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詞之美感特質(zhì)之形成及反思與世變之關(guān)系(一)
【作者】葉嘉瑩
詞之為體,本為配合隋唐以來新興起之宴樂而演唱的歌辭,早期只流行于市井之間,無論是各階層各行業(yè)的人們,只要熟悉此種樂曲的音調(diào),都可以依曲調(diào)寫作歌辭來唱出自己的心聲。所以今日所見敦煌曲子詞中所收錄的歌辭,其內(nèi)容乃甚為博雜,任二北在其《敦煌曲初探》中,即曾按歌曲之內(nèi)容將之分為20多類,以為“文臣、武將、邊使、番酋、俠客、醫(yī)師、工匠、商賈、樂人、伎女、征夫、怨婦……無不有辭”①,其所反映者乃社會多方面之生活情事,與所謂世變原來并無必然之關(guān)系。及至五代西蜀趙崇祚之編選《花間集》,則據(jù)歐陽炯序文之所敘寫,其所選錄者固原為當日所傳唱之“詩客曲子詞”,而其編選之目的,則不過只是為了要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蓮舟之引”②,其無關(guān)于世變,自亦不待言,因此一般士大夫歷來多將詞之寫作僅視為一種小道末技,以為其所寫者不過只是一種歌筵酒席間之艷曲,固全然無與于世道人心,所以歷來的詞學家們也很少有人論及于小詞與世變之關(guān)系。但清代常州派的詞學家周濟,在其《介存齋論詞雜著》中,卻公然提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嘆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雹壑苁线@一段話,不僅把詞之寫作與世變結(jié)合上了密切的關(guān)系,而且遠追溫、韋,儼然把五代《花間》的艷詞也與世變結(jié)合上了密切的關(guān)系。這種觀念的形成,在詞學之發(fā)展中當然曾經(jīng)歷了一段復雜而漫長的過程。要想對此一段過程加以論述,私意以為必須從兩方面來加以探討:其一是詞之美感特質(zhì)的形成及發(fā)展,與外在之世變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其二是詞學家對于詞之美感的反思和認知,又與外在之世變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下面就將對這兩個問題略加論述。
首先所要討論的乃是《花間》詞所表現(xiàn)的美感特質(zhì)之問題。五代時所編選的《花間集》,乃是最早的一部文人詩客之詞的總集,對后世影響深遠,其所形成的美感特質(zhì),與以后的詞及詞學之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但《花間》詞之美感特質(zhì)卻并不易說明,這首先因為《花間集》所收錄的大多乃是歌筵酒席之艷曲,這自然先在士大夫之間引起了一種是否應寫作此種艷歌的困惑。不過士大夫們雖心存困惑,卻又耽溺于此種寫作,于是遂有意欲將此類艷歌之地位加以提高,而提出了“比興寄托”之說,竟然欲將此類艷歌與《詩》、《騷》并列,這種牽強比附的做法,當然在詞學中又引起了另一種困惑。所以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筆者就曾寫作過一篇題名為《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的長文,指出了“中國詞學之所以長久陷入于困惑之中”,蓋“與中國士大夫一直不肯面對小詞中對美女與愛情之敘寫做出正面的肯定和研析,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因此在該文中,筆者遂從西方女性文論著手,就小詞之形式與內(nèi)容做出了幾點論述④。其一,小詞之參差錯落的形式乃是一種屬于女性化之語言,此種語言與詩歌之句式整齊的男性化之語言,在美感特質(zhì)上有著很大的不同。詩歌之整齊的句式,宜于表現(xiàn)一種直接感發(fā)的氣勢之美;小詞之參差錯落的句式,則宜于表現(xiàn)一種低徊宛轉(zhuǎn)的姿致之美。這是形成了小詞之要眇幽微之特質(zhì)的第一因素。其次,小詞中所寫之形象不僅多為女性,而且其原型大多乃是取自于當筵侑酒的歌伎與酒女之形象,這不僅與詩歌之大多寫男性之形象者有所不同,而且與詩歌中所寫的女性形象之或取諸社會倫理現(xiàn)實之女性,或取諸理想中象喻之女性者,也有所不同。小詞中之女性,若就其所取材之原型的歌伎酒女而言,自然乃是現(xiàn)實中之女性,而非有心之托喻。但此類歌伎酒女既完全脫離了社會倫理之關(guān)系,而只以美色與愛情為其突出顯著之特質(zhì),因而遂于無意中產(chǎn)生了一種引人生托喻之想的作用,這自然是使得小詞特別具含了一種要眇幽微之特美的第二點因素。其三,小詞中所敘寫者,大多為傷春怨別的一種女性之情思,但小詞之作者則原是屬于詩人文士一類的男性,因此當此一類男性作者在敘寫女性的傷春怨別之情思時,遂往往也于無意中流露了自己內(nèi)心中的一份失志不偶的哀傷,這自然是使得小詞特別具含一種幽微要眇之特美的第三點因素。以上我們對于《花間》詞之美感特質(zhì)及其形成之因素,已有了大概的認識,下面就將對此種詞之特美與世變之關(guān)系,也略加論述。
談到詞之美感特質(zhì)與世變之關(guān)系,自唐五代迄于晚清之世,真可謂歷盡滄桑。詞之內(nèi)容與風格既經(jīng)歷了漫長的演進和變化,詞之美感特質(zhì)與歷史之世變更形成了互為因果的多重復雜之關(guān)系。下面就將依時代之先后,結(jié)合詞體之演進與歷史之世變,對二者之互相作用之關(guān)系,略加簡單論述。
先從晚唐五代說起,此一時期本屬于一個干戈戰(zhàn)亂的多難之時代,但若從表面來看,則小詞之風格內(nèi)容與當時的世變之間,其所呈現(xiàn)的卻似乎乃是一種相悖逆的關(guān)系。即如南宋之詩人陸游在其所寫的《跋〈花間集〉》一文中,就曾慨嘆說:“《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雹蓐懯现?若就《花間》詞表面所寫的香艷柔靡之內(nèi)容來看,與當日之戰(zhàn)亂流離的時代,不免有一種悖逆之感。不過值得注意的乃是,在當日大時代之戰(zhàn)亂中,在某些小地區(qū)卻仍能僥幸地保有一種富足安樂的生活,《花間集》既出于西蜀趙崇祚之編選,其所輯錄也大多是流行于西蜀的歌辭。而西蜀之地區(qū),若相對于中原而言,則在五代之世確實保有了較為安定的環(huán)境,何況根據(jù)史書之記載,前蜀之王建與王衍父子,及后蜀之孟知祥與孟昶父子,又都是耽于飲宴及伎樂之生活的君主。近年來考古學者在前蜀王建墓中所發(fā)現(xiàn)之樂俑,其所演奏者即多為燕樂之樂器,亦可為證⑥。這自然就無怪乎西蜀人所編選的《花間集》,其風格內(nèi)容之以香艷柔靡為主了。不過此一小地區(qū)既然仍處于動亂的大時代之中,則二者之間自不能毫無影響,何況《花間集》中所收錄的作者,原也有一些是從中原流寓到西蜀的詞人⑦。如此則中原之亂離對于這些作者而言,當然更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因此,《花間集》中的艷詞,遂往往在其表面所敘寫的傷春怨別之情事以外,更暗含有一種大時代之陰影隱現(xiàn)其間。而也就正是在這種大環(huán)境之亂離與小環(huán)境之安樂的既相悖逆又相重疊的雙重關(guān)涉中,遂使得小詞原有的幽微要眇之特美,更結(jié)合上了一種足以觸及人內(nèi)心深處的悱惻難言的情致。而最能表現(xiàn)此種特美的《花間》詞人,當推自中原流寓西蜀的韋莊為代表。所以清代常州詞派的創(chuàng)始人張惠言,在其所編選的《詞選》一書中,就曾說韋莊的《菩薩蠻》詞乃是“留蜀后寄意之作”⑧。張氏能自韋莊所寫的“美人和淚辭”之相思怨別的小詞中,看到其底層深處的世變之陰影,當然原不失為一種有見之言,只可惜張氏之說過于字比句附,完全要以有心托喻為說,既不免失之牽強,且不能融會貫通,因此張氏對韋氏的五首《菩薩蠻》詞,遂僅只評說了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諸闋,而對其第四首則缺而未論。那是因為第四首詞中所寫的“勸君今夜須沉醉”的及時行樂之言,使張氏感到難于以字比句附為說的緣故。于是后世之選本遂往往也將韋莊的這五首詞任意割裂,而殊不知這五首詞所反映的,正是韋莊身經(jīng)世變以后,其生活與心情的幾次重大轉(zhuǎn)折。關(guān)于這五首詞,早在1967年筆者所寫的《從〈人間詞話〉看溫韋馮李四家詞的風格》一篇長文中,已曾對之有詳細之評說,讀者可以參看⑨?？傊?我們既不必強相比附,將韋詞指說為有心托喻之作,但韋詞在其所寫的相思怨別的小詞中,確實有一層世變的哀感隱現(xiàn)其中,則是決然可信的。至于其他詞人,則溫庭筠雖未經(jīng)亡國之變,但其所生活之時代則正值晚唐多故之秋,朝廷之黨爭,宦豎之專權(quán),文宗時甘露之變與莊恪太子之暴卒,以及溫庭筠個人的恃才不遇之身世,凡此種種,既在其詩歌中多有反映,則其詞作雖屬艷歌,但在其所寫的傷春怨別的思婦之情中,其偶爾流露有潛意識中的某些失志之悲,當然也仍是可能的10。再如后蜀鹿虔扆的《臨江仙》(金鎖重門荒苑靜)一詞,其為直寫前蜀的亡國之痛,當然更不待言。不過私意以為在《花間》詞中更值得注意的,實在還不是這些對世變之背景比較明白可以探求的作品,而是那些全無世變之背景可資探求的,即只以敘寫美女與愛情之離別懷思為主的一類作品。以前臺灣的一位哲學大師方東美教授,在為輔仁大學講授“宋明清儒家哲學”的一次講演中,當論及宋代學術(shù)之傳承時,就曾特別提到五代小詞之重要性,也曾以韋莊為例,云:“再如韋莊,其傳意言情,凄婉悱惻,亂世忠藎,可追《離騷》”,又云:“在五代這個墮落的時代,依然有美麗的藝術(shù)靈魂在那兒掙扎躍動,所以五代的詩人們以其至情至性,化詩為詞,發(fā)為新韻,以寫象其內(nèi)心最凄清婉約的意蘊?！?1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詞學家萬云駿教授,在其所寫的《晚唐詩風和詞的特殊風格的形成及發(fā)展》一文中,也曾特別指出傷春怨別之感傷情緒在詩詞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引述李商隱的《杜司勛》一首中之“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兩句詩,說:“傷春,不只是傷春天的逝去,而且是傷華年的凋謝,以至傷封建王室的衰頹?！庇终f:“傷別,不只是傷男女的離別,也傷離京去國,轉(zhuǎn)徙他鄉(xiāng)?！?2方氏與萬氏二位教授之說,都是對五代小詞深美之意蘊的極為有見之言。而《花間》詞之所以具含有此種深美之意蘊,則正是由于這些傷春怨別的小詞,雖然產(chǎn)生于聽歌看舞的安定的小環(huán)境之中,原來卻正有一個大環(huán)境之世變的流離戰(zhàn)亂的哀傷為其底色的緣故。
除去西蜀的作品以外,在五代的世變中還有一個較為安定的地區(qū),那就是建都在金陵的另一個小國南唐。南唐也是處于小地區(qū)之安樂與大環(huán)境之動亂的兩重情境的關(guān)涉之中,只不過南唐的小詞與世變之關(guān)系,卻要分成兩個階段來看待。馮延巳與中主李璟之詞,所反映的乃是亡國以前的情境;后主的晚期作品所反映的則已是亡國以后的情境了。在前一階段中,南唐之情境與西蜀之情境頗為相似,都是在大環(huán)境之世變中仍能保有小地區(qū)之安定,所以馮延巳與中主李璟的詞,其表面所寫的也同樣是傷春怨別之情,而完全看不到世變的影子。宋嘉間與馮延巳有著戚族后裔之關(guān)系的陳世修,在其為馮氏《陽春集》所寫的《序》文中,就曾說:“南唐相國馮公延巳,乃余外舍祖也,……公以金陵盛時,內(nèi)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燕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遣興也。”13此外,在馬令《南唐書》中,也曾載有中主李璟寫作小詞之事,說:“王感化,善謳歌。……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王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云云?！?4可見馮延巳與中主李璟之詞,原來也大多是應歌之作,并沒有反映世變之用心。但馮氏之詞卻曾引起了后世讀者的不少有關(guān)世變之想,即如張惠言在其《詞選》中,即曾謂馮氏之詞“忠愛纏綿,宛然騷辨之義”15。馮煦在其《四印齋刻本〈陽春集〉序》中,更曾推衍張氏之說,謂馮氏“俯仰身世,所懷萬端,繆悠其詞,若顯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為多”,更曾結(jié)合當時之世變云:“周師南侵,國勢岌岌,……翁負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煩亂之中,郁不自達者,一于詞發(fā)之,其憂生念亂,意內(nèi)而言外,跡之唐五代之交,韓致堯之于詩,翁之于詞,其義一也。”16王鵬運在其《鶩翁集》中,收錄有馮延巳的六首《鵲踏枝》詞,前有短序,亦云:“馮正中《鵲踏枝》十四闋郁伊倘恍,義兼比興。”17張爾田在其《曼陀羅寱詞·序》中,亦曾結(jié)合世變而對之加以評說,謂:“正中身仕偏朝,知時不可為,所為《蝶戀花》(按此乃《鵲踏枝》一調(diào)之別名)諸闋,幽咽倘恍,如醉如迷,此皆賢人君子不得志發(fā)憤之所為作也。”18直至當代,香港之饒宗頤教授,也曾結(jié)合世變來評說馮氏之《鵲踏枝》詞,謂:“‘不辭鏡里朱顏瘦’,鞠躬盡瘁,具見開濟老臣懷抱”,又云:“‘為問新愁,何事年年有’則進退亦憂之義?！备?“‘驚殘好夢’似悔討閩兵敗之役;‘誰把鈿箏移玉柱’則嘆旋轉(zhuǎn)乾坤之無人矣?！?9從這些評語來看,則我們縱然不必指說馮氏為有心之托喻,而其詞之特美則固在其隱然有一種被世變所籠罩的憂危之感,則是確實可以使讀者感受得到的。至于李璟的《攤破浣溪沙》詞,雖然從其表面所寫的內(nèi)容來看,原也只不過是寫來交付給歌者去演唱的一首相思怨別的思婦之詞而已,但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卻曾贊美其詞之“菡萏香銷”二句,以為“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20,夫“眾芳蕪穢”與“美人遲暮”之句,固原出于屈子之《離騷》。至于《離騷》之作,則太史公以為:“《離騷》者,猶離憂也,……以刺世事,……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21則其隱有感慨世事之意,固是明白可見的。而且中主之詞,表面所寫雖只是相思怨別之歌曲,但據(jù)馬令《南唐書·談諧傳》所載歌者王感化之事跡,曾有以下一段記敘,云:“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diào)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shù)回。元宗輒悟,廢杯嘆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2由此看來則南唐君臣在歌宴享樂之余,實在也常懷有對世變的憂危之懼,然則中主此詞之有世變之陰影隱現(xiàn)其中,當然乃是極有可能的。從以上的敘述來看,可見南唐之詞與西蜀之詞原來確實有一種共同的美感特質(zhì),那就是其詞作之佳者,往往在其表面所寫的相思怨別之情以外,還同時蘊含有大時代之世變的一種憂懼與哀傷之感,這一點是我們在探討早期歌辭之詞的美感特質(zhì)時,所應具有的一點最重要的認識。
至于南唐詞之后一階段的作者,則自應以后主李煜為代表。在此一階段中,其寫作的相關(guān)情境,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當后主繼位之初,南唐雖已奉趙宋之正朔,但其偏安之情形則尚可茍安一時,而李煜的個性則是一個任性縱情耽于逸樂之人,并不像正中或中主李之有一種反思的憂畏,故其早期之作并不常見到世變的陰影。及至南唐滅亡,李煜被虜北上以后,這種及身切膚之痛乃影響其詞作之內(nèi)容與風格有了很大的改變,遂使得詞這種文學體式,在作為當筵侑酒之歌辭以外,更展現(xiàn)出了另一種可以淋漓盡致地抒發(fā)自己之血淚悲情的作用,所以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乃特別稱美后主之詞,謂其“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又云:“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3早在1988年,我曾寫過一篇題名為《對傳統(tǒng)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的文稿,在該文中我曾嘗試將詞之演進劃分為“歌辭之詞”、“詩化之詞”及“賦化之詞”三種不同的階段與類型。早期唐五代的歌辭之詞的美感特質(zhì),其以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意蘊為美,固已如前文所述。這種美感特質(zhì)之形成,當然與歌辭之形式的錯落參差及內(nèi)容之多寫女子之情思有著密切之關(guān)系。但當這些一貫習于寫作歌詞的士大夫們一旦果真遭遇到及身切膚之變故時,則他們自然便也會以這種歌辭之性質(zhì)的文學載體,寫作出自我抒情言志的屬于詩歌之性質(zhì)的作品來。王國維謂李煜的后期之作“遂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其所指者當然正是這種從歌辭之詞到詩化之詞的一種演變。其實像這種因為國家覆亡之巨大的世變而影響及于歌詞之美感特質(zhì)之轉(zhuǎn)變的例證,原來并不僅南唐之后主李煜為然,我們在前文所曾敘及的西蜀之作者鹿虔扆之以《臨江仙》詞寫前蜀亡國之痛,就是又一個極好的例證。從以上的敘述,我們足以見到詞之美感特質(zhì)之形成和轉(zhuǎn)變與世變有著何等密切的關(guān)系了,不僅大多數(shù)歌辭之詞中所蘊含的幽微要眇悱惻凄哀的美感特質(zhì),與世變之陰影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至于五代時少數(shù)詩化之詞的出現(xiàn),其直抒哀感的變歌辭之詞為士大夫之詞的美感特質(zhì)之轉(zhuǎn)變,則更是與破國亡家之巨大的世變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以上對于晚唐五代時期的詞之美感特質(zhì)的形成及演化與世變之關(guān)系既已做了簡單的敘述,下面就將對兩宋時期的詞之美感特質(zhì)之演化與世變之關(guān)系,也作一探討。一般而言,五代時雖然已有詩化之詞的出現(xiàn),但這種內(nèi)容與風格,在北宋初期卻并未被廣大的詞人們所接受和繼承。那是因為北宋統(tǒng)一天下后,提倡偃武修文,歌舞宴樂之風又復盛極一時,因而當時的一般士大夫們所習慣寫作的也依然是當筵侑酒的歌辭之詞。北宋初期晏、歐諸人所寫作的大多仍是此類作品,其要眇幽微之美感特質(zhì),與早期的五代之令詞相比并無明顯之改變,只不過減少了世變之陰影,卻增添了作者個人的一些學問修養(yǎng)而已。而真正使北宋詞壇發(fā)生變化的,則是柳永與蘇軾二位作者的出現(xiàn)。柳永的貢獻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寫作了大量的長調(diào)慢詞;蘇軾的貢獻則是在內(nèi)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詞突破了小道末技之艷歌的局限,而成為了可以抒懷寫志的新體詩篇。這兩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個人在音樂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與蘇軾在創(chuàng)作方面所具有的過人稟賦,所以他們的成就可以說乃是頗為個人的一件事,與世變并無必然之關(guān)系。不過值得注意的則是他們所開拓出來的路子,在詞之美感特質(zhì)方面卻曾引起了后人的不少爭議,即如走柳永之途徑者,有時乃不免被譏為鄙俗淫靡;而追隨蘇軾的作者,則有時又不免流入于浮夸叫囂,這種現(xiàn)象曾在詞學中引起不少爭議和困惑,其實這種現(xiàn)象與長調(diào)慢詞之形式的特色原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早在1994年,當筆者撰寫《談浙西詞派創(chuàng)始人朱彝尊之詞與詞論及其影響》一文時,對此已曾有所論及24。蓋以詩之形式整齊,且多為單式之音節(jié)頓挫,因此即使在長篇的平直之鋪敘中,也可以表現(xiàn)有一種富于直接感發(fā)的詩之特美。但詞之形式既不整齊,且往往有雙式句之音節(jié)頓挫,因此在長篇的散漫之敘寫中,并不能形成直接感發(fā)的詩之特美;而其平鋪直敘的寫法也不能表現(xiàn)詞之幽微要眇的特美。這正是使得柳詞一派之長調(diào)易流于淺俗,蘇詞一派之長調(diào)易流于浮夸的主要原因。而使得柳、蘇二家之開拓又重新獲致了詞之特美者,則仍是由于在當時政壇上所發(fā)生的幾次重大的世變。首先是北宋之世所發(fā)生的新舊黨爭,不僅蘇軾的幾篇佳作,如其《水龍吟·詠楊花》,及《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等,其天風海濤之曲中有幽咽怨斷之音的一些作品,是由于其中蘊含有黨爭的世變之悲慨的緣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來的周邦彥的一些佳作,如其《蘭陵王》(柳陰直)、及《渡江云》(晴嵐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尋味之處,也正因其中隱含有一種黨爭世變之悲慨的緣故。我在《唐宋詞名家論集》一書中,對蘇軾和周邦彥的這些詞曾有較詳之論述,讀者可以參看25?？傊?在長調(diào)的慢詞中,無論是直接抒情寫志的詩化之詞,或是直接鋪陳描述的賦化之詞,若欲求其不流于浮薄空疏,都必須在其感情的本質(zhì)中蘊含有一種耐人尋味的深致方為佳作。而世變的挫傷則正是造成此種深致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只不過在蘇軾與周邦彥的詞中,這種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的美感的特殊品質(zhì),還不過只是一個發(fā)端而已,而真正使得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的美感特質(zhì)發(fā)揮到極致的,則是宋代所經(jīng)歷的兩次更大的世變。首先是靖康之難——北宋的淪亡,在詩化之詞中成就了一個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詞人辛棄疾,其盤旋郁結(jié)之氣把抒情寫志的詩化之詞的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個高峰。其次則是德景炎之變——南宋的覆亡,更在賦化之詞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歷亡國之痛的王沂孫等一批詠物的詞人,其吞吐嗚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則把鋪陳勾勒的賦化之詞的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個高峰。關(guān)于這兩類詞之美感特質(zhì),筆者在多年前所撰寫的《論辛棄疾詞》及《論王沂孫詞》諸文中,也已有詳細之論述,收入在《唐宋詞名家論集》一書內(nèi),讀者可以參看。
總之,詞之美感特質(zhì)自唐五代的歌辭之詞開始,歷經(jīng)北宋在形式與內(nèi)容兩方面之拓展,隨著詩化之詞與賦化之詞的形成及演進,終于在南宋之世都先后各自完成了其所獨具的美感特質(zhì)。其后,元、明、清諸代,雖然也各有不同的風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質(zhì),則鮮能有超出以上所敘及的歌辭之詞、詩化之詞及賦化之詞三類以外之開創(chuàng)。不過,盡管詞之演進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創(chuàng)作方面完成了以上所論及的三種不同的美感特質(zhì),但后世評詞的詞學家們卻對之一直未曾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認知。直到明代的作者,大多仍只把詞體當作一種艷歌俗曲來看待,并未能體悟到詞中之佳作主要乃在其具含有一種幽微要眇富含言外之感發(fā)的特美,當然更未能思辨出這種幽微要眇的美感特質(zhì)之形成和演化,會與世變有什么微妙的關(guān)系。直到清代的詞學家們方才對于此種特美,有了逐步深入的體認。而促成他們對此有所體認的,則正是緣于由明入清在歷史上所發(fā)生的又一次重大的世變。下面我們便將對這方面也略加論述。
參考文獻：
①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文藝聯(lián)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75頁。
② 歐陽炯:《花間集·序》,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頁。
③20 23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冊,第1630頁;第5冊,第4242頁,第4242頁。
④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頁。
⑤ 陸 游:《渭南文集》,世界書局,1970年版,第1冊,第212頁。
⑥21參見《仁壽本二十六史》,成文出版社,1971年版,第33冊,第18788頁;第34冊,第19281頁;第2冊,第615頁。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172頁。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1冊,第256頁。
⑦ 當時高祖所用多為唐名臣世族,如韋莊、毛文錫、牛嶠諸人,皆可為代表。參見《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71年版,第40冊,第5頁;第41冊,第11頁;第44冊,第6頁。
⑧15張惠言:《詞選·續(xù)詞選校讀》,藝文出版社,1959年版,第1冊,第38—40頁,第1頁。
⑨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54頁。
10 關(guān)于溫庭筠詞,張惠言在其《詞選序》中亦早有喻托之說,參見注[8]第1—13頁。近年臺灣大學張以仁教授曾撰寫多篇文稿,對張氏之說加以詮釋及討論,參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溫飛卿〈菩薩蠻〉詞張惠言說試疏》,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185—197頁;《詞學研討會論文集·溫庭筠〈菩薩蠻〉詞的聯(lián)章性》,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1996年版,第1—26頁。
11 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黎明文化公司,1983年版,第68頁。
12 萬云駿:《詞學論稿·晚唐詩風和詞的特殊風格的形成及發(fā)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頁。
13 陳世修:《陽春集·序》,《四部刊要·重?！搓柎杭怠?世界書局,第2頁。
14 22馬 令:《南唐書·詼諧傳》,《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第3852冊,第166頁,第166頁。
16 馮 煦:《陽春集·序》,《四印齋刻本〈陽春集〉序》,第1頁。
17 《清名家詞》,太平書局,1963年版,第10冊,第14頁,第1頁。
18 張爾田:《曼陀羅詞·序》,《村遺書·滄海遺音集》,1932年刻本,第8冊,第1頁。
19 饒宗頤:《人間詞話平議·附說》,《文轍——文學史論集》冊下,學生書局,1991年版,第44頁。
24 葉嘉瑩:《清詞叢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
25 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86、207頁。
【原載】 《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