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以其獨特的處世姿態(tài)和詩文風格，對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發(fā)生了深遠影響。正是因其獨特，所以人們對他的認識與評價，經歷了一個分歧甚多、長期變化的過程。
歷代杰出的文人，其所為后世矚目者，常常不僅是以其為文，亦是以其為人?；蛭囊蛉酥?，或人因文顯，當然絕大多數(shù)是才情并茂、交映生輝的，人們對他為人為文的印象，也往往混融不分，互相加強。陶淵明最初是以清高自持的隱者風度而引人注目，令時人與后人景仰其人品而為他立傳作誄，而后才漸漸欣賞到他詩文中那種自然流露的至情至性的魅力。其人品在多大程度上襯照出他的文采，其文名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他的為人處世，這種具體的區(qū)分，對于準確全面地認識其作品的藝術價值，客觀公正地評價其文學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
陶淵明作為一個文學家，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二百年間，一直受到冷落乃至歧視。陶淵明的生前好友顏延之，在《陶徵士誄》中極力贊揚陶淵明的人品，對其創(chuàng)作只以“文取指達”寥寥四字一筆帶過。陶淵明死后六十年，當時文壇領袖沈約修《宋書》， 將陶淵明歸于《隱逸傳》，強調他的人格， 尤其贊揚他“恥復屈身后代”忠于晉室的節(jié)氣。
所輯入的《五柳先生傳》等四篇作品，純是從記事角度，對其創(chuàng)作無一字評論，甚至在《謝靈運傳》里詳論魏晉文學發(fā)展，歷數(shù)一代著名詩人時，仍無一字論及陶淵明。
齊梁時期的鐘嶸是歷史上第一個企圖擺脫傳統(tǒng)偏見、正式評論陶詩的人，他在《詩品》中指出：“宋徵士陶潛，其源出于應璩，又協(xié)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 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 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之隱逸詩人之宗也?！钡窃u價并不高，只將陶詩置于中品。直到蕭統(tǒng)，才開始給陶淵明的詩文以較高的評價，并為之編集、作序，又寫了一個比《宋書》更詳盡的《陶淵明傳》。
但是，蕭統(tǒng)在編《文選》時，錄《陶詩》不過八首，遠不如錄謝靈運的作品多，可見尚未認識到陶淵明詩的獨特風格的獨特價值。
到了唐代，推崇和贊揚陶淵明其人其文的作家陡然多了起來，同時分歧也多了起來。
李白既有“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的熱情向往，又有“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的激烈貶責。杜甫充滿欽慕地說：“焉得思如陶謝手，今渠述作與同游?！庇謱μ諟Y明為兒女操心過分不以為然：“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公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白居易用“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膻”來比喻陶的高尚人格；對陶詩更是愛不釋手：“數(shù)峰太白霧，一卷陶潛詩?！睂τ谔諟Y明“偏放于田園”則為之惋惜。唐代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的出現(xiàn)，更是壯大了陶詩在詩壇上的聲勢、地位。王維肯定“陶潛任天真”，不滿其“生事不曾問”，甚至責怪其掛冠歸田的行為：“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顏真卿的“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之句，則極贊陶淵明的忠晉節(jié)氣。
宋朝詩話發(fā)達，評點文章風氣大開，陶淵明作品的藝術價值不斷挖掘出來，陶淵明的地位升到頂峰。蘇軾是歷史上把陶淵明舉得最高的一個。他在《與蘇轍書》中說：“吾于詩人， 無所甚好， 獨好淵明之詩??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夸獎略過，大概是因為他一生幾番起伏，與陶心境相通，愛人及文；二是陶詩風格是他所難學，他作擬陶、和陶詩凡“一百零九篇”，模仿是難以超越的，況時代不同，經歷、心境不同，許多渾然天成的東西豈是摹擬得出的。蘇東坡論陶一些話則相當有見地，顯出其理解之深?！独潺S夜話》中說：“ 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之有奇趣。”《東坡續(xù)集》中說陶詩“ 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充分揭示了陶詩的深刻內蘊與獨特風格。愛國詩人陸游少年時即愛讀陶詩，手不釋卷，樂以忘食，其《讀陶淵明詩》贊美陶詩的藝術魅力說：“陶謝文章造化侔，詩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還許他人更道不？”
朱熹對陶淵明的道德文章也深為拜服，視為古今第一流高士、高詩，其《題霜杰集》中贊道：“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天地識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為折腰客?！秉S庭堅稱贊陶詩是“不煩絕削而自合?！笨偟膩碚f，北宋人論陶，是強調他的真率、自然，南宋人則較多地強調他的“恥事二姓”的“忠”。
元明清時代，論陶的基本觀點傾向，一般已跳不出唐宋人兩種對立意見的圈子。但清人龔自珍、譚嗣同的推崇陶詩，卻能別有寄托。他們特別強調陶詩的“不平談”精神。如龔自珍把陶淵明和屈原、諸葛亮相比，并以“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來說明他在讀淵明詠荊軻詩時的激蕩心情。譚嗣同以為淵明“傷己感時，衷情如訴”，乃是“慷慨悲歌之士也，非無意于世者”。
陶淵明由晉宋時代的一個中品詩人，歷經數(shù)代文人學者的評議，最終確立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對于這一轉變，應該如何看待呢？如果說陶淵明的創(chuàng)作被其同時代所曲解與埋沒，而在歷史的長河中洗盡塵沙，散發(fā)出真金純玉的光彩；說他的詩文有歷久彌新的魅力，如陳年久釀，時間愈久愈醇，這種解釋固然不錯，也很合乎人們對陶淵明的崇慕心意，但又不盡然，還沒有認識到這一文學現(xiàn)象背后的許多實質性問題。首先，陶淵明的詩，從中國詩歌發(fā)展的歷程來看，尚未達到盛唐時那般巧奪天工、精雕無痕的化境。陶詩在藝術形式上是率意而為，固然有其天然美感，但藝術之所以為藝術，有時就在于有其特定的規(guī)范與技巧。最精美的藝術品，不在于無規(guī)范無技巧，而在于合規(guī)范而未有牽強做作處，合技巧而不露斧雕刀琢痕。技巧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在此“無”是不顯的意思，并非真的不講，真的沒有。中國詩歌由四言發(fā)展到五言、六言而后七言，由古體發(fā)展到格律，這是一個藝術形式、技巧上不斷進化、升華的過程。至于格律成為約束，那是成熟之至便退化、美到極至便難再及的規(guī)律，也是后人拘泥固守，而自我限制。在陶淵明的時代，詩歌藝術還是處于向上發(fā)展階段，這是無可避諱的。論到文學之精美凝煉、韻律之優(yōu)美和諧，陶詩顯然不如盛唐佳作。陶詩總量不多而重復的詞、意義重復的句子卻不少見，大多數(shù)詩句節(jié)奏感也不強，因而情感缺乏強度，思想缺乏力度。但是正因陶詩的不事雕琢，暗合了精雕無痕的美學規(guī)律，所以他的某些篇章、某些語句，由于他的藝術功力的日漸深厚或一時激發(fā)，有意無意間也在技巧上達到了化境。同時，當藝術技巧的過分講究使人們感到厭煩和無以進一步發(fā)展后，人們又開始推崇陶淵明的那種率意任情而為的自如的創(chuàng)作方式。但就唐宋詩人而言，他們是在已經掌握了嫻熟精到的藝術技巧之后再追求這種自然式創(chuàng)作的，是形似而非神似，故而并不是退化，而是借鑒以提高，也就是在無數(shù)次精雕細琢的磨煉基礎上實現(xiàn)陶淵明的天然真姿，達到高度技巧上的無技巧。這樣，陶淵明的受推崇，顯然是因為隔時隔世，而產生了距離美，所謂的慕陶、擬陶、和陶，并不是要重復陶氏的創(chuàng)作，而只是某些方面的摹擬，或某種程度上的化用。況且，中國人歷來有好古、崇古之風，對古人總是推崇有加，對其不足往往視而不見，其實也是以古托人，借人自表，所以如此寬容大度，不吝溢美之辭。倘若僅以歷代大詩人大作家詩文中對陶淵明的贊慕而來確認陶的地位，很可能會受一次好心的欺騙。
陶詩的思想內容也較單調平淡，大都是田園生活、恬然心境的反復吟詠，貧士與酒在詩中出現(xiàn)得太多。這是由其較為簡單的人生和趨向恬遠的心境決定的。李白那種“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神奇想象；杜甫的那種“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沉郁胸懷；蘇軾的那種“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情；陸游的那種“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的壯志，在陶詩中都是看不到的。文學作為一門人們用心靈去賞析感應的語言藝術，平淡清雅固然也是一種魅力，也能觸動人們的情懷，閑情逸致固然也能使人們感受到生活的真趣，但大多數(shù)時候，人們還是需要那些至悲至壯至情至愛至為激越至為怪戾的東西，陶詩中《詠荊軻》之類金剛怒目式作品被后人贊不絕口便是見證。人們的心靈總是追求平靜也趨向平衡，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態(tài)度都是拘謹平庸的，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歷程都是平淡無奇的，那些具有某種極致的藝術品便是對人們波瀾不驚的心靈的一種補償，因而有了特殊的審美價值。只有那些經歷了大風大浪的人，只有那些在希望與失望之間、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上下求索、苦思苦慮、心靈焦灼不堪的人，才會向往平靜，才會從陶詩的恬淡意境中找到共鳴，感到輕松和欣慰。因此，像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這樣的心懷遠志而一生坎坷的人，便與陶淵明的隱逸情懷天然相通，而絕大多數(shù)普通讀者并不是那么欣賞陶詩。絕大多數(shù)人不是陶詩的最好讀者，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反過來說，陶詩不是最好的詩。這不是苛求，而應該是比較客觀的。陶詩是純粹文人的詩。中國文人多落寞，陶詩正是落寞文人所作也為落寞文人所愛的詩。
在這里，有必要對中國文人的心態(tài)作一番探討。中國文人，或者說中國歷代的文化人、知識分子，主要是詩人、作家，他們首先不是文人，而是社會人，是在宦海沉浮，在變幻無常的人生漂泊的人，他們首先有個人理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社會理想，因為不得志，因為歷經波折，心中有所郁積，于是為詩為文，抒其不平之氣，展其雄心夢境。他們的人生態(tài)度總的來說是積極進取的，甚至是有過于常人的、理想主義的強求苦索。正因如此，他們的失落也就遠遠多于常人。他們極易激動，極為情緒化，過分樂觀也過分悲觀。如李白，口口聲聲要“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卻在六十高齡隨永王出征；如蘇軾，念念不忘“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也從未曾放棄建功立業(yè)的念頭。中國文人的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都是超現(xiàn)實的，這注定了他們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意識，他們不可能如愿以償。于是，他們便極易變得灰心喪氣，便時時生出隱逸之心。剛剛“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忽而又“一夜歸心滿舊山”，蘇軾的這種情緒有如小孩子一樣善變。陶淵明與李白、蘇軾的不同在于，他的后半生是真正的隱逸，他的詩境如其心境是真正的恬淡，這是由他的客觀處境所決定的。陶淵明一生無大的波折，沒有多少大展宏圖的機會，很少親歷鐵馬金戈和風云變幻的場面，后來貧病交加，所以只能寄情山水田園。李白、蘇軾等人既然有叱咤風云的機會，就不可能真正歸隱，歸隱只是作為一種心意存在，他們對于失意人生欲舍不能，所以才羨慕陶淵明能夠有坦然自得的心境。其實，他們何嘗感受不到陶詩中那種寂寥與悵惘，只不過他們寧愿將此美化，以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使自己在縱橫天下與安居田園之間可進可退而已。他們對陶詩意境的向往與再造，并不能說明他們對陶淵明的創(chuàng)作成就至為折服，僅僅是將陶理想化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若他一直是一帆風順，他是不屑于陶淵明的那種無所作為的庸碌人生和因不能為而不敢為的生活態(tài)度的。另外，崇古好古的風尚使后世文人對前人總是不吝溢美之辭，在古人中獲取一種惺惺相惜、顧影自憐和孤芳自賞的凄美感覺。歷代文人對陶的態(tài)度不足以作為我們今天評價陶淵明的標準?？偟膩碚f，陶詩在某一范圍內是極好的詩，陶詩中也有普遍意義上的極好的詩，但綜觀文學史上的星斗，陶淵明的創(chuàng)作成就不在最高之列。
那么，陶淵明愈到后世愈為人們所推崇，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的誤區(qū)呢？當然不是這樣。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我們也應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他的成就與地位。他的詩與李杜相比縱然稍遜一籌，但在同時代卻毋庸置疑是別具一格、凡眼難識的極品。而且他開一派田園詩新風，對后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刻影響。他將他率真任情的人生態(tài)度通過他的詩表現(xiàn)出來，在一代代作家的心靈中引起回旋不絕的共鳴，這樣的詩的意義已超出了詩本身。所以縱然他的許多詩尚顯幼稚、簡單，可這正有如人的童真一般可貴。那些在滾滾紅塵里掙扎不休的遷客騷人，其詩其文也常常蒙上了塵垢，在飽經風霜之后驀然回首，這才體會得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真意，這才向往“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的田園，這才渴盼追隨陶淵明返樸歸真。陶淵明的人品心性為人景仰，其詩作為其獨特心性和品行的寫照，因之也增色增彩，而這人品與詩品已經混融難分。他的淡泊堅貞融入他的詩中，外化為其詩中那種天然真態(tài)的一部分。人們對其人的神往與其詩文的喜愛也一致不可分割。這樣的人造就了這樣的詩，這樣的詩奠定了陶淵明一代隱逸宗師、田園鼻祖的文學史地位。
陶淵明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創(chuàng)造了田園詩的新形式，以其獨特的內容、個性與風格影響著后代詩人的創(chuàng)作。
歷代文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著他的影響。清人沈德潛《說詩論語》中分析了唐代王維、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等著名詩人對陶詩的學習與借鑒：“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于陶淵明的影響，唐詩遂成山水田園一派。
陶淵明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于他詩文中顯示出來的心境與處世態(tài)度對后世文人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后世文人主動接受而非被動感染的，或者說是他們與陶淵明的相通暗合，從陶淵明那里找到了共鳴而強化了自己的某些個性、思想。不同的人從陶淵明那里得到的人生啟示也是不一樣的。如陶淵明“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的高傲姿態(tài)，對李白“豈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叛逆精神有很大影響，而王維從中得到的卻是“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的消極教訓。同樣的人在不同時期對陶淵明詩文中體現(xiàn)出來的人生態(tài)度反響也不同。如蘇東坡，一生把陶淵明視為自己的良師益友，不但愛好其詩，更仰慕他的為人，極為推崇陶淵明堅持文人氣節(jié)的高尚品質，對陶淵明《飲酒》詩中“吾駕不可回”的姿態(tài)給予很高評價。在蘇東坡精神苦悶或無可奈何之時，陶淵明“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之類的詩句，對他遁世獨善、逃避現(xiàn)實的思想的發(fā)展，也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
很多知識分子在他們政治失意或漸近晚境的時候，往往到陶詩中尋找精神寄托，與陶淵明產生感情的共鳴，而忽視其積極進取的一面。
陶淵明的思想本就存在著積極有為和無奈避世的矛盾，在他一生中也有著早年大濟蒼生到晚年固窮守節(jié)的變化。他對后世文人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并非完全取決于他本人的作品與他的思想行為，與受影響者本人不同時期的處境、心態(tài)也有聯(lián)系。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陶淵明的命運與心態(tài)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文人的代表。他的詩主要是描寫自己的人生歷程和心靈歷程的，所以理解了他的詩也就理解了他，也理解了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那些始終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掙扎，時而春風得意時而沮喪消沉、時而豪情滿懷時而放誕不羈、時而怨憤不平時而自慰自安的注定不會遂心不會滿足不會平靜的中國文人。
陶淵明的詩文，作為文學殿堂的珍品，至今仍為人們喜愛。他的桃花源世界歷經千余年的人事變遷，今天仍像一個童話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澤東的詩句“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達了對千百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人間樂土的無限向往，更表達了把它變?yōu)楝F(xiàn)實的幸福田園的美好愿望和堅定信心。
陶淵明“生也艱難，死如之何”的哀嘆已經遠逝了，他的詩文卻將世世代代流傳。他那恬然沖淡、醇郁深遠而偶現(xiàn)崢嶸的意境，及其顯示出的率真任情的個性，將給一代代人以一種精神的慰藉和鼓勵，以及美的啟迪和趣的享受。用詩人自己的話來說正是：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