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禁海令下：海外貿易為何越做越大？
滿樓風雨閑讀書金滿樓2017-05-15 12:05
[摘要]和之后達·伽瑪、哥倫布、麥哲倫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鄭和下西洋”的規(guī)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員更眾、時間更久，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明朝初年，為防止殘余反對勢力與外人勾結，朱元璋宣布實行“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及“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的政策。
不過，這一政策也有例外，即準許非朝貢國家船舶前往廣東貿易，并由廣州市舶司進行管理。
及至明成祖時期，明朝政府開始主動組織大規(guī)模的航?；顒?，這就是歷史上的“鄭和下西洋”。
1405年至1431年間，在鄭和的率領下，明朝官方船隊七次南下西洋，一路上到過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qū)，最遠到達非洲麻林地（今坦桑尼亞的基爾瓦·基西瓦尼）。
“鄭和下西洋”堪稱中國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壯舉，每次出訪時，船隊檣櫓如云，云帆蔽日，數(shù)萬人馬如同出征，說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混編艦隊，也不為過。
據(jù)《明史》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今151米），寬十八丈（今62米），“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寶船分四層，船上9桅，掛12帆，錨重上千斤，每次起航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出海。
毫無疑問，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雄偉的海船。
明成祖之所以要派鄭和下西洋，一方面是為了對外商貿與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宣示國威的政治用意（另一說是尋找逃往南洋的建文帝）。
和之后達·伽瑪、哥倫布、麥哲倫等著名西方航海家相比，“鄭和下西洋”的規(guī)模更大、船只更多、人員更眾、時間更久，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在明朝官方的作用下，李約瑟認為明代已有大帆船（非鄭和船隊）到過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并進入過大西洋水域。
這一經歷，對后來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并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海上航線及對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開始于秦漢的“海上絲綢之路”，到明朝已達高峰。
清朝以后，為禁止并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海外的聯(lián)系，清廷先后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禁止商民出海貿易。
直到1683年清軍攻占臺灣后，康熙皇帝才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開放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沿海為通商貿易地點，并在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設立四個海關，此即“四口通關”時期。
盡管海禁已開，但康熙并不鼓勵國人出海與西方貿易，在他看來，“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關閉寧波、漳州、云臺山三地口岸而只保留廣州一地口岸，此即“一口通商”時期。
與中國異曲同工的是，東鄰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下也下達了類似的“禁海令”，日本人海外航渡即以死罪論處，由此中日間的交往日漸稀少，官方更是斷絕往來。
不過，中日兩國并非完全斷絕對外商貿交往，如中國在廣州實行“十三行”制度一樣，日本也只開放長崎一地供中國及荷蘭商人前來貿易。
在種種限制下，由東亞人（包括中國與日本）主導的海外貿易開始日趨衰弱。
另一方面，盡管廣州實行的是“一口通商”，但與各國的進出口貿易依舊逐年增長。
從乾隆末年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英國在廣州的貿易增加了八成，而美國則幾乎增長了三倍，中方收入也由1792年的白銀1300多萬兩增至1837年的5500多萬兩。當時的廣州，由于海外貿易的存在而呈現(xiàn)出極繁榮的景象。
英國商人威廉·希克就曾感嘆說，“珠江上船舶運行的忙碌情景，就像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在外國人眼里，再沒有比排列幾英里長的帆船更為壯觀了?！?/p>
1830年，在對曾往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后，英國議會也得出結論：“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其他一切地方都更順利。”
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五口通商的逐步放開，上海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中外航路由此發(fā)生了新的變化。
在當下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年代里，對外貿易在各國經濟中都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以此為契機，中國與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重續(xù)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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