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的“京察”
與考核外官的“大計”制度相對應(yīng)，明清兩朝對京官的按期考核叫“京察”。京官的概念相對外官（地方官）而言，指在六部九卿等中央機構(gòu)任職者?！睹魇?/span>.選舉志》：“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歲，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diào)、間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謂之京察?！?/span>
明洪武六年（1373），太祖朱元璋令御史臺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員有無過錯，奏報黜陟。此即為京察之始。凡逢巳、亥年（巳、亥分別為十二地支之六和十二，相隔六年），四品以上京官各自撰寫述職報告，交吏部考核，其升降去留報皇上定奪。對于官員的遺漏之行，另由給事、御史負(fù)責(zé)糾劾，稱作“拾遺”。拾遺發(fā)現(xiàn)的問題，很難查清當(dāng)事者到底是有意遺漏還是無意疏忽，一律按“有罪推定”，處罰不免。
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仕宦大夫知廉恥而自重，以掛名通報察典為終身恥辱，多數(shù)官員操守尚好。中央機樞六部九卿科道林立，位高權(quán)重之輔臣各有黨羽。每遇京察，借此伸恩怨而狹私者在所難免。吏部考核原本也是人為之事。倘若事涉高層派別權(quán)力角逐，則中下層官員之貪與不貪，勤與不勤，能與不能均可兩說。比如甲派占據(jù)上風(fēng)，則乙派司員所獲注考評語多為貪、不勤、不能。反之亦然。隆慶四年（1570），諭旨命首輔高拱主持京察大計。高拱請旨與都察院同理此事，遂黜降不少司官主事（即司局級與處級干部）。兩年后，高拱以專恣擅權(quán)被勒令致仕回家，而被他削黜的官員卻再不得敘用。萬歷朝，閣臣權(quán)重，常庇護屬下?lián)蠑_察典，致群臣相爭如水火。中央機樞派別權(quán)力爭斗淵源甚久，且不可避免。此大概可曰極權(quán)政體與生俱來之特色。
清順治八年（1651），世祖親政。喻：“部院諸臣，託名熟練，持祿養(yǎng)交，有年屆懸車（古代官員七十歲謂懸車之年），貪戀爵祿，著吏部開列職名，親行更定，與天下見之?！贝文辏夹芯┎?，確定每六年一次。順治八年雖定了京察之制，但甄別京官并不拘泥年限。十年，皇帝上喻：“外官計典，十年內(nèi)已三舉行，京官殿最亦當(dāng)核察。吏、禮侍郎、學(xué)士、詹事等官，朕親考試區(qū)別，六部等衙門老疾不能任事，素行不孚眾論，或才可外任者，各堂官察核匯送吏部都察院，同吏科河南道議奏，通理常仆等衙門堂官，開送核奏?！?/span>
順治十三年（1656），吏部奏定京察例則：三品以上官自行陳述，四品等官由吏部、都察院考察議奏，報皇上親定黜陟去留。筆帖式（掌滿、蒙、漢文秘書事）照有職官例一體考察。凡遇京察，各官暫停升轉(zhuǎn)。十七年（1660）順治帝詔諭甄別內(nèi)外官，都御史魏裔介上折子請行“糾拾”之法，以補甄別所未及處。所謂糾拾，明代已行，即檢舉揭發(fā)，主要針對高官大僚。魏御史提出內(nèi)而京官，外而督撫，不拘現(xiàn)任、丁憂、告假、養(yǎng)病，科道官遇有見聞，即據(jù)實糾劾?；实鬯煺諟?zhǔn)頒行。
康熙六年（1667）行京察，次年甄別“不及”官三十七員。諭旨，不必調(diào)任，俱降二級。八年（1669）甄別尚書布顏等七人。雍正元年（1723）京察改為三年一舉，遂為定制。四年（1726）雍正諭旨：“各部漢司官冗濫，今春京察止革退數(shù)人。乃汪景祺、査嗣庭妄謂郎中等官壅滯，有‘十年不調(diào)，白首為郎’等語。必司官中有不感恩而怨望者。此等既不能為國家效力，又多占員缺，阻后人升補之路。著各堂官甄別以聞。”雍正明察秋毫，眼里不揉沙子，國朝諸事殺伐果斷。他在位十三年吏治最嚴(yán)，效果頗著。
乾隆四年（1739），鴻臚寺少卿査斯海奏：“京察被劾，向不引見?；蜃吮居⒙?，而堂官性多沉抑，即目為浮躁；或質(zhì)稍遲鈍，而堂官識多明敏，即棄為不及。且更有賦性憨直，不善應(yīng)酬，遂以嫌隙加之。吏議嗣后京察六法，照外省大計例引見?！碧霉偈敲髑鍍沙瘜Ω鞑可袝?、侍郎及各寺卿長官的通稱，相當(dāng)于現(xiàn)今的部級干部。他們位居機樞要職，各領(lǐng)部門衙署。査少卿可謂心細(xì)之人，他唯恐眾多司官與本部門長官脾氣秉性不合，而遭誤解乃至錯糾。郎中、主事一級（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司局、處級）一旦被劾，根本沒機會面見皇上陳說情由，如此難免被冤屈降黜。若照外省大計引見，則可面陳皇上，由皇上親定去留。乾隆不糊涂，即刻照準(zhǔn)了查少卿這道折子。
乾隆為一代英主，通達慧敏。十一年（1746）他明喻曰：“究之察核司員，惟堂官最為親切，要在平時留心體察，臨事舉劾公平。如上次一等，三年行走平常，即改二三等；上次二三等，三年奮勉，即當(dāng)列為一等。庶察典肅而人知勸懲。”乾隆這話寬懷體仁，精微具體，既是原則又可操作。百官聞之不得不言皇上圣明而山呼吾皇萬歲。十五年乾隆又說：“京察屆期四五品京堂既不自陳，亦不引見。雖吏部都察院填注考語，不過虛文。龍鐘庸劣，既得姑容，即才具優(yōu)長，亦無由自見。于培養(yǎng)人才，澄敘官方之道，蓋兩失之。嗣后派王大臣秉公分別一二三等引見?！贝擞骷榷沤^庸才濫竽充數(shù)，又防英才被埋沒。兩端皆備。
清代對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部、院屬官五十五歲以上者，堂官須詳加甄別。后又規(guī)定六十五歲以上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皇上要親自面詢。嘉慶三年（1798）延至七十歲留任官引見。
道咸同三朝京察循舊例，舉劾并重，且加以隨時糾劾。光緒朝，吏部侍郎竇廷上疏奏陳：京察積弊在于機樞重臣不能必公必嚴(yán)。而考核樞臣功過惟在圣明獨斷，樞臣不責(zé)，何以責(zé)部院堂官。他的矛頭直指當(dāng)朝大僚及皇上，所言犀利且確，可謂擊中要害。但朝廷中樞格局與制度弊端終難改變，竇侍郎的話除警人外徒剩空言，根本落實不了。及至宣統(tǒng)，吏部設(shè)憲政籌備處。其時浮議紛紜，舊言新說莫衷一是，雞吵鵝斗無所適從。吏部遂成贅疣，京察亦宣告終結(jié)。
京察，歷經(jīng)明清兩朝五百四十馀年，其規(guī)制可算詳備，亦曾裨益而盛極一時。但方劑猛藥頂多能讓病入膏肓者多喘幾口氣，除盡病根兒起死回生是辦不到的。正如民諺云：治得了病卻救不了命。極權(quán)政體氣數(shù)盡了，神仙來了也是束手無策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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