng)常遷往新都去處理公務，長期成為定制。雖然在空蕩蕩的京師長安始終保留著一個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實際上不
但整個皇室及其隨從，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機構(gòu)在這幾次遷移中也轉(zhuǎn)移一空。
幾次遷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而且耗資巨大。眾多的扈從人員給
所經(jīng)之地帶來了貧困，他們經(jīng)過的地區(qū)通常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免繳賦稅，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所造成的破壞。高宗時期，朝廷遷往洛陽不少于七次；高宗
統(tǒng)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 年中，盡管幾次來往于兩京之間，但他主要在洛陽居住。683
年后期高宗死在洛陽后，武后永久性地把首都定在洛陽，一直到701
年。691年，武則天遷雍州、并州等地十萬戶充實洛陽后，洛陽成為成為人口第一大城市，經(jīng)濟繁榮程度非長安所及。
朝廷在東、西兩個京都之間來回遷移，使帝國財政極度緊張。洛陽需要建造許多新的宮室和官署，以提供一個京都的必要設施。耗資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時期不斷進行。因此，進行這一新的和花費極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對遷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釋。長安是西北地區(qū)的自然中心——當西北貴族集團已處于統(tǒng)治地位時，它是文職官僚機構(gòu)的自然政治中心。指定在
公元前1000
年前已成為帝國政治勢力所在的東部平原附近的另一個中心為新都，這本身是一個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勢力的全盛期已經(jīng)過去了。遷都又是一個旨在取悅于許
多東北出身的官員的行動，他們在高宗時期當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熱心的支持者。
第二種解釋純粹是經(jīng)濟方面的。長安位于比較貧窮和生產(chǎn)不發(fā)達的地 區(qū)，易遭受長期的嚴重干旱。從外地供應長安谷物既困難，費用又極大。供應洛陽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復雜的河渠網(wǎng)系。
這兩種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沒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遷往洛陽時期，長安地區(qū)有時是繁榮的，而新的東都有時卻遭受饑荒災害。很可能有第三種因素常常
決定了遷都，這一因素就是被傳統(tǒng)歷史學家所強調(diào)的武后的情感和精神狀態(tài)。據(jù)說在駭人聽聞地除掉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吹剿齻兊墓砘曜魉?，因此
她感到繼續(xù)住在長安是不能忍受的。
701年10月，武周政府遷長安，可能是要減輕在洛陽積聚的反對她所寵幸的人的壓力。703年朝廷又遷回洛陽。706年11月，唐中宗政府再次把政府遷往長安。709年，關中大旱，唐中宗本欲遷都洛陽，但遭到了韋后的反對，因韋后的政治根據(jù)地在關中。
同時，中宗時期的特征是饑荒連年不斷。705 年的一次大洪水使河北的17 個州受災，同時淹沒了渭水流域。706
年發(fā)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它從冬季持續(xù)至707 年夏初，結(jié)果造成了關中、河北和河南的饑荒。708
-709年又發(fā)生嚴重的饑荒，當時糧食必須通過陸路用大車從大平原和從江淮地區(qū)運往長安。
早在中宗初期，李嶠和宋之問已力促他永遠遷都洛陽，
現(xiàn)在大臣們又重提此議，但韋后利用他對皇帝的影響，加以阻撓。崔湜企圖另辟一條跨山區(qū)經(jīng)商州的通往南方的路線，這個嘗試是一次災難性的和勞民傷財?shù)氖 ?br>中宗之死沒有解決這一問題。睿宗和玄宗的新政權(quán)仍很不穩(wěn)固，所以不可能離開長安，而自然災害循環(huán)反復，不斷發(fā)生。711
年，河東汾水流域發(fā)生一次大地震，很多人喪生。712 年春長期干旱，另一次在夏初。712 至713年渭水流域和長安京畿區(qū)發(fā)生嚴重饑荒。714
年又有一次嚴重干旱。713 年玄宗決定遷都洛陽，但他與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危機使此行不可能實現(xiàn)。
717
年初，勢在必行的事情終于發(fā)生，玄宗被迫將朝廷遷往洛陽。與往常一樣，此行路途艱難，代價高昂，時間又長；玄宗一行用了24
天才抵達洛陽，朝廷留在那里直到718 年冬。在以后的20 年中玄宗共在洛陽度過10年，朝廷五次搬遷到洛陽，搬動花了很大的代價，并把政務嚴重打亂。
當朝廷在736 年后期遷回長安時，因出現(xiàn)了富足的新形勢及漕運條件的改善，它就長期留在長安。洛陽仍是東都或東京。但只到904年2月唐政府才又搬到洛陽，直到907年閏8月唐亡。
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756年-761年間，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先后在東京洛陽建燕政權(quán)，在戰(zhàn)亂中衰敗不堪。唐西京長安在736－904年作為唐
庭所在也飽受戰(zhàn)爭困擾，多次被外族、起義軍及叛軍所占據(jù)，繁華一去不返，尤其是904年2月遷都洛陽后被朱溫徹底焚毀。
二.隋唐都城的設置
隋、唐兩代的首都或在長安，或在洛陽，在長安的時間約占近十分之八，其余70年在洛陽。
隋文帝楊堅開皇元年(581)代周稱帝，沿襲西魏、北周之舊，都于西漢所創(chuàng)建的舊長安城。次年，在舊長安城東南龍首原南側(cè)營建新都，名為大興城；開
皇三年遷都大興城，習慣上仍稱新都為長安。仁壽四年(604)煬帝即位，詔以洛陽為東京；大業(yè)元年(605)營建洛陽新城于漢魏舊城西十八里，遷都于此。
此后長安雖仍居“京師”之名但朝廷百官常駐東京，成為實際上的首都。大業(yè)五年改稱東都。
唐初都長安。高宗顯慶二年(657)以洛陽為東
都，官司準長安。此后二十多年到他在洛陽去世，往返兩都間達六次，居洛陽時間多于長安，惟名義上長安仍為“京師”。武則天稱制，遂定都洛陽。光宅元年
(684)改東都為神都，京師為西京。神龍元年(705)中宗即位，復以洛陽為東都，長安為京師(通稱京城或西京)；706年11月，還都長安。
長安本為雍州治所，洛陽本為洛州治所，玄宗開元元年(713)升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是為升京都所在州為府之始。
自開元五年起，玄宗曾五次移居洛陽，共約十余年。開元二十四年以后才定居長安，天寶元年(742)以京師為西京，東都為東京，稱長安為京城，洛陽為
都城。肅宗至德二載
(757)改西京為中京，上元二年(761)復為京師，寶應元年(762)建號上都。天佑元年(904)朱溫迫昭宗遷都洛陽(東都)，其時實際政治中心已
在朱溫的駐所汴州。三年后，朱溫稱帝，唐亡。
隋煬帝大業(yè)六年“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在實質(zhì)上將江都郡作為陪都，但未加“京”、“都”稱號。
唐代除長安、洛陽兩處更迭為首都、陪都，合稱兩都或兩京外，太原、蒲州、鳳翔、成都、江陵五處曾先后建為陪都。開元以后，以長安、洛陽、太原三都并建為常制，至德到寶應時又曾建五京。
武則天稱帝，以并州乃武氏故鄉(xiāng)，比漢之豐沛，長壽元年(692)以并州為北都；神龍元年中宗即位，罷北都。開元九年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當年罷都，復為蒲州。十一年又以并州乃高祖起兵處，復置北都，升并州為太原府。天寶元年改為北京，肅宗上元二年罷京號，寶應元年復為北都。
安史亂起，兩京淪陷，玄宗奔蜀郡，肅宗即位于靈武，明年移蹕鳳翔。至德二載收復兩京，肅宗從鳳翔、玄宗從蜀郡先后回到長安，詔改西京(京兆府)為中
京，以鳳翔為“中興駐蹕之所”，建為西京鳳翔府，蜀郡為“上皇南巡之地”，建為南京成都府；合東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為五京。肅宗上元元年以荊州
為南都江陵府，制置準兩京，成都府罷京號。二年停東、西、南、北四京號。寶應元年復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
北都。不久，罷西都、南都，復為三都。
三.隋唐兩京的規(guī)模及建制
唐西京長安
唐朝都城長安是在隋朝大興城的基礎上又陸續(xù)完善和擴建的。
唐長安為三重城，內(nèi)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宮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為一重。外城城周為36·7公里，面積約83.1平方公里。內(nèi)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宮城
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兩側(cè)東為太子居所——東宮，西為后宮之所——掖庭，又稱“大內(nèi)”。皇城是中央各官署辦公之所，中央官署獨立區(qū)劃、與民居分離，
始自隋文帝修建大興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監(jiān)、秘書省、御史臺、十六衛(wèi)官署集中于此。外郭城由街、坊和街幾大部分組成，朱雀大街為中軸街，左右兩側(cè)分別稱
東街和西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和十四條南北向大街將外郭城分割為114坊,其中南四排坊十分空曠，甚至成了市民們的田地。東西兩市，位于街東和街西中間偏
北，各占兩坊，是長安繁華區(qū)的兩大中心區(qū)域。三重城都是相對獨立和封閉的格局，居民的社會活
動空間則主要是在坊市里進行，商業(yè)活動、文化娛樂活動、社會交往活動的空間和時間都受到封閉式格局的限制。在三重城區(qū)中，變化最顯著的是坊市區(qū)，唐宋城變
化的關鍵即指坊市制度逐漸被突破。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
年)在朱溫脅迫下遷都洛陽，毀撤長安宮室、百司府廨、民間居室，又給了本已殘破不堪的長安致命一擊，“自此遂丘墟矣”。其后，京兆尹韓建對殘破的長安城進
行了重新規(guī)劃和改建，所建新城由原來的三重城變?yōu)橐栽瓕m城和皇城為基礎的內(nèi)外二重城，總面積只相當于原來的十六分之一，內(nèi)外城與原外郭城萬年、長安兩縣城
又形成子母城的關系，以加強防御。南北中軸線格局也因朱雀門的封閉有所變化，貫通景風門(東)和順義門(西)大街東西中軸線的作用加強。整體內(nèi)縮的格局，
與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漸東移、長安從中心軸心(長安—洛陽)的西端逐漸邊緣化的趨勢相適應。而往日熙熙攘攘、喧囂繁盛的外郭城降格為拱衛(wèi)內(nèi)外城的外圍
區(qū)域。
唐東都洛陽
唐代實行兩都制，洛陽為東都，其政治地位僅次于長安，甚至在唐高宗、武則天主政時期及昭宗遷洛后，曾取代長安的政治中心地位；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洛陽政治地位和長安基本平等，玄宗政府曾有十年時間遷到洛陽。洛陽城，周長28公里，面積 47.8平方公里。洛陽城市建
制與長安同，分為內(nèi)外城，內(nèi)城包括宮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上陽宮位居皇城之外，唐高宗、武則天等長期居此處理朝政。外郭城因
洛水橫貫而自然分成南北兩區(qū)，郭城內(nèi)縱橫各１０街，計１１２坊(原為１０３坊，后增)，各坊面積均小于長安各坊，坊制同于長安。郭內(nèi)設三市，分別為北市、
南市和西市。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兩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別臨近漕渠、運渠和通化渠。
內(nèi)城與坊市區(qū)的比例大體同于長安。
洛陽城雖然仍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陸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閉式的格局，與長安相比，居民活動空
間、交往空間和交易空間都更具開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時間皇帝和中央機構(gòu)都在長安，洛陽城內(nèi)官民商的社會氛圍更寬松，受到的約束明顯小于長安，自由度明顯大
于長安。史載：“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余邸”。別墅、園林的興建之風，一直延續(xù)到北宋。相對開放的城市布局與游離于政治中
心邊緣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陽與長安不同的城市社會氛圍。
唐宋時期政治中心逐漸東移的過程中，洛陽由原來唐長安——洛陽軸心格局的東端，經(jīng)過連續(xù)震蕩和多次搖擺，逐漸成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陽——開封軸心格局的西端。
在唐朝歷史上，西京長安城長期分有長安及萬年年管轄，甚至一度分為四縣管轄；東京洛陽城長期內(nèi)也同樣分有洛陽及河南兩縣管轄，一度也曾分為四縣管轄。只有長安、萬年、洛陽、河南四縣稱為京縣，等級高于普通轄縣。該四縣縣令為正五品，以別于其它縣令。
四. 隋唐時期長安與洛陽的宮城與皇城比較：
長安宮城：位于南北中軸線的北部：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
洛陽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
－－－－－－－－《唐兩京城坊考》
長安宮城在北，長千四百四十步，廣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其崇三丈有半。
洛陽宮城在皇城北，長千六百二十步，廣八百有五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
－－－－－－－－－－《新唐書》地理志
同時洛陽紫禁城城墻是磚城墻；長安宮城是土城墻。
在來比較一下長安和洛陽的皇城：
長安皇城長千九百一十五步，廣千二百步。其崇三丈五尺。
洛陽皇城長千八百一十七步，廣千三百七十八步，其崇三丈七尺。
－－－－－新唐書 地理志
可以看出無論宮城還是皇城，洛陽都是略大于長安。
在隋唐時期，最雄偉高大的宮殿建筑當屬東都洛陽的天堂與明堂，其次是西京長安的含元殿。
五.隋唐時期為什么實行兩京制？
1.自當時的經(jīng)濟條件看，洛陽因靠近更為富饒的廣大關東地區(qū)，且有煬帝時期開通的大運河貫通南北，定都條件明顯優(yōu)于長安。而關中在西漢中后期因缺糧已不
在適宜作為大一統(tǒng)王朝的首都。王莽、漢光武帝、隋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對此均有清醒的深刻認識。即使后來的唐玄宗對此也有深刻認識。因此
唐玄宗講：“帝業(yè)初起，崤函乃金湯之地；天下大定，河雒為會同之府?！彼终f“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載一巡，時惟邦典?！彼濉⑻苾纱熳颖缓笕藨蚍Q為逐
糧天子，可見關中的經(jīng)濟條件很難支撐長安作為龐大的都城，而三門峽天險是制約關東糧食進入關中地區(qū)的天然瓶頸。
2.長安作為首都，對廣大關東
地區(qū)控制力不夠。這在西周初年的叛亂中可以看出，周武王時期的擔心轉(zhuǎn)眼變成了事實。也因此才會有成王五年的遷都洛陽之舉。周懿王把王廷回遷鎬京后，西周的
輝煌期也到此結(jié)束。秦帝國建立后，只所以區(qū)區(qū)14年而亡，也證實了長安作為都城對關東地區(qū)控制不力的一個明證。到了西漢，漢高祖初都洛陽，后來在婁敬、張
良的勸說下遷都長安，只是自地形條件來論述長安的優(yōu)越性。但始終把洛陽地區(qū)作為國家的核心地區(qū)來看待，河洛地區(qū)始終堅持不封王。后來發(fā)生的七國之亂洛陽的
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進一步凸現(xiàn)。
3.隋唐定都長安并非是必然的結(jié)果，它和元魏孝武帝離開京師洛陽西逃依靠關隴貴族在長安延續(xù)二十年政權(quán)有密切關
系，而隋唐的開國先祖無一不是關隴貴族，隋唐的建立和關隴貴族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隋文帝時期，盡管關中屢次遭受災年，文帝也時常帶領百官及后宮東遷洛
陽，在洛陽處理朝政，但他并沒有遷都的打算。陸知命曾力勸文帝遷都洛陽，但并未被采納。煬帝即位的當年，即仁壽四年十一月，下詔營建東京，之所以營建東
京，詔書說的一清二楚。并經(jīng)過十個月才在原來的漢魏洛陽城西十八里處建成新的隋洛陽城，隨后遷都于洛陽，但長安的京師之名并未失去。唐依靠關隴貴族建立
后，定都長安，平定王世充后，廢除東都。但洛陽經(jīng)濟上、交通上的優(yōu)勢及對關東地區(qū)控制的力度遠非長安能比。因此太宗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室，頗有建都之
意，但遭到了張玄素的強烈反對，乃止。反對的理由就是唐朝剛建立，經(jīng)濟處于恢復期，不適合大興土木。但太宗不久還是恢復了東都。據(jù)太平御覽卷156《敘京
都》記載：貞觀六年改洛陽為東都，舊宮為洛陽宮。此后到開元盛世結(jié)束的一百多年間，唐朝最高統(tǒng)治者居住東都長達53年，發(fā)展成為繼長安之后的另一個政治中
心。
4.洛陽作為都城的不足之處恰恰在于周圍地理條件不如長安險固；御外也稍顯不足，在東漢和西晉時期對西域的統(tǒng)治總有鞭長莫及之感。
正因為以上原因，隋唐才實施兩都制，以長安為都有利于御外而不利于制內(nèi)，以洛陽為都有利于制內(nèi)不利于御外。綜合各自優(yōu)勢建立兩京制是隋唐時期歷史的必然
選擇。當開元二十四年以后唐朝統(tǒng)治者定居長安后，洛陽的地位下降，不過區(qū)區(qū)19年時間，大唐盛世也隨之化為烏有，關東地區(qū)隨之為藩鎮(zhèn)所割據(jù)。再次印證了歷
史的規(gu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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