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道士，大多是一些既要成仙、又要成名，既要長生不老、又要大濟蒼生，既要躲進深山，又要垂顧于圣上的復雜人物。而“詩仙”李白，正是這其中的一位代表。 李白受過道教的符箓，每以“謫仙”見稱。
李白的一生始終掙扎在“仕”與“隱”的糾葛之中，這位“十五游神仙，神游未曾歇”，“云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的“謫仙人”顯然是熱衷于功名、渴望于官場的。他沒有像大多數(shù)儒家學者那樣，沿著尋常的科舉道路，一科一試地尋求功名，而是遍干諸侯、游歷天下，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一路求仕、一路訪仙、一路拜師、一路狎妓、一路吟詩、一路彈琴，因風流倜儻而受到了當時的道教大師司馬承禎的高度評價，最終以罕見的文才而受到玄宗皇帝的破格召見，先有“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的禮遇，后有“力士脫靴”“才人研墨”的佳話。然而，這條“終南捷徑”沒走多遠，他的生活道路便出現(xiàn)了坎坷，先是以“賜金放還”而再次飄泊，后又入“永王幕府”而獲罪朝廷。因此，他痛苦、他憤怒，他總有一種懷才不遇的不滿，他總有一種壯志未酬的遺憾。然而所有這一切，并不能說明李白對道教的信仰只是一個幌子，更不能說明道教的文化對他的熏染不深。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道教的習性，李白或許不會被“賜金放還”；如果沒有道教的影響，李白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詩風。
李白不僅正式履行過入教儀式，成為受過符箓的道士，而且在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上也絲毫沒有儒家的嚴謹和佛家的悲觀，而是一派道家的灑脫、道教的狂放。我們知道，與佛教的普渡眾生和祈求來世不同，道教是一種珍視個體生命并渴望現(xiàn)世快樂的宗教。因此，道教沒有空、幻、寂、滅的禁欲色彩，而是充滿了喝酒談玄、散發(fā)弄舟、長生不老、成仙成神的享樂情緒。
李白的一生可謂瀟灑。少年時代，他便顯示出驚人的天賦、罕見的才華，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不僅詩寫得好，而且能騎能射、能劍能舞、能琴能書。即使是在獲罪于朝廷之后，仍然以詩名受到朝野人士的廣泛關注，所謂“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名主心”，直至賦《臨終歌》而與世長辭，仍不其改文人的浪漫、道士的灑脫。
李白詩作散失頗多，然至今尚存900余首，內容豐富多彩，風格清新豪放，充分顯示了道教文化的審美品格。從文化資源上看，道教不僅承繼了老、莊“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yè)”的浪漫情懷，以及《南華經(jīng)》“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且大量吸收了《山海經(jīng)》、《楚辭》乃至民間傳說中的神話成分，構成了一個等級森嚴、體系龐大的神仙譜系，描繪了一群長生不死、童顏永駐、悠哉游載的至人真人，有著巨大的想象空間和夸張余地。
受道教的影響，李白的詩歌充滿了大膽的想象和奇異的夸張，常常出語驚人、行文迭宕，其中一些作品帶有明顯的游仙色彩，顯然受道教的直接影響。例如，《古風》第五首中先寫其“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的游仙之舉，繼之與“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的人間現(xiàn)實形成鮮明的對照?！读焊σ鳌废纫?#8220;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的仙路不通來隱喻仕途的受阻，繼之“磨牙競人肉，虞不折生草莖”的神化傳說來影射現(xiàn)實的黑暗?！段髟涝婆_歌送丹邱子》則在九重天、蓬萊境的環(huán)境下先將明星、玉女、麻姑、天帝這些道教傳說中的仙人與自己的好友元丹邱混雜在一起，最后寫自己與道友二人飲玉液瓊漿、騎茅龍升天的故事。奇奇怪怪，不可端倪。在傳說與想象中幻化著自己真實的情感。至于《夢游天姥吟留別》，更是借夢游的方式寫出了“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群仙起舞的景象，并以仙界的美好來反襯世俗的齷齪……。
與其說游仙是為了尋道，不如說是為了尋己，因為尋道成仙者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因此，李白詩中始終有著一個憤世疾俗、遺世高蹈、特立獨行的主體形象。
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夏日山中》）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樽。白云見我去，亦為我飛翻。（《題情深樹寄象公》）
這種道教的“有我之境”顯然有別于佛教的“無我之境”。即使在反映世俗生活的詩歌中，李白的主體形象也是極為鮮明的。失意時，他大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得意時，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既不似儒家的溫柔敦厚，也不似佛教的空澈澄明。
道教美學對李白的影響是廣泛的、全方位的，除上述“游仙色彩”和“有我之境”的直接體現(xiàn)外，更多的情況是具有想象、夸張、神化色彩的間接影響。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宣州謝 樓餞別校書叔云》）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蜀道難》）
……頭陀云月多僧氣，山水何嘗稱人意，不能鳴笳按鼓戲泡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里，且須歌舞寬離憂。（《江夏贈書南陵冰》）
從內容上講，李白在和諧的意境中加入了一些不和諧的成分。使詩人那桀傲不馴的氣質和憤世疾俗的情懷同環(huán)境的險惡、仕途的艱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沖突，詩的意境也便隨之而波瀾起伏、動蕩不安。其氣魄之宏大、言辭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從形式上看，李白具有嫻熟的律詩功底，但他又善于在古體中大作文章，常常在穩(wěn)定的結構中，有意加入一些不穩(wěn)定的因素。這些詩雖然以七言為主要格式，但隨著情感的起伏又不斷打破這一格式，既以七言為主，而又長短不一。在用韻上，詩人也十分隨便，仿佛一時興起，沖口而出，時而一韻到底，時而頻頻換韻，不受約束，渾然天成。這樣一來，李白詩給人的感受便不再是單純的舒適和輕松的快感，還夾雜著動蕩中引起的振奮，沖突中獲得的高揚。這一切，在美學上便不再是優(yōu)美，而是壯美，乃至接近于崇高了。
當然了，將這一切僅僅歸因于道家和道教的影響，也不確切，如果沒有盛唐時代強盛的國力和開明的政治為背景，恐怕任何詩人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胸襟和氣魄。事實上，所謂李詩者，正是由于道家、道教的美學種子在“開元盛世”的歷史土壤中生根、發(fā)芽，并最終結成的藝術花朵，唯其如此，它才顯得那樣清純、爛漫，那樣絢麗、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