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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罵崇禎，康熙卻說：明朝亡于萬歷！
自康熙十八年(1679 )重開明史館后，在《明史》編纂過程中，康熙帝對于《明史》的內(nèi)容，有時會加以評論指導(dǎo)，其對明朝及《明史》編纂各方面的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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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秉公論史的態(tài)度看待明史
在修撰史書方面，康熙帝認為:“論古人之道，猶后之論今，須在中正和平，中正則不偏，和平則不閉”，“中正則不偏”是指就是要對史事及史料采取實事求是、秉公論史的態(tài)度，不偏不頗；“和平則不闕”，就是不要憑個人好惡及感情而隨便下結(jié)論，從而致使所修史書滲入過多的個人感情色彩。
“嘉靖以前已幕修過半，萬歷朝事跡甚多，天啟朝實錄有殘缺，崇禎朝無實錄……萬歷以后、成書較難?！?div style="height:15px;">
再如《康熙起居注》有這樣的記載，康熙二十三年(1684)：
“上曰:膚聞陳廷敬欲將葉方藹所作《明史》大加改正，曾改否?常書等奏曰:未聞改正。上曰:漢人所作文字素不喜人刪改，或致成仇?！?div style="height: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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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出了康熙帝的擔(dān)心，擔(dān)心纂修官之間或因刪改文字，互相慪氣，致使史書不實?！皬膩碚撊松跻祝蕴巹t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div style="height:15px;">
康熙帝推崇“信史”的原則，重視直書史實，“聯(lián)惟百祀之成模備于載籍，而前代信史定于興朝。……直道在人，公論難泯，史書至重，傳信為宜，聯(lián)數(shù)召儒臣面加訓(xùn)諭”，“《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關(guān)系甚矩”。顯而易見，康熙朝《明史》最終未能成書與康熙對所呈史稿不甚滿意有很大的關(guān)系。
（二）對明朝帝王的評價
明朝歷經(jīng)270余年，明清之際，顧、黃、王三位思想家對明初君主持批評態(tài)度，清末民初一些史學(xué)家對其也多有指責(zé)。然觀康熙上諭，其對明朝諸帝則是不甚苛刻，如康熙六十年(1721)在上諭中說道:
“聯(lián)披覽史冊，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無一人為帝王公言者?！?div style="height: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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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康熙對史臣刻意職責(zé)前朝諸帝甚為不滿，而《圣祖實錄》中也記載到:“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論概以為酒色所致，此皆書生好為譏評，雖純?nèi)M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笨梢妼τ谑窌鴮η按弁醵嗑粕菢O為不滿的。
康熙帝為了拉攏漢族知識分子，對明朝初年的諸帝贊賞有加，其南巡時多次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康熙十八年(1679):
“南巡江寧，于明洪武陵復(fù)屢經(jīng)拜醉，優(yōu)禮勝國之君，用盡執(zhí)謙之節(jié)。此又前史所未見也?！?div style="height:15px;">康熙三十一年(1692):
“前者幕修《明史》諸臣，所撰寫本紀、列傳，曾以數(shù)卷進呈。于洪武、宣德本紀，曹議甚多，膚思洪式系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跡猶殊，然皆勵精著于一時，談烈垂諸奕世。”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對臣下說:
“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見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yù)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壞于宜官者耳。且元人譏宋，明復(fù)譏元。膚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div style="height:15px;">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對明初洪武、永樂、宜德諸帝是持贊賞的態(tài)度，肯定了他們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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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明中后期成化、正德等朝皇帝也進行了客觀的評價，既揭露其腐敗、怠惰、奢靡，同時也指出其在位期間值得肯定的事跡。對明末諸帝既指出其不善守，又多不識字，“明祖訓(xùn)一書萃列后之漠，兼眾智之美……追其后世子孫漸至于陵替者，豈其貽謀之未藏欽?由不能善守之故也。”
康熙四十二年(1703 )，曾說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慢聽之，諸事皆任太監(jiān)辦理，所以生殺之權(quán)，盡歸此輩也?！睂尉?、萬歷、天啟持批判態(tài)度，認為明亡始于嘉靖、萬歷之時。
有清一朝，許多史家對崇禎帝作出激烈的批評，痛斥其為亡國之君，然康熙所言:“有明天下，皆壞于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憨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憨帝之咎也。”
可見康熙帝是嘆其時，惜其才?？滴鯇γ髦T帝則褒貶有度，且以贊為主，其評價也相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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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明朝滅亡的認識
對于明朝的滅亡的原因，康熙帝做了多方面的原因總結(jié)。
首先，源于明末諸帝文化水平有限，任用宦官?？滴跛氖?1703 )，曾說道:“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慢聽之，諸事皆任太監(jiān)辦理，所以生殺之權(quán)，盡歸此輩也?！?div style="height:15px;">認為明朝諸帝，“俱不甚諳經(jīng)史”，由于皇帝不識字，不懂經(jīng)史，導(dǎo)致諸事都任用太監(jiān)，認為太監(jiān)亂政是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有明之世，君臣闊絕，至有輔弼之臣經(jīng)年不一見顏色者，凡出納之命皆假于宦豎之手，相沿不變，以至于亡?！?div style="height: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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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認為明亡于黨爭。對于導(dǎo)致明朝政日趨腐敗的宦官，康熙帝吸取教訓(xùn)，執(zhí)政期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從制度上消除太監(jiān)干政的禍根。但是康熙帝認為宦官并不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宦官為害，歷代有之……謂明之亡，亡于太監(jiān)，則膚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攫于度外，惟念以門戶勝負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柞之顛覆盡委罪于太監(jiān)，謂中宮用事之故，烏得篤論鄧……作史之道，務(wù)在乘公持平，不應(yīng)膠執(zhí)私見為一偏之論，今特與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div style="height:15px;">認為明末黨爭對朝政的危害最大，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康熙三十年(1691)，諭吏部:
“夫讒諳帽嫉之害，歷代皆有，而明末為甚……聯(lián)歷觀前史，于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div style="height:15px;">康熙五十年(1711)，其告誡大學(xué)士們說:
“督撫大吏辦事當(dāng)于大者體察，不可刻意苛求。為大臣者，不可輕率參人。明時臣工不能秉公。顛倒是非，挾仇彈助，此風(fēng)不可不戒?！?div style="height:15px;">可以看出在各級官員互相傾軋及結(jié)黨營私方面，明朝更甚于其他朝代，康熙帝認為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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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康熙帝認為明末皇帝的昏饋無能，以及奢侈無度，言官的胡亂攻伐也是導(dǎo)致明朝滅亡的原因。
對于明朝滅亡的年代斷代的問題，清廷為宣揚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一般都將崇禎十七年(1644)作為明亡的時間，而南明各政權(quán)皆為偽朝，康熙也繼承了此觀點。如康熙七年(1668)正月，認為順治皇帝在“甲申(即崇禎十七年)，嗣登大寶。是時流寇肆逆，明柞己終……金陵僧號者，其臣下執(zhí)之以降……以次掃蕩，遂成大一統(tǒng)之業(yè)?！?div style="height:15px;">在封建王朝時期，每到新朝取代舊朝之時，總是會提到“天命觀”，在宣揚明朝滅亡時，清廷也經(jīng)常提到“天命觀”，《清實錄》中記載到:
“流寇李自成顛搜明室，國柞已終。予驅(qū)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運以有天下，歷數(shù)轉(zhuǎn)移，如四時遞嫂，非獨有明為然，乃天地之定數(shù)也。”
康熙帝也不例外。康熙元年(1662)諭禮部曰:
“我國家誕膺天命撫御衰區(qū)，實由太祖皇帝神功圣德，肇造王基。太宗皇帝偉烈顯謹，恢弘大業(yè)。暨世祖章皇帝克紹鴻緒，奄有多方?！?div style="height:15px;">這雖然是康熙元年的詔諭，但“天命觀”是清朝取代明朝的基本基調(diào)，康熙帝認為一切事情是天命和人事的結(jié)果，但其強調(diào)的是重人事的影響，明朝的滅亡也在其“天命觀”中包含著，即認為清朝取代明朝是順天之舉，強調(diào)了明朝君臣的無度及揮霍也是致使其滅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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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明代學(xué)術(shù)思想及社會風(fēng)氣的評價
有明一代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xué)術(shù)思潮理學(xué)經(jīng)歷了比較大的變化。明初沿襲宋元之舊，程朱理學(xué)為正統(tǒng)，程朱理學(xué)提倡“存天理，滅人欲”，而明代學(xué)術(shù)的分水嶺則源于陳獻章、王守仁之流，《明史》中記載到:
“原夫明初諸儒，皆珠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鑊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xué)術(shù)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
王陽明的心學(xué)則是“心本體論”，也就是所見、所聞、所感、所想，你腦子中的全部構(gòu)成了全部世界，即“心外無物”?？滴跷迨荒?1712)，康熙帝認為朱熹:
“注釋群經(jīng)，闡發(fā)道理，凡所著作及編幕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jīng)今五百余年，知學(xué)之人無敢癱議。膚以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div style="height: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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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康熙帝認同了程朱理學(xué)，否認了明朝的王陽明心學(xué)，這對于維護清朝的統(tǒng)治有很大的作用。整個明朝對文人甚為優(yōu)待，文人可以任意的評論朝政，甚至很多文人以被“廷仗”為榮，而到了清朝從順治開始則興起了“文字獄”，雖然康熙時“文禁稍寬”，但仍然發(fā)生了著名的文字獄案一一戴明世《南山集》案，牽涉甚廣，這說明康熙帝時期仍然控制著學(xué)術(shù)和朝野的言論，這也說明其不認同明朝時的朝野風(fēng)氣。
康熙帝曾說:
“聯(lián)惟天生圣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tǒng)之傳，即萬世治統(tǒng)之所系也……此圣賢訓(xùn)詞詔后，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tǒng)在是，治統(tǒng)亦在是矣?！?div style="height:15px;">康熙將自己比作圣賢，強調(diào)“君師合一”，即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合一，強調(diào)自己用圣賢之道來治理國家，為自己的統(tǒng)治披上合法的外衣，爭取士大夫?qū)ψ约旱闹С?，以至于到康熙中后期，其主流的學(xué)術(shù)思想己將康熙作為道統(tǒng)的繼承人。從這可以看出，康熙帝對明朝自由的學(xué)術(shù)思想不甚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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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明史觀”的形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任何思想的形成都離不開相應(yīng)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環(huán)境。
康熙初年，大規(guī)模的抗清斗爭己基本結(jié)束，康熙帝解決掉“三藩叛亂”后，全國再一次大一統(tǒng)，康熙帝借平定“三藩叛亂”之勢奠定了自己的威望。隨后，康熙帝開“博學(xué)鴻儒科”，并開始纂修《明史》，這既是再次宣傳強化明朝己經(jīng)滅亡，又是康熙帝借“博學(xué)鴻儒科”籠絡(luò)漢族士大夫階層，緩和民族矛盾的手段。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康熙帝自認為是盛名之君，故對明初諸帝加以贊揚，對明末諸帝進行有選擇的批判，再后來隨著皇子們的爭斗的加劇，康熙帝認為黨爭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康熙帝“明史觀”的形成，與其個人品性也有很大關(guān)系。這位杰出的政治家，一生喜愛讀書，手不釋卷，經(jīng)筵日講，從不輟停。同時康熙帝做事嚴謹，他一再強調(diào)修史必須參看《實錄》等書，不僅強調(diào)《實錄》對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一定要對其內(nèi)容應(yīng)進行鑒別取舍，他還秉成實用精神，追求“信史”的原則，其個人因從小受漢族老師的教導(dǎo)，受理學(xué)的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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