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世紀國語政策的嬗變及其背景
文/張維佳、崔蒙
19 世紀中期，實行近700 年的日本幕府時代式微。日本一些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地區(qū)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迅猛沖擊著封建自然經濟，動搖了幕府的統(tǒng)治基礎。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從德川幕府奪回了統(tǒng)治權，開始了史稱“明治維新”的全面改革。明治維新的最終目的是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消除幕府的封建制度及其影響，在各方面實現全國統(tǒng)一，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學者喬納森·普爾認為，語言的統(tǒng)一是現代民族國家經濟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日本明治政府想要使國家經濟快速發(fā)展，就必須實現國內的語言統(tǒng)一。
然而，當時日本實現國內語言統(tǒng)一的難度非常大。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鎖國政策”，對內實行“幕藩體制”，限制自由貿易。由于幕府設立的各藩彼此封閉隔絕，藩屬民眾不能隨意離開藩國，使得日本各地方言的差異極大，甚至已經達到相互之間無法溝通交流的地步。
江戶時代的旅行家、地理學者古川古松軒在他的《東游雜記》中就記載了各地方言無法溝通的情況：
無論男女，語皆不解，所不解者十之二三。領主使通城下事之二三人隨侍巡見使，又因南部之語難解，另使二通譯相隨，遇通譯亦不能解之時，人皆大笑。
古川古松軒的《東游雜記》
除了語言的地域差異之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語言差異也不小。江戶時代普通市民使用的“町人”用語和武士、公卿使用的詞匯已經有了明顯的區(qū)別，成為一種“社會方言”。如：町人語言（又稱江戶訛音）以工商業(yè)者聚居的江戶下町俗語為主，主要語音特征是：hi、hya、hyu、hyo 等中的輔音腭化為si、sya、syu、syo；ai、ae、oi等復元音單化為長音e；ui 單化為長音i。
武家語言主要是武士階層使用的，后來成為日語標準語基礎——山手語言的主體。公家語言（又稱京語言）的主要使用者是京都的宮廷皇室、公卿貴族和供職于宮廷的女官，現在只殘留在少數神社寺廟中。其語言特征主要有：將長元音發(fā)為短元音，如gakkou（學校）發(fā)成gakko，而只有一個音拍的名詞會拖長，如ka（蚊子）讀成kah，另外形容詞的連用形會發(fā)生u 音變，如utsukusiku（美麗地）變成utsukusyuu。和町人語言相比，武家語言和公家語言使用漢語詞較多，公家語言還要更加頻繁地使用敬語。
因此，面對方言的巨大差異和語言統(tǒng)一的迫切需求，當時就有不少日本學者都提出了有關國語標準的看法，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以下三位：
（1）三宅米吉
1886 年，民間學者三宅米吉在《關于諸國方音》一文中提出了語言統(tǒng)一的三種方案：第一是雅言主義，即以古語作為標準，全國的方言都要改為古語；第二是現代語主義，即在京都方言和東京方言中選擇一種作為標準；第三是方言多數決定主義，即調查全國方言，選擇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作為標準。
（2）岡倉由三郎
1902 年，岡倉由三郎在《應用語言學十回講話》中指出，三宅的方法是間接方法，他認為三宅的方法是危險的，提出應在學校教育過程中逐漸糾正地方話、導入中央語的方案。此外，岡倉還是“標準語”一詞的命名人?！皹藴收Z”來自英文的“Standard Language”，這個名稱由岡倉翻譯，最早出現在岡倉1890 年編著的《日本語學一斑》一書中。
（3）上田萬年
1895 年，上田萬年在著作《為了國語》中明確地提出國語的理想是標準語。書中介紹了歐洲發(fā)達國家確立標準語的情況，認為日本非常有必要確立一種美好洗練的標準語。上田認為當時有教養(yǎng)的東京人所使用的東京話具有成為標準語的資格，并且明確表明在語言問題上贊成采取中央集權主義的方式。
日本學者在評價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時，認為三宅的構想是從社會和經濟角度出發(fā)，岡倉的方法是教育的角度，而上田的方法是政治的方法。但我們認為，這三位學者實際上討論的并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內容。三宅提出的是標準語的語言選擇，岡倉討論的是標準語的推廣方式，而上田提出了標準語的方言基礎和主導地位。應該說，單獨看三位學者的觀點都有不足之處，但將這三種觀點結合在一起就能獲得一個完整的標準語方案。
除了學者方案以外，明治政府也積極推進國內語言的統(tǒng)一。政府首先通過調查的方式全面了解國內語言狀況。1900 年，成立了國語調查委員會，并在兩年后開始了以下四項工作：
（1）調查音韻文字；
（2）調查言文一致體；
（3）調查國語語音體系；
（4）調查方言和選定標準語。
《口語法》中第一次對日本的“國語”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日本的國語稱為“標準語”，是“今日東京有教養(yǎng)之人使用的口語”。到昭和16 年，神保格的《標準語研究》將標準語明確規(guī)定為“東京山手地區(qū)有教養(yǎng)的人們使用的語言”，這個定義直到二戰(zhàn)之前都占有支配性地位。標準語確立后，明治政府下大力氣加以推廣，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標準語就在日本全國范圍內普及開來。
如今，山手線鐵路環(huán)繞東京都心重要區(qū)域，幾乎大部份的大景點都在山手線沿線停站附近
我們認為標準語的成功推廣首先要歸功于日本政府的大力推行，此外，以下幾方面因素也在標準語推廣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 國家、民族意識的高漲：明治維新之前，諸藩的割據狀態(tài)造成日本人普遍只有藩國意識、而沒有國家意識，也沒有“日本人”的概念。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全國由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導，國家、民族意識開始復蘇。到日俄戰(zhàn)爭時期，日本的勝利使得國家和民族意識獲得了空前高漲。不僅政府進一步加大了推行力度，民眾也更加樂于接受。
2.學校教育的普及：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教育是傳統(tǒng)的私塾、官學模式，學習內容以漢文典籍為主。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建立了現代化學校教育體系，兒童的就學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而學校國語科教育的主要方針之一就是標準語教育。
3.傳播媒體的發(fā)展：隨著日本社會的發(fā)展，報紙和廣播開始逐漸普及開來，成為標準語推廣和傳播的重要途徑。
日本的標準語政策可以說是成功的，但是伴隨著標準語的普及，方言廢存問題也越發(fā)突顯。
首先從“標準語”這一名稱來看，除了政府規(guī)定的這種標準語言之外，各地方的日語方言都是“不標準”的，應該規(guī)范。另外，因為標準語是現代民族國家統(tǒng)一的象征，一切跟標準語不同的各地方言（包括社會方言）則被看作“語言的分裂”，不利于國家的統(tǒng)一。因此，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廣標準語的形勢下，整個社會似乎用一種近乎仇視的眼光看待方言，認為它們是“社會之惡”，是危害國家和社會語言統(tǒng)一的丑惡現象。
明治三十年之后更是出現了要徹底消滅方言的“方言矯正”和“方言撲滅”思想。
所謂“方言矯正”，主要是要糾正方言發(fā)音，使之向標準語靠攏。這種方法以發(fā)音生理作為理論基礎，將方言視為一種需要矯正的發(fā)音缺陷。這種觀念一度成為日本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學校的國語教育都遵從這種方法。而“方言撲滅”則是從社會政治角度出發(fā)，將方言視為擾亂國家統(tǒng)一的政治禍害，必須要嚴加根除。
這兩種思想都對日本社會起到了重大影響，并且持續(xù)了較長的一段時間。直到二戰(zhàn)結束之后，這兩種錯誤的認識才真正得到糾正。
其次，方言是語言的地域變體，不僅承載了一個地域的地域文化、風俗習慣，也寄托了方言區(qū)民眾的情感。日本“方言撲滅”運動沒有從科學合理的角度認識方言，該運動的兩大指導思想一種把方言看作生理疾病，一種把方言當作影響國家統(tǒng)一的要素，極易傷害方言區(qū)民眾的情感。實際上，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已經導致了“方言自卑”心理的產生?！胺窖宰员啊敝饕刚Z言使用者對自己的方言抱有自卑心理。當時的日本，除東京以外地區(qū)的民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心理意識，有些年輕人因為方言自卑心理而失去說話的勇氣，最嚴重的還有人因此而自殺。
盡管“方言撲滅”運動存在種種弊病，但是在政府的強力推進之下其效果得到迅速顯現。到二戰(zhàn)結束時，雖然日本各地的方言依然存在，但原本嚴重到無法交流的方言口音已經消失了。
日本政府在消滅方言方面的力度相當大。在學校里只能說標準語，嚴格限制使用方言。如果來自方言區(qū)的學生被發(fā)現使用方言，就要在身上掛上一塊“方言牌”，直到他發(fā)現其他說方言的人，才能把“方言牌”從自己身上摘下來，掛到那個人的身上。在社會上方言使用者也會受到嘲笑和譏諷。
日本國語學者對“方言撲滅”運動普遍評價不高，認為這是一場“令人悲傷”的運動。我們認為，這場聲勢浩大的“方言撲滅”運動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造成了影響，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一般來說，個人的語言選擇往往會從實際利益的角度出發(fā)，選擇具有社會和經濟價值的語言。以當時日本社會的情況而言，跟方言使用者相比，標準語使用者的確能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即便政府不去強行“撲滅”方言，民眾看到標準語帶來的實際價值后也會自覺地選擇標準語。強行推廣標準語、撲滅方言，雖然可能縮短了語言選擇的過渡時間，效果也更顯著，但卻剝奪了民眾的語言選擇權，造成集權威壓的氣氛。
本文節(jié)選自：
張維佳、崔蒙（2014），日本20世紀國語政策的嬗變及其背景，《語言政策與規(guī)劃研究》1（2）：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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