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古代青銅器資料的增加、搜集和研究的推進，與其他青銅文明相對照，愈發(fā)突顯中原古代青銅器卓爾不群、無與倫比。其特點首先表現(xiàn)在造型怪異、復雜，但實用性差；其次表現(xiàn)在裝飾和紋飾獨特、華麗甚至繁復得匪夷所思，母題紋樣從來不曾在其他文明中出現(xiàn)過，而且新近的研究還揭示出其中不少原本是瑰麗多彩的。最后表現(xiàn)在實現(xiàn)功能和風格要求的制作技術(shù)大相徑庭，以泥范塊范法為獨占工藝，幾乎沒有其他文明通常甚至優(yōu)先采用的鍛造成形工藝，能確定的失蠟法鑄件也相對很少，技術(shù)路線大不同；鑄接成為制作復雜器物和大型器物的主要途徑，而與其他文明以鉚接和焊接為主要手段的工藝差別也頗為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錫高鉛青銅成為中原古代青銅器材質(zhì)的主流，富有特色。如何認識這些特色并揭示其深刻內(nèi)涵？在青銅器風格與工藝間有怎樣的對應關(guān)系？其中鑄工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工藝因素在青銅器斷代和產(chǎn)地研究中的作用如何？青銅容器與此前的陶器關(guān)聯(lián)如何？這些問題逐步成為中原青銅器研究的重要議題。而這樣的研究首先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本文即是一個嘗試，所針對的問題集中在風格和工藝及其源流等有限的幾個方面。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商前期的青銅雙耳簋。所采用的分期，以盤庚遷殷將商代分前后兩段，前段包括早商和中商，后段指殷墟時期。鑒于長期將早年小屯五座墓作為殷墟早期遺存，而新近的洹北發(fā)掘和研究已將之劃為中商晚期，原殷墟四期分法可相應調(diào)整為以武丁遷小屯為殷墟的開始，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段。

本文所討論的商早期雙耳青銅簋，數(shù)量不多，但分布廣闊，既有的考古學和青銅器研究，對它們年代和屬性的認識頗不一致，但各自的依據(jù)未必自洽和允當。當然，根據(jù)具體器物的哪些、怎樣的風格因素判定器物的早晚關(guān)系，也是缺乏研究的問題。具體器物與其出土單元的環(huán)境、與共出器物的關(guān)系，尤其是與通常被考古學家所據(jù)以斷代的陶器的關(guān)系，在青銅器斷代的糾葛，雖然岳洪彬已有初步的討論［1］，但跟進的研究還相當有限，尚待多角度推進。此外，青銅器工藝技術(shù)與青銅器斷代的關(guān)系，既往很少涉及，近來雖有較多嘗試［2］，但需要更多的證偽、批評和提升。

此外，與青銅器斷代緊密相關(guān)的鑄地研究，也是近些年才得到關(guān)注，所憑借的特殊工藝的工匠譜系，在技術(shù)論、藝術(shù)論、方法論上的適應性、變通性及其裕度，都是需要不斷探索的問題。當然，由細致的器物檢驗和查勘所揭示的現(xiàn)象，并由此產(chǎn)生的對器物功能的新理解和認識，也需要將之置于瘞埋理念、儀式或過程中反芻和批判。

在先秦文獻中，可能是《詩經(jīng)》率先提到簋。從“陳饋八簋”（《小雅·伐木》）知其為容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說簋是盛谷物的方形容器，質(zhì)地不明。其說與通常認識的青銅簋相去甚遠，或反映出東漢已無青銅簋。事實上，甲骨文即已有“簋”，但為數(shù)有限，或者說明簋在殷商尚非主要容器。據(jù)《甲骨文字典》，簋在各期寫法如下：

一期：

（乙 881）

二期：

（存一.1467）

三期：

（寧一.231），

（粹987）

五期：

（京 5080）［3］。

字從

從

，各期的具體筆畫或有變易，結(jié)構(gòu)已相當穩(wěn)定。金文繼承了甲骨文形體，數(shù)百年的變化很小，茲援引《殷周金文集成》實例如下：

從上述青銅簋銘的“簋”字構(gòu)成上，未見與“金”相關(guān)的偏旁，說明沿襲了甲骨文。大概到戰(zhàn)國中晚期，簋已經(jīng)改變了造型和材質(zhì)，甚至已經(jīng)消失，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臆度自然不足為奇。

很明顯，早期的古文字形體并未給出簋的形狀和質(zhì)地，后期字書依然，還增加了訛誤，以致宋代的金石學家將金文簋字認為“敦”，直到清代錢坫（1744～1806年）才考訂為“簋”，并指出：“古之簋或以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并用。此則改竹皿而從攴”［5］。簋在西周時期成為主要器類，此后往往與鼎搭配或成組成列，也因此據(jù)其形狀將一類器物稱簋。基本造型為盆形的腹，外壁對設(shè)雙耳，個別設(shè)四耳，極個別設(shè)三耳，還有一批無耳。耳的造型有繁簡之別，但基本是“C”形，有不同的附飾。底圜，下接或高或矮的圈足，還有將圈足置于方座之上者。至于盆形主體，多圓形截面，極個別為方形或橢方形截面，但腹壁曲率和腹之深淺變化較多，朱鳳瀚已有歸納［6］。

考古學興起后，又根據(jù)器形，將與之接近者也稱之為簋，以至包括了新石器時代的某些陶器，使之成為一個龐大的體系。形制和工藝直接關(guān)系到器物的年代和產(chǎn)地。風格分析是考古學家、藝術(shù)史家和古器物學家慣常的研究手段。就青銅器而言，代表性的研究如岳洪彬和朱鳳瀚。

岳洪彬研究殷墟青銅簋，非常細密地將59個樣本中的形式明確的54件分A、B、C、D四型，C型和D型各1件，A型21件分a、b、c三個亞型，分別有三、二、三個式別，各自的演變規(guī)律為：

Aa和Ab，口徑由小于腹徑到大于腹徑，腹由深變淺，圈足由矮變高；

Ac，除腹部由深變淺外，耳由五垂珥到有卷耳垂珥，再到長方形大垂珥。

B型31件分a、b兩個亞型，各有三個式別，各自的演變規(guī)律為：

Ba，器由高到矮，腹由深變淺，圈足由矮變高；

Bb，耳由無珥到有垂珥，圈足由矮變高［7］。

朱鳳瀚系統(tǒng)地討論青銅簋，將商周時期簋分五型，A型有兩個亞型，前者有五個式別；B型分三個亞型，Ba和Bc各有兩個式別；C型有三個式別，D型分兩亞型，分別有四和兩個式別，E型有兩個式別；但卻還未包括那種小卷耳的簋。以至在討論盤龍城青銅器群時，也沒有關(guān)注李家嘴簋LZM1∶5和楊家灣簋YWM11∶13，只是指出兩座墓的年代分別在二里岡上層二期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對于城固龍頭火疙瘩窖藏，雖沒有涉及雙耳簋，但指出其年代為二里岡上層第二階段，即白家莊期［8］。

本文是對商代前期裝飾一對小卷耳的青銅簋的分析和討論。因長期缺乏對它們的關(guān)注，其時代往往被大而化之處理，不免偏頗，而其工藝以及鑄地等很少論及。本文搜集五件簋，先仔細分析它們的結(jié)構(gòu)和裝飾風格因素，再解析其鑄造工藝，然后根據(jù)風格和工藝因素構(gòu)建它們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以及與相關(guān)器物的關(guān)系，并按照不同因素進行排比，認識哪些風格因素和工藝因素具有時代性而哪些可能是工匠個性的偶爾呈現(xiàn)。最后再溯源并討論南方風格器物的中原淵源問題。

一、黃陂盤龍城雙耳簋

黃陂盤龍城是一處十分重要的商文化遺址，一般認為是中原二里岡文化向南擴展的結(jié)果，延續(xù)到中商時期［9］。盤龍城考古發(fā)掘報告將該遺址分為七期，前三期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間到四期與二里岡期之間，后四期屬于二里岡階段。該遺址的墓葬出土青銅簋3件，兩件出自李家嘴墓，1件無耳1件雙耳，另1件雙耳簋出自楊家灣墓［10］，本文著重討論兩件雙耳簋。

1.李家嘴雙耳簋LZM1∶5

李家嘴崗地在盤龍城遺址中比較特殊，發(fā)現(xiàn)了30個灰坑和4座墓葬，但只有M2經(jīng)正式發(fā)掘，其他3座都是遭破壞后清理的。墓葬規(guī)模較大，出土遺物豐富，是盤龍城同一階段有明顯布局規(guī)劃的等級最高的一組墓葬。年代屬盤龍城第四和第五期，遺址中的一些灰坑被認為可能與祭祀有關(guān)，而其他一些灰坑的年代可以晚至第七期［11］。

李家嘴M1被排定在盤龍城第五期，出土青銅禮器22件，是迄今所知殷墟之前墓葬出土青銅器最多者。其中一件雙耳簋LZM1∶5，通高17.4、口徑22、圈足徑16.3厘米，重2.8千克（圖一）［12］。簋斂口，斜平沿較寬，視覺為敞口，厚方唇，沿下腹壁微向外弧鼓再收束出底。頸壁較直，飾兩周凸弦紋，紋線粗細高矮欠勻，平行度不一。腹面飾寬紋帶，主題是獸面紋，風格屬于平鋪寬帶狀線條，上下有細凸弦紋作邊，而紋帶下另飾一周凸弦紋。紋帶分相等的三組，每組的中間為獸面紋，其兩側(cè)各置一大夔紋，體量約有獸面紋的一半，可能與相鄰的另一組夔紋構(gòu)成抽象的獸面紋。獸面紋的構(gòu)圖并不十分完整和清楚，可辨識的是鼻頭抵在紋帶下欄，兩側(cè)勾線為鼻翼，鼻外似深咧的嘴角，露出鯊魚一樣鋸齒形排牙，并與夔紋相向。鼻中起窄而矮的鼻梁，縱貫紋帶，兩側(cè)飾立刀紋。一對“臣”字形大眼距離較大，半球形眼珠雖非正圓且不一致，但頗為突出。眼外可能是向外伸再向上弧彎的窄條獸身，尾向內(nèi)回卷。額和眼上為冠飾，形如多叉鹿角，有豎直如立刀者，有彎卷如樹枝者，或者獸面的造型基于雄鹿，但未見耳（圖二）。獸面紋外的所謂夔紋更為抽象，是否夔紋或有疑問，或是夔紋的原始形態(tài)。其形若曲尺，沿獸面紋的身和面布局，線條型式與獸面相同，并在面部與獸面有交集?？杀孀R的僅僅是其突出的一只眼球，口、鼻、耳、角和身均不辨，但卻與相鄰的夔紋依紋飾組界大體對稱，合起來似乎為一幅倒置的抽象獸面紋（圖三）［13］。此二獸面紋均具有相當?shù)脑夹?，屬于羅越（MaxLoehr，1903～1988）劃分的安陽Ⅱ型［14］。

簋底微圜，下接圈足。圈足壁近直，分大體相等的上下兩段，上段略收束，均布三透孔，其中兩個近“十”字形，一個不規(guī)則，一條凸弦紋從中間貫穿它們?？拙庑?nèi)大，說明形成孔的泥芯由圈足芯自帶，與范在圈足表面結(jié)合。圈足下段加厚，內(nèi)、外壁光素，底沿平整（圖四）。

三組紋飾的組界上有清楚的披縫，是垂直細陽線，應自口沿貫通圈足底沿，但卻未見打破頸和腹部的凸弦紋，或者這些范的分型面曾經(jīng)處理，或者是鑄后經(jīng)過精細打磨去除了披縫，均需微痕調(diào)查予以確認。這些披縫表明簋腹為三分范。

此簋對設(shè)兩“C”形耳，作獸頭形，上大而寬，下細而扁。獸頭起于簋頸，與頸壁及唇沿有縫隙，疊壓兩凸弦紋卻未及紋帶上欄，獸面向外，兩側(cè)斜平，勾云紋。獸面的嘴不明晰，鼻翼較凸并勾圈線，鼻頭和鼻梁勾弧線。一對“臣”字形眼中突出半球形眼珠。額中勾菱形，上豎柄形冠飾。冠飾兩側(cè)為一對大耳，耳輪較寬，耳蝸明顯，頂與簋口沿平齊。自獸頭口下猶如出帶狀舌，上勾四道縱線，向下弧彎搭在紋帶中間（圖五）。獸頭耳中空，可見頸部凸弦紋；耳中泥芯猶存，知其壁較薄；耳下段微呈槽形（圖六）。

另一耳與簋頸和腹的結(jié)合處明顯溢出銅，疊壓在器表（圖七），且中部細弱。這些現(xiàn)象說明雙耳分鑄，而耳疊壓在腹壁上，表明雙耳后鑄［15］。更為重要的現(xiàn)象在腹內(nèi)壁，與雙耳相應，均可見三個排列呈倒“品”字形的釘頭形突起（圖八、圖九），均是華覺明等研究分鑄后劃分出的鑄鉚式后鑄類型的“鉚頭”。具體制作時先鑄簋腹，在設(shè)耳處預鑄三個工藝孔。制作耳的鑄型時，腹內(nèi)泥芯上有三個鉚頭的型腔，腹外由耳的一塊迎面范、兩塊側(cè)面范和一耳芯組成；組裝鑄型時，工藝孔在型腔中；澆注時，青銅流過工藝孔充滿鉚頭的型腔、工藝孔和耳的型腔，凝固后，耳牢牢地鑄接在腹壁上［16］。底部的X光成像，表明簋的口、腹和圈足并非正圓，下腹略薄，而底部的壁厚不盡一致，微有差別；底部一枚墊片頗為清晰，邊界還有氣孔，下腹使用了四枚墊片，排列基本齊整（圖一〇）［17］。

對于這件簋的鑄造工藝，早年曾認為“應是分鑄附件后再通體合鑄”，意思是雙耳先鑄［18］，明顯為誤判。爾后華覺明等指出，該簋是當時所知“最早使用分鑄法的青銅器件”“簋體先鑄，簋耳后接，屬于后鑄法中薄壁件的鉚接式鑄接”，還進一步對比盤龍城李家嘴出土的無耳簋LM2∶2，指出后者較早，而分鑄就發(fā)生在二者之間。“分鑄法是從器件的補鑄發(fā)展而來，最早可能是在二里岡時期用鉚接式的后鑄法于薄壁的簋上加鑄簋耳，又用多次鑄接的方法聯(lián)接卣的各個部件，如盤龍城李家嘴一號墓所出銅卣便采取了這種做法。稍后，在斝、爵柱紐的制作上，采用了榫卯式先鑄法。到殷墟前期，在較為厚的器壁上鑄接器鋬等附件，榫卯式的后鑄法，得到了很大發(fā)展?！保?9］貝格立（RobertW.Bagley）和其他學者也注意到這一點，并認為盤龍城簋雙耳的分鑄是最早的部分分鑄實例［20］。這種鉚頭設(shè)計，即是為了強化后鑄雙耳與腹部的結(jié)合，鉚頭形狀不規(guī)則，表面光素。

胡家喜等討論這件簋的鑄造工藝，指出“簋體的澆口設(shè)置仍在圈足上，而在簋體與簋耳相接處預留簋耳的三個澆口與氣孔”，并給出了后鑄簋耳的示意圖（圖一一）［21］。

胡氏等的分析是正確的，但示意圖表明后鑄的雙耳從簋腹內(nèi)澆注則缺乏依據(jù)，不僅“鉚塊”上面并未發(fā)現(xiàn)任何澆道痕跡，而且，鑒于簋腹內(nèi)操作空間狹小，操作的可行性不免可疑。此外，文中所及“預留氣孔”也不知所指。

這件簋的造型、結(jié)構(gòu)、紋飾和鑄造工藝一如上述，內(nèi)容豐富且新奇。另外值得關(guān)注的是其配置關(guān)系，圓缽形的器體布局三組紋飾，每組紋飾的體量都不大，所以母題獸面紋兩側(cè)填“夔紋”，相鄰的兩夔紋似可構(gòu)成倒置的抽象獸面紋，其格局與商早期即二里岡階段的絕大多數(shù)圓形器相同，如鄭州向陽回民食品廠窖藏出土的大口折肩尊XSH1∶3、鄭州商城罍C8M2∶1，盤龍城李家嘴出土的尊LZM2∶75和盤LZM2∶2等［22］。但此簋要設(shè)一對獸首耳，使得附件和紋飾難以對稱和均衡。

2.楊家灣雙耳簋YWM11∶13

楊家灣是盤龍城遺址中最大的崗地，東西長500、南北寬350米，海拔高程46～49米，也是面積最大的遺址區(qū)塊，最厚的文化堆積達兩米，內(nèi)涵也最為豐富，包含商代墓葬的遺址遍布其上，已發(fā)現(xiàn)的墓葬多達22座，雖有早至第三期者，但多集中在第六、七期。新發(fā)現(xiàn)的建筑和墓葬，均提示此處是盤龍城遺址的后期中心［23］。

1989年冬發(fā)現(xiàn)并清理的墓YWM11位于楊家灣南坡，是一座2.5米×1.4米的長方豎穴墓，方向20°，墓口距地表1.2米，堆積有10塊石頭。葬具已完全糟朽，推測有棺有槨，知其在黑或褐色底漆上用朱漆繪獸面紋、云紋、三角紋和條紋等圖案，但人骨無存，葬式不明。發(fā)掘報告根據(jù)墓中陶甕內(nèi)的骨渣，推測墓主置于其中埋葬，聊備一說。墓底有二殉狗坑，隨葬品分四層放置在槨板上填土中，青銅器35件、陶器9件、玉器4件，另有石器、綠松石器和骨器各3件。在槨板上還有17塊青銅鼎殘片和6塊青銅尊殘片，其上下左右皆有成片的朱砂和雕花板痕［24］。

雙耳簋YWM11∶13出土于墓坑南腰坑上方，通高18.4、口徑21.2、圈足徑15.4厘米，重2.35千克（圖一二），體量與尊LZM1∶5相近，發(fā)掘報告分析該墓屬于盤龍城七期［25］。這件簋也是斂口，寬沿微弧，圓唇，視覺上口更開敞（圖一三）。沿下腹壁向外弧鼓，至腹中弧收成底，下接圈足（圖一四）。頸不明顯，飾兩周凸弦紋，高低寬窄和平行度亦不夠規(guī)整。

上腹也飾一周獸面紋帶，由相同的三組紋飾橫排構(gòu)成，各組紋飾的母題都是獸面紋兩側(cè)填夔紋，以寬線條平鋪形式展開，上下以凸弦紋為邊，但其寬窄更為不勻。居中的獸面較大，較寬的鼻頭及下欄，中間起窄而矮的鼻梁縱貫紋帶，上部是鹿架形冠飾。鼻頭兩側(cè)為深咧嘴角，露出鋸齒形牙齒，其外面與夔紋相連。鼻兩側(cè)勾立刀紋，再外設(shè)“臣”字形眼，中間突出半球形圓眼珠。眼外是獸的窄條身軀，向兩側(cè)上方弧形伸展至于上欄尾稍回卷。難以理解的是眼上云紋勾勒的部分，有若自額下向兩側(cè)上方生出的角，幾乎“S”形向上欄蜿蜒后橫伸再下折，角稍回勾（圖一五）。獸面紋的兩側(cè)，是幾乎三角形的抽象“夔紋”，滿飾曲勾的云紋，眼珠圓突，故除眼外均不能辨識，但大體與相鄰的“夔紋”左右對應，可構(gòu)成一幅抽象獸面紋（圖一六），和前揭李家嘴簋一樣，或許是初期獸面紋的一種形態(tài)。然而，紋飾組界上的披縫清晰，直而淺，縱貫紋帶并與上下邊的凸弦紋交接，與不交接的鼻梁形成清晰對照。然而，與簋LZM1∶5相同的是，該簋的披縫也沒能打破或影響頸部的凸弦紋（參見圖一六）。三道披縫說明此尊鑄型與前揭李家嘴尊一致。

一對“C”形小耳生于口沿而接在上腹紋帶的上欄，與頸部構(gòu)成管狀，其中有殘存的泥芯，但明顯可見打斷了頸部的兩道凸弦紋。耳兩側(cè)微收而中間微凸，壁厚一致（圖一七，1、2）。耳面滿布紋飾，也是寬線獸面紋，線條與上腹紋帶相近。獸面紋左右對稱，下面是較長的嘴和不突起的鼻，均勾云紋。中間一對橢圓形大眼，橢圓形眼珠突出；頭頂中間有排形冠飾，兩側(cè)為“T”形角。勾紋深峻，與上腹紋帶相若（圖一七，3）。

圈足的形式和李家嘴尊一致，分高度相近的上下兩段。上段略細，均布三個“十”字形透孔，孔形狀較規(guī)矩且一致，內(nèi)外同大，側(cè)壁直甚至微有腰鼓形（圖一八），但位置不在分型面正中，而是偏右，一周突弦紋穿過孔的正中。圈足下段加厚，增量大約為凸弦紋凸起的高度，底沿平整。圈足透孔壁的腰鼓形，說明其成形不是由圈足芯自帶泥芯撐而成，倒更可能是泥墊片所致。X光片表現(xiàn)出該簋頗圓正，未見使用墊片，但可見底部和腹部有不少氣孔（圖一九），多屬皮下氣孔，故而在器表多數(shù)不能觀察到，但個別因銹蝕而破皮，使得氣孔露了出來（見圖一八）。

胡家喜等指出此簋雙耳渾鑄，鑄型由三范和一塊腹芯、一塊圈足芯組成［26］。張昌平等指出，此簋“上腹飾三足獸面紋，雙耳與器身三組紋飾以及其中三個鏤孔形成'五點配列式’關(guān)系，……渾鑄的雙耳在耳與外壁之間設(shè)有芯，腹壁上留有相應的鑄造痕跡”。所出墓屬于盤龍城最晚階段，器形特征接近殷墟文化時期的簋［27］。

二、城固龍頭火疙瘩雙耳簋

1980年，在地處漢中盆地的城固龍頭鎮(zhèn)南的土包火疙瘩東北角，農(nóng)民挖土發(fā)現(xiàn)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一批青銅器。窖藏距地面2.3、距土包頂1.5米，窖穴鋪有一層約一指厚的灰層，所搜集到的青銅器包括觚3件，尊2件，罍、簋、卣、壺、盤各1件，另有鉞4件、矛7件和鐮形器41件。次年農(nóng)民在這土包又發(fā)現(xiàn)一個青銅器窖藏，搜集到14件青銅器。王壽芝等指出，城固商時屬巴方，商王朝在此駐有重兵，火疙瘩曾是祭臺，而這些青銅器是祭器［28］。

1980年火疙瘩窖藏出土的1件雙耳簋（圖二〇），通高16.4、口徑26.3、腹深12.2厘米，重4.29千克，曹瑋將其年代斷為商代中期［29］。

這件簋的造型近于前揭李家嘴尊LZM1∶5，但有所變易，裝飾有較大不同（圖二一）。此簋口壁較直，寬斜平沿使之敞口（圖二二）；方唇較厚并外出。口沿下腹壁較直，至中腹再向下弧收出平底，下接高圈足承器。口唇下飾一周不十分平直的細凸弦紋，其下飾一周窄紋帶，由一二組斜角目云紋構(gòu)成，線條均勻，眼珠突出，但各組紋飾互有出入，上、下邊均鑲不很平直、寬窄不一的凸弦紋。整個紋帶浮起突出器表，該紋帶和其上的凸弦紋構(gòu)成了頸部紋飾。

腹部紋帶頗寬，平鋪斜排的粗線雷紋，中間均勻排布一周十八枚圓突乳釘。雷紋究竟是同一模翻制范的重復，還是源自不同的模，需要圖像分析獲知，但乳釘?shù)男螤詈痛笮∥⒂胁顒e，應當是在范上逐一加工的鑄型。紋帶下也有一周與沿下形制相同的凸弦紋，蘊含著腹部紋飾與頸部的映射關(guān)系。

器底平，圈足壁直（圖二三），向下微微外撇。圈足同樣分高度相近的上下兩段，上段一周均設(shè)三個形狀不很規(guī)則的“十”字形透孔，兩周凸弦紋大體切過橫的兩側(cè)并貫穿它們。下段飾一周由六組斜角目云紋組成的紋帶，完全的平鋪形式，眼珠也不突出，上下以凸弦紋鑲邊。其紋線類型和手法與頸部紋帶相同，也是與頸部紋帶相呼應的裝飾。紋帶下有窄的素帶，圈足底沿平整。

簋的頸部對設(shè)兩“C”形獸首耳，也起于唇沿、接于腹部紋帶的上欄，頸部的目云紋帶和凸弦紋從其中穿過。獸頭在耳上半部，面向下方，故而斜接于唇沿。獸吻較寬，鼻頭飾螺線，鼻中有窄而平的鼻梁，一對大“臣”字形眼中眼珠圓突。額中勾菱形，上豎三角形高大冠飾，其上勾云紋。一對蛹形大角成倒“八”字形伸向口唇，其上滿布紋飾，紋線的寬度和頸、腹、圈足紋帶接近（圖二四），獸頭兩側(cè)上方勾云紋，下側(cè)為裂開的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齒（見圖二二），似從其中伸出扁而窄的舌，彎曲著接于紋帶，其外面勾縱向紋兩道（圖二四）。兩耳上段的獸頭中空，截面為槽型，有較寬的側(cè)面，其中尚存泥芯。

簋身可見清晰的鑄造工藝痕跡。在三個“十”字形透孔中間位置，均可見清晰的垂直的鑄造披縫，披縫很窄，穿過紋線的痕跡均很明顯，且都通過腹部的乳釘和頸部目紋眼珠，只有一處在眼珠留下錯范痕跡，但在無紋飾的折腹、圈足上端以及頸部紋帶的上下，幾乎未見披縫痕跡，說明這些部位經(jīng)過仔細處理。

雙耳有明顯分鑄痕跡，并疊壓在頸部紋帶上（見圖二〇），說明雙耳后鑄接在口沿外。在腹內(nèi)壁，與耳相對位置，均有三個排成倒“品”字形的鉚頭，形如釘頭突起于器壁，表面光滑，上邊的兩個因與口沿平齊而不圓正（圖二五，1、2），與盤龍城李家嘴雙簋相同，是為加強后鑄雙耳于腹壁的結(jié)合采用的強化措施，兩件器如出自師徒二人之手。

簋內(nèi)底可見規(guī)則分布的四枚形狀不規(guī)則墊片（圖二六），格局也與李家嘴雙耳簋一致。底沿寬窄不勻，較寬處當是澆道設(shè)置位置（見圖二三）。

趙叢蒼曾指出，龍頭雙耳簋與盤龍城李家村簋相同或相似，還進而指出雙耳鉚接，后又說明三個“鉚塊”是鑄接器耳的痕跡［30］。前說過于籠統(tǒng)，后說均不夠確切。

三、新干大洋洲澇背雙耳簋

1989年，贛江中游新干大洋洲程家村農(nóng)民在澇背沙丘南端取土，發(fā)現(xiàn)一大批古代青銅器、玉器和陶瓷器。澇背沙丘西濱贛江，考古調(diào)查認為其處贛江古河道，與吳城遺址隔江相對，東南即牛頭城遺址。此處原有一座40米×20米，高3～4米的橢圓形沙土堆，農(nóng)民取土發(fā)現(xiàn)一批青銅器后，考古調(diào)查和清理遂得展開，在8.22米×3.60米范圍內(nèi)古器物分布密集，發(fā)掘報告將之確定為一個大型墓葬，但有不同看法［31］，或稱古器物坑更為貼切。

在大洋洲澇背出土的數(shù)百件青銅器群中，青銅容器48件，其中包含1件雙耳簋XD∶43，發(fā)掘報告稱之為假腹盤，后改稱簋（圖二七）。此簋通高17.4、口徑33.1、腹徑28.1、腹深6.4、圈足底徑26.6厘米，出土時底殘破一孔洞，后經(jīng)修補，修復后重10.4千克［32］。

此簋大口微斂，寬平沿，厚方唇外出。淺腹，深度僅6.4厘米，為高度三分之一。腹中正飾一龜紋，系陰線勾出，左后側(cè)約四分之一為打破的洞所破壞。紋樣的龜頭較大，細尖吻，頸只伸出一部分。龜身圓，背中心飾圓渦紋，外飾兩周云紋。龜頭兩側(cè)伸出一對前爪，腿細而短，但爪的四趾大而張開，殘存的右后足亦然，尾尖殘存一點（圖二八）。上腹壁近直而微微外弧，下腹弧收再折而下垂成高大圈足（圖二九）。

唇下的頸不明顯，腹部飾寬紋帶，由較寬的紋線平鋪而成，紋帶的主體是獸面紋，四組構(gòu)成完整紋帶，其上下均以細線圓圈紋帶鑲邊，圓圈較小，圓正程度互有出入，排列亦不盡勻稱，但圓圈紋帶也以兩凸弦紋鑲邊，其外側(cè)還有對應的凹弦紋以襯托凸弦紋。腹部紋帶的四組紋飾，前后兩組相同，左右兩組一致。前后的獸面紋中間有勾云式扉棱為鼻，扉棱長度與紋帶寬等，兩側(cè)勾隨形線并透空（圖三〇），獸面以之為對稱展開。獸面紋比較抽象，可見寬鼻及其向內(nèi)勾卷的鼻翼，兩側(cè)有深咧的嘴角，并露出鋸齒狀的牙齒。扉棱兩側(cè)勾立刀紋，一對不大的眼睛不甚對稱，其中的半球形眼珠高高圓突，一只眼角上斜。眼外無耳，長而細的獸身成“S”形，滿勾云紋，橫伸再上折到上欄，尾向內(nèi)回勾。獸面額頂大冠飾如橫展的鹿架，左右對稱排列云紋、“T”形紋和三云紋。獸面的兩下角填飾抽象變體夔紋，線型與獸面一致，但結(jié)構(gòu)莫辨，只有近乎四邊形的小眼珠突出，抽象形式與前述盤龍城李家嘴和楊家灣簋相若。但是，這件簋獸面兩側(cè)的夔紋與相鄰的夔紋對稱性高，很可能結(jié)合成抽象的長嘴獸面紋，其正中，即紋飾組界可見細而直的鑄造披縫，說明簋腹鑄型四等分。

左右兩組紋飾相同。因為耳的設(shè)置，獸面紋沒有扉棱，代之以平直的豎線，獸面紋依然連續(xù)，未受干擾（圖三一，1），構(gòu)圖和兩側(cè)填飾夔紋與前后兩組一樣（圖三二）。雙耳為“C”形，若半卷的管，造型為獸頭形，與前述各簋的耳有很多的共同點。耳起于唇邊，板狀下卷接在腹部紋帶的獸面紋的鼻頭位置。獸面微下視，與城固火疙瘩簋耳取向接近，但鼻更寬，兩側(cè)螺線突出形成鼻翼。鼻頭中間起低矮的鼻梁，其兩側(cè)和面部勾云紋；一對不大的“臣”字形眼睛中，圓形眼珠不大但突出，沒有填滿眼眶。額中勾很小的菱形，頂有燕尾形冠飾。冠飾兩側(cè)設(shè)開口向下彎曲的“G”形大角。角卷曲超過一周，根勾卷曲紋，中間排布雙鱗紋，稍略向外翹起（圖三一，2）。耳寬扁，截面為槽形，兩側(cè)內(nèi)折并飾云紋。獸鼻下部分不能確定為獸舌，中間縱列燕尾紋，兩側(cè)勾對稱的三組云紋，并起邊線（圖三一，3）。

簋底設(shè)在腹壁中間，圜形，但中央略平。腹壁下段弧收后直折下垂成高圈足，圈足直徑頗大，壁微內(nèi)弧（圖三三）。四道勾云形扉棱，分別與腹部的扉棱和耳相對應，均置于圈足壁。四道扉棱造型一致，均透空，兩側(cè)勾隨形紋；其上端較高而下端較低，上端抵在下腹與圈足壁折角處，下端在圈足紋帶下欄（見圖三〇；圖三一，2；圖三二）。圈足頂部均設(shè)四個形狀規(guī)則的“十”字形透孔，位置在45°方向，一周窄帶型凸弦紋切在橫的下邊串聯(lián)它們。圈足紋飾帶在透孔之下，由四組相同的紋飾構(gòu)成，每組紋飾均依扉棱對稱展開，每個扉棱兩側(cè)各置兩頭相向的夔紋，兩夔紋也可構(gòu)成一幅獸面紋，扉棱成為獸面紋鼻。這些夔紋構(gòu)圖較為一致，以與腹紋帶相同的線條平鋪出抽象夔形，長鼻彎舉，“T”形角橫置，長圓形眼中同形的眼珠頗為突出，除此，即是水平長伸的夔身、向回勾卷的尾，另有翅和華麗的裝飾。與腹部紋帶相同，紋帶上下均有圓圈紋帶鑲邊，所不同的是上圓圈紋帶內(nèi)邊線很細而外邊線如貫穿透孔的窄帶；下圓圈紋帶內(nèi)邊亦細而下邊直接是頗寬的圈足底邊（圖三四，1、2）。

這件簋的結(jié)構(gòu)非同尋常，淺腹、底吊在半腹壁，過于大而高的圈足，板狀大耳，且底部中心飾龜紋，都具有青銅盤的某些特征，可能是發(fā)掘報告將其歸為盤的緣由，也是迄今所僅見的獨特簋形。然而，其“C”形卷筒狀獸耳，獸面紋及其兩側(cè)所填夔紋的構(gòu)圖，卻與前述幾件早期雙耳簋具有緊密聯(lián)系。此外，這件簋還有一些獨自的因素，如腹部和圈足裝飾勾云形透孔扉棱，使得其造型嚴格左右對稱，這種四分結(jié)構(gòu)致使紋飾構(gòu)成也分四組，圈足頂部的透孔亦須設(shè)置四個。

特殊的結(jié)構(gòu)蘊含著非同尋常的制作工藝。這件簋的鑄造工藝信息十分豐富，既有明確的，也有隱晦的。

圈足紋飾組界上的披縫十分明顯，窄細而直，并打破圓圈紋帶且與腹部披縫重合。沿圈足四個透孔中垂線的鑄造披縫（見圖三二；圖三四，2），是鑄范分型面和結(jié)合面，說明簋采用四分范鑄型，四塊腹范與一塊腹芯和一塊圈足芯組成鑄型［33］。X光成像揭示，一處披縫兩側(cè)的壁厚有較明顯差別（圖三五，1），說明腹范在組裝時有一塊變形而略外翹，造成一邊略厚。

同樣，X光片也顯現(xiàn)出底部的破損、修補、氣孔等缺陷以及龜紋和破損。頗為重要的是簋內(nèi)底在龜紋外設(shè)置的四枚墊片，布局較為規(guī)則，頭前一枚，尾后一枚偏左，而兩側(cè)各一枚略靠前。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墊片的形狀近乎圓形，與通常商周青銅器以不規(guī)則碎器片為墊片大不相同［34］。它們邊緣清晰，一枚的周邊幾乎有一周環(huán)形間隙，說明鑄接良好。而龜紋右側(cè)的一枚墊片的中心有圓孔，應當是墊片的氣孔（圖三五，2）。簋底壁厚不過兩毫米，圓正的墊片及其中的氣孔，均說明這些墊片是特別鑄造的，而非舊器或殘器碎片。這是早期專門制作墊片的實例，將特意制作墊片的歷史，從西周中期大大提早了［35］。此外，龜紋頭前的那枚墊片的內(nèi)側(cè)，有一加大的補塊，一邊較長且較直，如何形成及補綴值得探討。

鑄造這件簋的難點在于雙耳，造型別致是其早期形態(tài)。耳上均無工藝痕跡，它設(shè)在紋帶上，沒有打破紋飾，未在紋飾的正投影兩側(cè)方向出現(xiàn)披縫，說明耳分鑄成形。在耳與腹結(jié)合處的外面，幾乎沒有分鑄痕跡，但在內(nèi)結(jié)合面，可見自簋腹溢出銅進入耳槽的現(xiàn)象（見圖三一，1），相應的，在外側(cè)也有一點疊壓簋耳（見圖三一，2），說明耳先鑄。這件簋鑄造工藝方面較隱晦復雜的是扉棱。六道扉棱中間的披縫雖然可見，但未見其與圈足和腹部紋飾重合（見圖三〇；圖三二；圖三四，1），說明扉棱分鑄。六道扉棱俱屬勾云型式，兩側(cè)都勾隨形陰線，且均透空。簋的四個分型面均與扉棱相錯45°，那么扉棱的成形要么采用活塊鑄型嵌入腹部鑄型，要么分鑄成形。在腹部兩道扉棱與腹部的結(jié)合處，沒有見到任何分鑄的痕跡，但圈足的扉棱根部，的確有圈足疊壓扉棱的痕跡（見圖三四，1），說明扉棱先鑄成形。更多的證據(jù)，需要CT掃描予以證明或否定。

四、山西青銅博物館藏雙耳簋

山西打擊盜墓犯罪，繳獲1件青銅雙耳簋，現(xiàn)藏山西青銅博物館，權(quán)且稱之為青銅博物館雙耳簋，簡稱青銅館雙耳簋。

這件簋通高18、通寬38.5、口徑25.6、圈足徑19.5厘米，重4200克（圖三六）［36］。口稍斂，較寬的斜沿外侈，方唇（圖三七）。頸略束，上飾一周凸弦紋。腹壁微弧鼓，飾平鋪的四組獸面紋組成的紋帶，上下均以圓圈紋帶鑲邊，而圓圈紋帶兩側(cè)則以凸弦紋為邊，圓圈基本圓整，但大小略有出入，排列也不盡齊整，紋線高度相同，但寬窄有出入，線條類型與其兩邊的凸弦紋一致。腹部四組獸面紋基本一致，線條較圓圈紋帶寬，近于蘇村火疙瘩簋腹紋帶而較盤龍城李家嘴和大洋洲澇背簋的窄。獸面弧形闊鼻頭抵于紋帶下欄，中間起窄而矮的鼻梁縱貫紋帶，兩側(cè)勾云紋。鼻頭兩側(cè)為深咧的嘴角，露出三角形牙齒。一對長圓形大眼外端略上斜，其中長圓形眼珠頗為突出，眼珠長度約是寬度的一倍。眼后無耳，橫出窄長獸身，再上折及于上欄后，尾向內(nèi)回卷，獸身勾云紋。額上的冠飾系鼻向上延伸并擴展而成，中間有牌飾，兩側(cè)飾立刀紋、“T”形紋、3個立刀紋，它們組成類似鹿架的大冠飾。同樣，獸面兩側(cè)填抽象的夔紋，大體呈三角形，除突出的眼珠可辨識外，余不能辨，且線條型式與獸面相同。填飾的夔紋與相鄰紋飾組的夔紋相應對置，組界上的披縫隔開了二者，難以確認它們合在一起構(gòu)成倒置的獸面紋。披縫縱貫紋帶并打破上下的圓圈紋帶，但在下腹和頸部素面上未見痕跡，倒是在唇下可見（圖三八）。紋帶下另飾一周凸弦紋，和頸部凸弦紋相應，但均未有明顯的被披縫干擾的痕跡。

兩“C”形獸頭耳對置，主體在上半部分，是圓雕中空獸頭，下半作淺槽。獸頭起于口沿下、疊壓在頸部并及于腹部紋帶上欄邊線，接于紋帶獸面的額部（圖三八，2）。獸頭微向下頷首，闊鼻，平面朝天，前窄后寬。獸厚上唇中有褶，鼻頭兩側(cè)以卷線勾出鼻翼，面正中設(shè)窄而高的勾云形透空扉棱鼻梁，其兩側(cè)勾隨形線，鼻兩側(cè)勾立刀紋?！俺肌弊中窝壑星蛐窝壑閳A突；額中勾菱形，并被扉棱鼻梁疊壓。一對高浮雕大角向兩側(cè)斜伸，角根勾云紋，角中勾出鱗紋；兩角之間的頭頂飾云紋（圖三八，3）。獸頭兩側(cè)，后段所勾云紋應表示獸耳及其耳蝸，前端上唇勾云紋，其下為張開的獸口，呲出一對尖利的獠牙。鼻頭之下的耳下段為內(nèi)折的槽型，光素，下端板狀珥長垂，厚度與獸頭扉棱相若，兩側(cè)勾“S”形云紋。耳的設(shè)置沒有影響獸面紋構(gòu)圖，一耳下的腹壁紋飾連續(xù)（圖三八，2），另一耳下腹壁紋飾模糊（圖三八，4）。此外，一耳的下段前面正中有一縱向的透孔，孔左上部分殘缺（圖三八，3），另一耳的孔不規(guī)則，顯出壁薄不及半毫米（圖三八，5）。

簋底微圜，以圈足承器。圈足壁斜直略外撇，分上下兩段。上段對稱布局四個不是很規(guī)則的“十”字形透孔，一周凸弦紋穿過正中。下段壁向外突出些許，壁些微外撇，內(nèi)壁則相應折出，依然保持壁厚一致。底沿平直，且寬窄基本勻稱（圖三九，1），只是內(nèi)壁局部有芯皴裂造成的突出毛疵。內(nèi)壁面應未經(jīng)加工，平而不光，應當是鑄出的原始面（圖三九，2），而外壁面的光滑，或者體現(xiàn)了鑄型與芯光滑的差別，更大的可能是拋光所致。整個簋的紋飾，除圓圈紋線細外，其余均是寬線鋪陳形式，紋線流暢。

簋體遺留有清晰的鑄造工藝痕跡。在腹部紋飾組的分界，可見清晰的鑄造披縫，并延伸到圓圈紋帶中，插入兩圓圈之中，二者間距自然加大。其位置與圈足透孔相應，但在圈足和頸部未見痕跡，說明這些部位的披縫被打磨干凈，只在個別透孔上可見微小的痕跡，但在侈出的唇下可見披縫（見圖三六、圖三八），說明簋腹四分范，與腹芯和圈足芯組成鑄型。腹內(nèi)壁光滑，但圈足內(nèi)壁平而不光，腹內(nèi)壁明顯經(jīng)過打磨。圈足的四個透孔外小內(nèi)大，內(nèi)壁無披縫，說明是由圈足芯自帶芯頭（芯撐）所形成的（圖三九，2）?？谘叵掠锌s孔（圖三九，3），說明鑄型倒置澆注。

雙耳明顯分鑄，且疊壓著腹壁（見圖三八，1、3），說明耳系后鑄接在腹壁。一只耳鑄接時因銅液漫溢，覆蓋了部分腹壁紋線，并使獸面紋冠飾不完整。耳扉棱和珥中線都可見清晰的鑄造披縫，前者還有范上下相錯的痕跡（見圖三八，3），說明耳是對開分型，兩塊范與芯組成了鑄型。在腹壁內(nèi)側(cè)鑄接耳的位置，均有一組四枚鉚頭，呈上三下一排列，大小和形狀不一，突起高度基本一致（圖四〇），遠較前述李家嘴和火疙瘩簋鉚頭為高（數(shù)目也多出一枚），均可見明顯的分鑄并疊壓腹壁的痕跡，這些鉚頭和耳一體，二者的對應關(guān)系，可以確定鉚頭是后鑄雙耳時，為鑄接牢靠所采用的措施，形成了鑄鉚式鑄接。和前述盤龍城李家嘴和城固龍頭村雙耳簋一致。

五、五件雙耳簋風格和工藝對比與排序

就本文關(guān)注的五件青銅簋進行風格對比，雖難免小題大做之嫌，但對于明晰風格要素卻較為直觀?，F(xiàn)從輪廓結(jié)構(gòu)、裝飾結(jié)構(gòu)、裝飾紋樣等幾點進行討論。工藝對比是慣常的做法，據(jù)風格與工藝的對比結(jié)果，對它們進行排序，并與相關(guān)器物參照，推定它們的年代。

1.輪廓結(jié)構(gòu)

就結(jié)構(gòu)和造型論，五件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較高圈足的缽形器在口沿對置“C”形耳。就輪廓看，盤龍城兩件簋雖然口沿的寬窄、唇的厚薄不一，但都斂口，壁弧鼓，只是楊家灣簋腹更深，耳更小而已。

盤龍城李家嘴出土的1件無耳簋LZM2∶2，通高238、口徑236毫米，重5.15千克，斂口寬沿，深腹，上腹飾一周三獸面紋組成的寬線紋帶，較矮的圈足也分上略細下略粗的兩段，上段中間一周凸弦紋，三個均布凸形透孔，從上段跨向下段，而其下的底沿還設(shè)有一個缺口，三個缺口既不與獸面紋相應，也不與紋飾組界即鑄造披縫一致（圖四一）。下腹設(shè)有三枚相當規(guī)整的長方形墊片。發(fā)掘報告將此墓定為盤龍城第四期，早于李家嘴一號墓［37］。此簋的結(jié)構(gòu)和輪廓與楊家灣簋頗為接近，而與李家嘴一號墓簋的沿窄、唇厚、腹較淺等相比，差別略大。

青銅館簋也斂口，但程度較小，近乎李家嘴一號墓簋。火疙瘩簋和澇背簋均壁直，后者腹很淺。按照岳洪彬認為殷墟簋由深腹向淺腹的演變趨勢［38］，僅據(jù)輪廓，五件簋的年代順序可以排列如下：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青銅館簋→火疙瘩簋→澇背簋。

對于簋的雙耳，其實用功能不明，但應當是重要的附件。五件簋耳的共同點是體量均較小，都從唇沿開始，占據(jù)簋上部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高度；其二是都飾獸面或作獸頭形。按形狀可分兩類，一類為半圓管形，外飾獸面紋，楊家灣簋最為典型，澇背簋接近；另一類上半為獸首，下半為槽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和青銅館簋均如此。相比而言，李家嘴簋和火疙瘩簋的耳更為接近，青銅館簋獸首因透孔扉棱飾而頗為華麗，下方的垂珥出現(xiàn)得過于突然。以附飾從簡單向復雜發(fā)展，五件簋的順序可以排列如下：

楊家灣簋→澇背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銅館簋。

其實，本文所討論的五件簋，在商周青銅簋中屬于罕見的類別，絕大多數(shù)雙耳簋具有“C”形大耳，代表這類早期形式的雙耳簋，是安陽小屯婦好墓簋M5∶851（圖四二），屬于殷墟早期的武丁時代［39］。婦好墓共出土5件簋，只有1件具耳，可見簋耳的普遍化可能是從殷墟中期開始的。這件簋沒有銘文，在婦好墓中屬于少數(shù)。其造型為侈口，尖沿，方唇，腹壁斜直，下腹光素并急收出圜底，斜直外撇的圈足承之。上腹飾一周平鋪的顧首夔鳥紋帶，線條略寬，填飾細線云雷紋作地。紋帶的前后中心，兩夔鳥尾之間設(shè)圓雕犧首，兩側(cè)夔鳥首之間為平鋪的略寬線人面紋，器兩側(cè)對設(shè)大“C”形獸耳，起于紋帶上欄而接于下腹弧收處，耳頂端為獸首，口以下為光素管槽形。圈足頂一周均布三個孔，但未透，其下加厚，并飾六幅夔紋、兩兩成組的紋帶，組界設(shè)窄矮的扉棱，位置在孔之下，圈足底沿光而不平。簋通高23、口徑33.5、圈足徑22.5厘米，重8.05千克。雖然其鑄造工藝信息未見披露，但三組的腹部紋帶和圈足紋帶及其三扉棱，很難與一對耳及前后的犧首配置，工藝上如何措置雙耳以及三分鑄型，應是關(guān)鍵。可以與之相比的是對置“C”形雙耳的婦好甑M5∶767，雙耳是鑄鉚式后鑄，應是南方作坊鑄工被遷移到殷墟王室作坊鑄造的產(chǎn)品［40］。

對照而言，本文所論五件簋，就雙耳來說，與殷墟時期雙耳簋大相徑庭，鑒于婦好墓出土甑雙耳鑄鉚式鑄接的事實，簋置雙耳是否與南方鑄工有關(guān)，還需要更多證據(jù)，即使有關(guān)，其時間跨度頗大，并不能與本文五件簋直接相關(guān)。

與簋之輪廓密切相關(guān)的還有扉棱飾，或者說扉棱主要裝飾功能即是調(diào)整輪廓。二里頭晚期青銅器剛剛出現(xiàn)扉棱的雛形，即是勾云形透空扉棱，中商時期南方風格青銅器使得扉棱有了長足發(fā)展，出現(xiàn)的勾牙式扉棱被普遍應用到大口折肩尊、罍、瓿、卣等器類上，并逐步演化出來長條形扉棱［41］。本文涉及的五件簋，楊家灣簋、李家嘴簋和火疙瘩簋都沒有扉棱，青銅館簋在耳的獸頭正中間縱置勾云形透空扉棱，而澇背簋不僅腹部有兩道，圈足還有四道勾云形透空扉棱。按照扉棱裝飾和演化趨勢，五件尊可排列如下：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銅館簋→澇背簋。

2.紋飾結(jié)構(gòu)

紋飾是青銅器風格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討論青銅器風格的主要對象。本文所及五件雙耳簋，雖然紋線的寬窄不同，但均是寬紋線平鋪類型，李家嘴簋、楊家灣簋和青銅館簋，紋飾均為帶狀，屬于羅越劃分的安陽Ⅱ式，而火疙瘩簋和澇背簋，紋飾雖也為帶狀，但幾乎滿鋪器表，圈足也有紋帶，屬于羅越劃分的安陽Ⅲ式。從紋飾發(fā)展看，可以籠統(tǒng)地說Ⅱ式早于Ⅲ式，但不絕對，二者同時共存不僅可能，或者還共存很久，甚至在殷墟晚期、西周中晚期、戰(zhàn)國中晚期，都出現(xiàn)過裝飾逆進化或者退化的現(xiàn)象。

至于紋飾的內(nèi)容，除火疙瘩簋腹部飾菱格乳釘紋帶、圈足斜角目云紋帶外，其余都是獸面紋或獸面紋填所謂夔紋的配置。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迄今對斜角目紋的內(nèi)涵幾乎一無所知，但卻是來歷久遠的紋樣。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第四期，即有陶大口尊2000IIIT2④∶1肩沿下裝飾斜角目紋帶的實例［42］。另外四件簋，無論是腹部母題獸面紋，還是如澇背簋的圈足，獸面紋構(gòu)成都較為抽象，不夠完整。如嘴的上唇不明，兩側(cè)深咧的嘴角無法聯(lián)系，均無耳，也無角，但卻都有獸身和一副鹿架形大冠飾，寬闊而復雜，與婦好墓出土的婦好瓿M5∶778腹部的獸面紋涇渭分明，后者獸面無獸身，其余要素完全，冠飾卻小很多（圖四三）［43］。從紋線對比看，李家嘴簋和楊家灣簋線條較粗獷。

和母題獸面紋相比，兩側(cè)填飾的“夔紋”更抽象，基本上呈曲尺形或三角形，除突出的眼珠可辨識外，其余均不知所然。問題是四件簋填飾皆如此，高度相似。說明它們年代相近或者相差不大。綜合母題和填紋，五件簋可列序如下：

其實，澇背簋的凸弦紋，包括腹部圓圈紋邊界和圈足紋帶上側(cè)圓圈紋帶邊，都是窄扁的帶狀，和其他四簋的凸弦紋有所不同。從紋飾配置，五件簋可列序如下：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青銅館簋→火疙瘩簋→澇背簋。

再看紋飾局部。李家嘴和楊家灣簋的紋帶盡管寬窄不同，但都是三組，相應的圈足透孔也是三個，簋體鑄型的分型面與透孔基本一致，但雙耳與三組紋飾配置難以和諧；澇背簋和青銅館簋則均是四組紋飾，圈足均布四透孔，分型面與透孔相應，雙耳或者如澇背簋腹部兩扉棱、圈足四扉棱均可對稱布局?；鸶泶耋共考y飾雖然不分組，但頸部和圈足紋帶三分，圈足相應三個透孔，也與披縫一致。從紋飾布局，可以排出如下序列：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銅館簋、澇背簋。

有必要與殷墟出土青銅圈足器相比較。早年發(fā)掘的小屯五座墓，年代相當于洹北期，即中商晚期，時代在殷墟之前。小屯M199出土的一件瓿R2069，尖沿，方唇，束頸，鼓腹下垂，矮圈足。頸部飾一周二十一幅內(nèi)填細雷紋的三角紋帶，下隔一周窄扁的凸弦紋，接著一窄紋帶由十一幅橫“S”紋填細云紋勾出，這條紋帶或者也可視為簋的肩飾。腹飾寬紋帶，為斜格網(wǎng)文內(nèi)填細雷紋，菱格中央突出乳釘。圈足紋帶由九組目云紋構(gòu)成（圖四四）［44］。三條均布的垂直披縫清晰，打破口沿至圈足紋飾，其裝飾類型可歸入羅越的安陽Ⅲ式。這件瓿無耳，卻與李家嘴簋M2∶2明顯不在同一時代。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無耳婦好簋M5∶832是兩件一對簋之一，侈口，尖沿，薄唇，束頸，鼓腹，矮圈足，幾乎滿飾，頸部云紋帶上飾三個圓雕犧首，腹部飾菱格紋，中間突出圓乳釘，圈足頂均布三透孔，與犧首相錯60°，下飾三組平鋪目雷紋帶，組界間以魚鰓骨形突棱，并與犧首位置一致，底部鑄銘“婦好”。通高9.1、口徑13.5、圈足徑9厘米，重0.9千克（圖四五）。此簋鑄造披縫明顯，沿三透孔分型，因此犧首后鑄［45］。可見，雖然此簋已經(jīng)發(fā)展出羅越Ⅳ式風格，還飾有圓雕犧首，但裝飾布局強調(diào)三分：三犧首、三透孔、三組目雷紋，而且足與頸部裝飾位置相同，上下呼應，卻有意避開分型面，明顯具有二里岡以降至中商形成的傳統(tǒng)。但是，與本文所關(guān)注的五件雙耳簋相較，裝飾風格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反映了它們的年代均早于殷墟。

3.鑄造工藝

這里主要討論鑄造方法和鑄型工藝。

五件簋都是泥范塊范法鑄造成形的，屬于典型的中原青銅器的技術(shù)傳統(tǒng)。這里的鑄造方法特指雙耳的鑄造。

除楊家灣簋雙耳渾鑄外，其余4件簋的雙耳均分鑄，其中新干澇背簋雙耳先鑄，另外3件簋雙耳后鑄，且都屬于鑄鉚式后鑄的類型。

鑄鉚式后鑄是華覺明等研究婦好墓青銅器鑄造工藝時的發(fā)現(xiàn)，后來經(jīng)過對一系列南方風格青銅器的考察，確定這是一種南方風格的鑄造工藝［46］。而工藝的溯源探索與黃陂盤龍城李家嘴一號墓出土的兩件青銅斝頗有干系。

這座墓出土5件青銅斝，其中斝LZM1∶12和LZM1∶13看似普通，實則頗為特殊。兩件斝的造型接近，具有典型的二里岡上層青銅斝的造型特點，杯狀的腹分上下兩段，上段包括口唇和頸部，下段包括腹部。底平，口侈，口沿似乎向內(nèi)折卷加厚約1毫米，頸根部收束，顯得腹外鼓。底下以截面為三角形的中空錐足相承，空足與腹腔貫通，其中或有部分泥芯依然留存。在一足之上，腹部設(shè)一帶狀或槽狀“C”形鋬，與鋬相對的口沿內(nèi)豎起一對立柱，截面方形，頂端有傘形柱帽。裝飾在頸根部，一道由寬線抽象獸面紋和兩夔紋組成的紋帶，上下以凸弦紋鑲邊，并被鋬下的泥芯所打破。LZM1∶12出土時，口沿近半連同一個立柱殘失，通高24.5厘米（圖四六，1）［47］。從鋬下紋帶被打破看，鋬應渾鑄成形，鋬下的芯與腹范組合，在紋帶上留下垂直的兩道披縫，披縫之間素面。但斝LZM1∶12的外面不僅可見鋬明顯分鑄（圖四六，2），腹內(nèi)壁還可見到“鉚頭”狀結(jié)構(gòu)（圖四六，3），說明鋬是以鑄鉚式后鑄成形的，面對兩種矛盾現(xiàn)象，合理的解釋是原鑄的鋬殘缺了，后再以鑄鉚式后鑄補鑄［48］。說明此時已有鑄工明確認識到鑄鉚式后鑄工藝的優(yōu)勢，或者鑄接結(jié)合力強用于補鑄，或者適合于薄壁件上鑄接。

青銅斝LZM1∶13出土時上腹殘缺近半，一足殘失，兩足下段補鑄，后經(jīng)修復。其造型與斝LZM1∶12頗為接近，但腹部幾乎不分段，上腹飾三周凸弦紋，下腹飾三組獸面紋帶，上下鑲圓點紋帶。底微外突，足圓錐形，截面環(huán)形，中空足與腹部貫通。同樣的槽帶形鋬起于上腹而接于下腹紋帶中部（圖四七，1）。鋬中間鑄造披縫明顯且粗糙，且鋬明顯分鑄，疊壓在紋帶上（圖四七，2），說明鋬后鑄，但在斝腹內(nèi)壁，沒有鑄鉚式后鑄的“鉚塊”，是否有接榫為榫接式后鑄，有賴CT分析予以確定，與斝PZLM1∶12的不同是明顯的。不獨如此，此斝兩足經(jīng)補鑄，但原鑄的三足與腹渾鑄。腹部紋組界有明顯的鑄造披縫，底部也有近環(huán)形的鑄造披縫（圖四七，3），說明此斝的鑄型由三腹范、一底范與腹芯（與三足芯一體）組成，X光成像沒有發(fā)現(xiàn)底部設(shè)置墊片［49］。還有，紋帶上下以圓點紋或乳釘紋帶鑲邊的做法相當古老，多見于二里頭文化晚期器，如上海博物館藏管流角、鄭州白家莊出土乳釘紋斝、開封收購的一件乳釘紋斝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乳釘紋斝［50］。

與兩件斝同出的李家嘴簋，原本設(shè)計雙耳鑄鉚式后鑄，雖然耳根局部與簋口頸有隙，但結(jié)合牢固，未見修復痕跡。這件簋的鉚頭為三個，形若平頭釘蓋，但不圓整甚至邊緣參差，表面也不光滑，凸起內(nèi)壁1毫米左右，呈倒“品”字排列（見圖八、圖九）。和青銅館簋相比，青銅館簋耳具有四個鉚頭，雖其邊緣依然參差，但突鼓如泡釘，為上三下一排列（見圖四〇）?；蛘呤橇硪昏T工參照李家嘴簋所為。城固火疙瘩簋耳也是三個鉚頭，形狀同樣不規(guī)則，但表面光滑，排列也是倒“品”字形。其鉚頭特別處于上邊兩枚緊貼口沿，且被口沿“切”去一塊，大概是工藝孔位置偏高所致。

這三件簋排序，李家嘴簋列首，年代在二里岡上層或略早，而另兩件難以決斷，但相去不遠。

可資說明其年代下限的，是一組三件鳳柱斝，但只有一件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出自岐山賀家村墓葬。那座墓是1973年農(nóng)民平整土地時發(fā)現(xiàn)的10座墓之一，編為M1，出土青銅器10余件，7件青銅容器中，有1件鳳柱斝M1∶10，通高41厘米。此斝侈口，尖沿，杯形腹分上下兩段，各飾三組獸面紋組成的紋帶，獸面的鼻和組界設(shè)勾牙形扉棱。一只“C”形大獸鋬起于上腹而接在下腹，鋬頂為獸首形，其額有勾云形飾。與鋬相對，自口沿內(nèi)壁豎起兩方形柱，柱頭上各伏臥一只圓雕鳳鳥，透空冠飾頗為華麗。器底微突，三只截面三角形的空足承器（圖四八，1）。清理簡報以為此墓年代為西周早期，早期圖錄認為斝的年代為商晚期，但林沄認為其年代要早于殷墟［51］。

考察器內(nèi)壁，發(fā)現(xiàn)若干特別的現(xiàn)象。首先是與鋬的獸首相對的一對“鉚頭”，圓泡狀，輪廓整齊，表面飾渦紋，明顯與器壁有間隙，說明鋬后鑄，與盤龍城李家嘴簋一脈相承，但美化了鉚頭（圖四八，2）。其次是腹內(nèi)壁上下段的三組縱列的突棱，是鑄接先鑄的獸面紋鼻扉棱的強化措施（圖四八，3）［52］。

與賀家村鳳柱斝同形、具有緊密聯(lián)系的還有兩件傳世斝，分別收藏在華盛頓弗利爾藝術(shù)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和京都泉屋博古館。弗利爾斝（編號：07.37）與賀家村斝最為接近，只是腹部紋帶略淺、扉棱較窄矮（圖四九，1），通常將其年代斷為商晚期［53］。但其內(nèi)壁，同樣有一對裝飾渦紋的圓泡形鉚頭，腹部的三組扉棱也屬先鑄鑄接（圖四九，2），工藝與賀家村鳳柱斝完全相同，可以認為為師徒之作。泉屋博古館斝，除鳳鳥造型一致但更華麗［54］，三只三角形截面足中空并與腹腔貫通外，器腹的變化較大，最為突出的不同是底分襠，腹部紋帶無扉棱，且下腹飾高浮雕獸面紋，云雷紋襯地，是三層花結(jié)構(gòu)（圖五〇，1）。不獨如此，下腹內(nèi)壁還有隨高浮雕紋飾相應的下凹，其中部分泥芯尚存（圖五〇，2）。一只“C”形大獸鋬設(shè)在腹壁，可以稱奇的是與鋬相應，腹內(nèi)壁相應位置有一對“圓鉚頭”，浮凸于器壁并飾渦紋（圖五〇，3）。顯然，此器與前二鳳柱斝一脈相承，只是出自另輩鑄工之手［55］。

商代杯狀腹的青銅斝甚多，而鳳柱斝僅此三件，而且關(guān)鍵工藝相同，說明其時代聯(lián)系緊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青銅斝，也是杯狀腹，上下腹各飾一獸面紋帶，未有扉棱，柱帽為平常的傘狀，但“C”形獸耳的獸頭巨大且中空，有若李家嘴簋之獸耳（圖五一，1），然而，與獸耳相應的腹內(nèi)壁，有一對和泉屋博古館斝相同的鉚頭（圖五一，2）。這件斝本身年代不晚，但鑒于鑄鉚式鑄接不復見于斝而轉(zhuǎn)向盂、甑、卣等器的耳和紐，可以將之附列于鳳柱斝之尾，推定自賀家村斝至上海博物館斝出自四代人之手，從中商中早期之交或略晚延續(xù)到中商晚期或中商與晚商的過渡階段。

同樣，小卷耳和鑄鉚式鑄接雙耳的簋僅所見三件，其序可排如下：

至于青銅館簋和火疙瘩簋的早晚，還難以斷定。似乎從李家嘴簋分出兩支，一支繼續(xù)鑄造獸面紋帶，但其兩側(cè)鑲圓圈紋，雙耳的鑄鉚式鑄接設(shè)四枚鉚頭，上三下一排列，且鉚頭突如圓泡；而另一支保持平頭釘蓋鉚頭，三枚，倒“品”字排列，但器腹紋飾滿布型，頸部和圈足都有窄斜角目紋帶。二者的年代在中商早期前后，最早到中商與早商之交，最晚到中商晚期與中期的過渡。

再分析新干澇背簋，滿布紋飾但無底紋，屬平鋪類型，紋飾屬羅越Ⅲ式，其冠飾的燕尾紋雖小，但頗為特殊。其雙耳先鑄，扉棱先鑄，在殷墟器物中沒有可比性，但卻與岐山賀家村鳳柱斝建立起聯(lián)系，該斝腹部三組扉棱先鑄，以凸棱式鑄接，而澇背簋扉棱則是平背式鑄接［56］。事實上，扉棱鑄接的淵源應早于岐山賀家村鳳柱斝。弗利爾藝術(shù)館藏一件帶蓋長頸壺（編號：49.5；圖五二，1），具有二里岡晚期即早商晚期風格特點，蓋和頸部均飾三道勾牙式扉棱，這些扉棱先鑄，因壁薄，其中蓋的一道扉棱穿出了蓋壁可在內(nèi)壁看到（圖五二，2）［57］，顯然造成了一種鑄造缺陷。后來的鑄工為避免這種缺陷的發(fā)生，在鑄接處的內(nèi)壁設(shè)突棱加厚器壁，可完全包絡(luò)扉棱根部，形成了扉棱的凸背式鑄接。但還有鑄工另辟蹊徑，采用加厚器壁的方式，形成了扉棱的平背式鑄接，新干澇背很多青銅器的扉棱，應該都是采用這一方式鑄接的［58］。看來，澇背簋要晚，但不會晚于殷墟早期。因此，五件雙耳簋的序列可排如下：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青銅館簋、火疙瘩簋→澇背簋。

鑄型工藝是指簋本體鑄型的結(jié)構(gòu)。

盤龍城楊家灣簋和李家嘴簋鑄型三分，分型面大體與圈足三透孔相應，這種形式在二里岡青銅器中常見，如鄭州商城、黃陂盤龍城。火疙瘩簋則有所不同，雖是三范，分型面卻不與三個透孔相一致，而是相錯60°。大洋洲澇背簋四分鑄型，分型面過四透孔。青銅館尊，鑄型四分，分型面通過圈足透孔。很明顯，簋的鑄型設(shè)計與圈足透孔有密切關(guān)系，首先是二者數(shù)目相同，其次是多數(shù)簋的分型面與圈足透孔位置相應、通過透孔，只有火疙瘩簋是例外。對此例外，可以認為是其鑄工講求個性而為。針對鑄型工藝，五件簋的序可排如下：

楊家灣簋、李家嘴簋→火疙瘩簋→青銅館簋、澇背簋綜合上述討論，五件簋的年代可以排列如下：

盤龍城楊家灣簋的年代最早，年代相當于商早期的二里岡上層一期，李家嘴簋略晚，年代相當于二里岡一、二期過渡階段或二期。龍頭火疙瘩簋和青銅館簋二者早晚難以確定，大約同時，年代或在二里岡二期晚段或二期向中商的過渡階段，不排除火疙瘩簋進入了中商早期的可能。大洋洲簋年代在中商晚期或者略早，或者此前認為的殷墟一期或略早。孫華討論大洋洲澇背青銅器群，指出其年代不晚于殷墟四期劃分的第二期［59］，很有見地。

就鑄地而言，楊家灣簋雖然有其特色，如圈足凸形透孔、孔下設(shè)缺口，但還不能確定這些是南方青銅器特征，鑄地不明。當然，鄭州商城鑄銅遺址內(nèi)涵相對貧弱，既不能說明鑄造了商城窖藏坑青銅器［60］，更不能證明如貝格立推測的盤龍城器鑄造于彼［61］。至于盤龍城李家嘴簋、龍頭火疙瘩簋和青銅館簋，具有典型的南方工藝特征，應是南方鑄銅作坊某組鑄工的產(chǎn)品，所以時代跨度不會太大。大洋洲澇背簋也具有典型的南方工藝，扉棱分鑄，與上述三件簋不同，屬于南方鑄工的另一組別。

這里涉及圈足的透孔，順便略作申論。對于這些透孔，宋至清的古器物學家熟視無睹，率先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大英博物館的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1878～1957年）。他研究猷氏（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年）收藏的中國青銅器，注意到青銅觚胴足上的孔洞，認為是失蠟法鑄造青銅器過程中，所設(shè)置的銅芯撐被切截成片，再經(jīng)銹蝕脫落所致［62］。萬家保（1926～2009年）雖不同意葉慈說法，卻也認為是曾經(jīng)采用了“十”字形或長方形的銅片支撐泥芯，爾后銅片脫落或腐蝕而形成的［63］。石璋如（1902～2004年）分析青銅尊，以為是“在底上另置兩個或四個十字架式的支墊”，以支持圈足芯［64］，認為是泥芯撐的痕跡。直到最近，劉煜再次沿襲石璋如之說，認為透孔的形成是泥芯頭或泥芯撐設(shè)置的孑遺［65］。這些觀點都過于片面［66］。工藝上沒有考慮到圈足芯不長，其直徑較大，底沿下伸出的芯座足以使之穩(wěn)固，無需伸出芯頭固定之；同樣，位置也在范的端頭，而端頭需要榫卯等固定范，靠近這些結(jié)構(gòu)設(shè)置芯頭以固定范效率較低。在沒有設(shè)置透孔的圈足器上，如郾城攔河潘出土的二里岡與中商之際的獸面紋罍，岳陽魴魚山出土的中商時期獸面紋瓿、婦好墓出土的雙耳簋M5∶851都未在圈足壁發(fā)現(xiàn)墊片［67］，也說明透孔位置無需墊片保持型腔或固定范。此外，透孔的形狀式樣頗多，常有不規(guī)則形，也多見“十”字形，還有一些特別形狀的如火疙瘩簋為T形，盤龍城李家嘴二號墓無耳簋LZM2∶2為凸形。若作為芯撐或芯頭，無需加工成多樣且復雜的形狀，特別是殷墟時期青銅觚圈足上十分窄細的“十”字形透孔，如上海博物館所藏黃觚，卻有不少觚如安陽大司空村M267出土的戍馬觚那樣，“十”字形透孔未透［68］，的確，形成這樣的透孔誠非易事，作為芯撐的形狀更加不可思議。事實上，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起，在大汶口文化、屈家?guī)X文化、龍山文化的陶器的支座、柄和圈足上往往有透孔，功能基本屬裝飾性，且有向規(guī)則性和美觀演化的趨勢，這些裝飾后來又表達在青銅器上，也是陶鑄關(guān)系密切的一個腳注，未必與鑄銅工藝有關(guān)。明顯的事實是盤龍城楊家灣簋和大洋洲澇背簋圈足透孔是兩側(cè)小中間大，須制作獨立的芯（片）才能成形，不僅與足芯支撐無關(guān)，還有加持固定在圈足芯和范之間的麻煩。二里岡時期的仿銅陶器，往往也在圈足頂設(shè)透孔，是其非工藝要求而屬裝飾的又一證明。

六、早期小卷耳陶容器與早期雙耳青銅簋

古代中原及其周邊地區(qū)的青銅器面貌，在整個古代文明的視野里，無疑非常之獨特甚至怪異，造型和紋飾以及實現(xiàn)它們的手段，均卓爾不群。各式各樣青銅容器，從功能設(shè)計、色相到使用都有諸多未解之謎。

然而，尋繹這些器物的源流關(guān)系，不難發(fā)現(xiàn)與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密切相關(guān)，無怪乎古人將“陶冶”并稱，其工藝之間的聯(lián)系，應該蘊含在“陶鑄”之中。

1.二里頭文化

陶簋應當出現(xiàn)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和缽、盆等容器功能相同，造型差別不大，但多無耳。大溪文化的杯，在中腰會設(shè)置帶狀“C”形鋬，山東龍山文化的陶杯，也往往設(shè)有帶狀的“C”形鋬。受這些器物的影響，新石器時代晚期和二里頭文化，環(huán)形或“C”形小卷耳會出現(xiàn)在盆、簋、罍器物口沿，泥片自口沿外卷向頸部，形小，只具有裝飾功能。如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二期墓葬出土的陶盆2002VM4∶4，折沿圜底，口沿外對置兩個小“C”形耳，較寬，有若卷筒，上面與口沿大體平齊，下端接在口沿下腹壁（圖五三，1）。另一件陶盆2002VM4∶14形式與之相同，同屬第二期晚段。四期晚段的一件陶簋2004VM17∶1，寬沿厚唇，鼓腹圈足，上腹飾兩周寬凸弦紋，口沿外對生卷筒形較寬的耳，直接從口沿外卷向口沿下，平素無紋飾（圖五三，2）［69］。

這些盆或簋的雙耳形狀，與本文所論五件青銅簋中除青銅館簋相一致，當是這類青銅器耳的淵源，體現(xiàn)了二里頭文化對江漢平原乃至贛江中游商文化的影響。

2.鄭州商城

承續(xù)二里頭文化的早商二里岡階段，鄭州商城是都城，遺物具有這一時期的代表性。

根據(jù)《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出土的陶簋，屬于二里岡下層一期的只有兩件，敞口高圈足，無耳；屬于二里岡下層二期的簋，有飛躍式增長，計40件，直口折沿式最多，達28件，其次為敞口卷沿式，計9件，只有3件是雙耳簋，而發(fā)掘報告只列舉兩件，均出自銘功路制陶遺址，皆屬細泥質(zhì)磨光灰陶。簋C11H135∶41，通高15.8、口徑36.8厘米；直口微外侈，弧折沿，圓唇，頸部飾一周陰弦紋和一周凸弦紋；淺腹，弧形腹壁飾一周凸弦紋；底近平，圈足壁較直，其上段略細，對設(shè)兩個刻出的“十”字形透孔，一周凸弦紋通過其中；下段略粗；一對寬扁獸耳對置，自口沿卷向上腹包住頸部，耳裝飾簡略，只見兩目和鼻梁（圖五四，2）。簋C11H135∶6殘缺很多，僅存含簋耳不到四分之一的腹壁，殘高4厘米。直口，弧腹，頸和腹部各飾一周凸弦紋，寬扁卷耳起于口沿接于上腹。獸面邊緣清晰，直而較寬的鼻梁兩側(cè)一雙三角形眼和三角形眼珠（圖五四，2）［70］。

與二里岡下層二期緊密銜接，屬于二里岡上層一期的簋共55件，直口折沿深直腹簋16件，斂口折沿鼓腹簋28件，敞口卷折沿斜腹簋5件，敞口卷沿深腹簋2件，斂口卷沿深腹簋1件，另有雙耳簋3件。這3件雙耳簋均為泥質(zhì)灰陶，且都經(jīng)磨光，制作精致。簋ZFH1∶5出自鄭州市法院工地的一個灰坑，殘高15.6、口徑24厘米。簋斂口，寬沿外折，頸微束，腹圓鼓，上部磨光，頸部劃紋二周，有二彎月形記號。“C”形扁耳隆起很矮，跨在頸部，耳面以線勾出鼻和兩圈形眼以示獸面，簋腹和圈足無紋飾，但圈足下邊加厚出裙（圖五五，1）。簋DHH1∶3出自德化街工地一灰坑，出土時圈足略殘，修復后通高12.8、口徑31.5厘米。此簋敞口，大弧折沿，厚唇，頸不明顯，腹弧收，腹壁飾寬獸面紋帶，由四組寬線獸面紋組成，上下以凸弦紋鑲邊；一對“C”形耳起于口沿接于紋帶上部，光素；圈足甚矮，圜底及地（圖五五，2）。另一件簋C5T61①∶75出自南關(guān)外，自下腹殘失，殘高9.2、口徑30厘米。直口微斂，寬平沿，厚唇。頸和腹部均磨光，頸飾一周凸弦紋，上腹飾八組寬線獸面紋組成的紋帶，以凸弦紋鑲邊；一對“C”形耳造型和紋飾與簋ZFH1∶5耳相同，上面勾出鼻梁和兩目（圖五五，3）［71］。

屬于二里岡上層二期的陶簋發(fā)現(xiàn)6件，也是泥質(zhì)灰陶，其中斂口折沿式4件，直口無沿和敞口折沿式各1件，沒有雙耳簋［72］。

從鄭州商城出土陶簋可以看出，作為容器的簋雖然成為二里岡階段的主要容器，但雙耳形式的數(shù)量少，且品質(zhì)高，多經(jīng)磨光，多有裝飾，特別是二里岡上層一期的簋DHH1∶3和C5T61①∶75，裝飾寬線獸面紋帶，獸面紋也很抽象，給人以模仿青銅雙耳簋的強烈印象。與青銅雙耳簋對比，模仿的對象顯然是李家嘴二號墓簋LZM2∶2的類型。可以推測，雖然鄭州商城迄今還未見青銅簋出土，但從這些仿銅陶簋看，當時已經(jīng)有同形的青銅簋存在。

相對而言，黃陂盤龍城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簋數(shù)量很少，只有6件，發(fā)掘報告將它們分為侈口和直口兩類，各自3件，除楊家嘴簋YZT3③∶21分在第五期外，兩件在第六期，三件在第七期［73］。與鄭州商城相對比，盤龍城簋的情狀似乎更接近二里岡下層一期格局，二者是文化取向的差異還是年代的錯位，值得研究。

至于樟樹吳城遺址，發(fā)掘報告只列出兩件陶簋，且只存下腹和圈足，上半部分無法推測，但據(jù)所出的缽、盆和碗等其他種類陶器看，吳城文化幾乎沒有設(shè)小卷耳的陶器［74］。吳城文化與新干大洋洲澇背青銅簋的關(guān)系，目前還不易建立起來。

通過對陶器特別是陶雙耳簋的分析，比較清楚地反映出青銅雙耳簋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和早商二里岡階段文化的密切關(guān)系，南方青銅鑄工雖然有不少精妙的技術(shù)發(fā)明甚至可以炫酷，但依然是在中原青銅藝術(shù)和制度格局下存在和發(fā)展的，不存在一個所謂獨立的青銅藝術(shù)和制度系統(tǒng)［75］。

七、結(jié)語

小卷耳簋是在二里頭文化中即已出現(xiàn)的陶器類型，并在二里岡繼續(xù)沿用。這類陶簋質(zhì)地較好、制作較精，二里岡階段的個別器，如裝飾寬線獸面紋帶者，很可能是青銅簋的仿制品，有理由期待這樣的青銅簋在中原出土。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下層一期時，簋為數(shù)很少，卻在二期開始較快增多，反映了器用的差別，然其背景還茫然無知。

在江漢平原，以盤龍城遺址為代表，簋形器始終不多，但卻出現(xiàn)了兩件小卷耳青銅雙耳簋，其中一件是楊家灣簋，半管形耳渾鑄成形，外飾獸面紋；另一件出自李家嘴一號墓，將耳作獸形，并采用了鑄鉚式分鑄的形式后鑄雙耳。二者紋飾類型一致，年代相差應不大，楊家灣簋原始，年代應在李家嘴之前，這和對楊家灣墓葬的斷代有較大出入，或者該墓葬并非較李家嘴墓晚很多，或者是其中瘞埋了較早的器物。而李家嘴一號墓簋，則應視為鑄工為求簋的華美而別出心裁之作。當然，較之略早的李家嘴二號墓的斝LZM2∶12，鋬以鑄鉚式鑄接補鑄，可以視為是某鑄工探索鑄鉚式鑄接的努力。

李家嘴一號墓簋耳鑄鉚式鑄接的成功，很可能成為該工匠的某種秘技，小心地傳給了兩個弟子，一個鑄造了城固火疙瘩簋，另一個鑄造了青銅館簋。這三件簋的基本造型和裝飾格局一致，但紋樣和裝飾有出入，既可認為是時代變遷的結(jié)果，也可認為是鑄工個性的表達。如此，三件器物的年代也就是一代人的差別，也許就二三十年。這樣，青銅館簋獸耳有珥，就只能作為偶然因素看待，不能成為判斷器物早晚的因子。至于兩百多年后簋耳的珥與這件器物的關(guān)系，目前難以深入討論，或者如霍布斯鮑姆（Eric　J.Hobsbawn，1917～2012年）理論，是一種傳統(tǒng)的再發(fā)明［76］。此后，這種工藝不再用于鑄造青銅簋，轉(zhuǎn)而鑄造青銅斝，爾后是青銅盂、甑、偶方彝和蓋紐等，傳人隨時代要求而鑄造不同的器物，傳了大約十代，但核心工藝不變，且牢牢控制在很少的鑄工之手［77］。

對南方青銅器的研究，可據(jù)相當數(shù)量的器物歸納出其特殊的風格類型和工藝特點，但遠非全部，需要不斷深入地探索豐富其內(nèi)涵，當然只有鑄銅遺址的發(fā)現(xiàn)和深入研究才能認知其基本面貌或全貌，包括是否鑄造非南方風格器。

新干大洋洲澇背簋具有典型性。從造型和裝飾風格類型上，與前述四件簋差別較大，但耳形接近。其假腹式淺腹、寬大圈足、扉棱裝飾，燕尾紋等等，均構(gòu)成其重要特色。工藝上，耳的成形不同于盤龍城楊家灣簋耳渾鑄而采用分鑄，但是先鑄成形，與李家嘴、火疙瘩和青銅館簋不同；其扉棱也先鑄成形，但鑄接方式不同于岐山賀家村鳳鳥斝扉棱的突棱式鑄接而采用平背式鑄接，雖然技術(shù)路線一致，但工藝手段不同，充分體現(xiàn)了工匠的個性。而扉棱的分鑄，基本上是鑄工的炫技心態(tài)的體現(xiàn)。

巴納曾指出鑄接源自補鑄［78］。華覺明等在研究婦好墓青銅器的鑄造技術(shù)時，發(fā)現(xiàn)圓斝的鋬是榫接式后鑄，并指出“陶斝的鋬和所有陶器的鋬一樣都是后接的”，認為青銅斝鋬的分鑄可能從制陶技術(shù)得到啟發(fā)［79］。是古代中國“陶”“冶”、“陶”“鑄”密切關(guān)系的佐證。但青銅工業(yè)可能早在青銅時代早期，已充分吸收了制陶術(shù)的技術(shù)成果和精華，工藝設(shè)計走向各自獨立之途。在盤龍城所出土50件爵和54件斝中［80］，既有早于李家嘴一號墓者，多是晚于此墓者，僅有斝LZM1∶12和LZM1∶13的鋬分鑄且互有差別，正是“陶”“鑄”獨立的腳注［81］。

貝格立認也認為鑄工從補鑄發(fā)明了后鑄，并進而指出商代鑄工鑄造青銅器，偏好一次澆注成形，即渾鑄，只是在萬不得已情況下，分鑄才偶一為之［82］。這一概括未免失之籠統(tǒng)，過于強調(diào)工藝原則和習慣而忽視了工匠的個性與訴求。事實上，早在二里頭文化的晚期，不僅已經(jīng)發(fā)明后鑄鑄接，而且新近也發(fā)現(xiàn)了先鑄的盉鋬，而早商和中商階段青銅器的大型化與復雜化，全賴分鑄鑄接工藝的高度技巧和廣泛使用，甚至一批工匠為炫技而發(fā)明出一些特別工藝，如鑄鉚式鑄接和扉棱先鑄，等等。

此外，在梳理這些簋的鑄造工藝時，還有新的發(fā)現(xiàn)。以前所知青銅墊片是銅器碎片，形狀不規(guī)則，厚度與器壁一致。但大洋洲澇背簋底部的四個墊片卻是圓形，顯然是特意鑄造的。無獨有偶，盤龍城李家嘴二號墓簋LZM2∶2底部的墊片即是長方形且突出器內(nèi)壁的，也是特意鑄造并在設(shè)置鑄型時是插入簋腹芯的，或者反映了墊片使用的初期形態(tài)，但也說明南方有鑄工專門鑄造具體形狀的墊片用來鑄造青銅器，為認識南方風格青銅器增添了新內(nèi)容。

作者附識：拙文原擬奉給張長壽、陳公柔先生紀年文集，因截稿在前，便將擬與《三代考古》的論倒置獸面紋卣和壺一文先呈獻了；是牛世山教授的再三寬宥，可將此拙文準備得略微從容一些。本文涉及的盤龍城簋，是張昌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盤龍城研究的一部分。青銅博物館簋的材料，最先是韓炳華教授先惠示、并提示作者鑄鉚式鑄接新添實例。2020年開始，作者與山西博物院合作，對這件器物進行了仔細研究，此拙文也是與山西博物院合作的一點成果。大洋洲澇背簋曾在三十年前進行過研究，但X光片是胡東波教授惠贈的。寫作過程中，勞內(nèi)田純子博士查核萬家保先生生卒，李晴女士安排參觀歷史研究院考古博物館，見到若干新石器時代小卷耳陶器。對以上諸位的支持和幫助，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注釋

[1]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31~136頁?

[2]蘇榮譽:《婦好墓青銅器與南方影響——殷墟青銅藝術(shù)與技術(shù)的南方來源與技術(shù)選擇新探》,《商周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1~68頁?

[3]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485?486頁?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6~8冊),中華書局,1988?1987年?

[5]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卷二頁七,1933年開明書局翻刻嘉慶元年自刻本?

[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5~135頁?

[7]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51~59頁?

[8]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4~135?918?928頁?

[9]楊錫璋?高煒主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88?198~200頁?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41~446頁?

[11]張昌平?孫卓:《盤龍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學報》2017年第4期,第439~460頁?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1?199頁,203頁圖138.1~4,圖版60.2,彩版26?

[13]《中國青銅器》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圖164?

[14]MaxLoehr.TheBronzeStylesoftheAnyangPeriod(1300-1028B.C.).ArchivesoftheChineseArtSocietyofAmerica,1953(7):42-53;MaxLoehr.RitualVesselsofBronzeAgeChina.NewYork:TheAsiaSocietyInc.,1968:11-16,26-36.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9頁;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輝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附錄七,第587頁?

[16]華覺明?馮富根?王振江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44~272頁?

[17]蘇榮譽?張昌平:《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頁?

[18]湖北省博物館:《盤龍城商代二里岡期的青銅器》,《文物》1976年第2期,第37頁?

[19]華覺明?馮富根?王振江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64?265頁?[20]RobertW.Bagley.TheZhengzhouPhase(TheErligangPeriod).inFongWened.,TheGreatBronzeAgeofChina,AnExhibitionfrom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NewYork: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1980:105-106;RobertW.Bagley.ShangRitualBronzesintheArthurM.SacklerCollections.WashingtonDC:TheArthurM.SacklerFoundation,1987:42;河南省博物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zhàn)國銅器》,《文物》1976年第3期,第54?11頁?但后文認為具體工藝是“器身和耳飾分開鑄造,然后鉚合成為一體”,分鑄的認識是正確的,但鉚合的看法不確,應是鑄鉚式鑄接結(jié)構(gòu)?

[21]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輝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頁附錄七?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15?821頁,圖548?55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8~269?175?176頁,圖110?116?

[23]張昌平?孫卓:《盤龍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學報》2017年第4期,第439~460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7~228頁?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7?263~266頁?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83?286頁,第290頁圖213.3-5,圖版92.3,彩版39.2?

[26]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輝等:《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探討》,《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82頁附錄七?

[27]張昌平?丹羽崇史?廣川守:《論商周時期青銅簋的鑄型技術(shù)》,《考古》2012年第10期,第63頁?

[28]王壽芝:《陜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頁?

[29]《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卷圖60;曹瑋主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第1卷,巴蜀書社,2006年,第40~41頁?此器的尺寸和重量從此,與王壽芝的著錄有出入?王氏記通高16.5?口寬26.3?腹深12?足高4.5?足徑18厘米,重4.36千克(王壽芝:《陜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頁)?

[30]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第3~26頁;趙叢蒼主編:《城洋青銅器》,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3頁,圖版72~75?

[3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干縣博物館:《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頁;彭明瀚:《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遺存性質(zhì)新探——兼與墓葬說商榷》,《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第16~19頁?

[32]《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第57頁,圖33?彩版15.1?圖版17.1;《中國青銅器全集》?朱鳳瀚和岳洪彬等均沿襲發(fā)掘報告稱盤(《中國青銅器全集》第4卷,圖173;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197頁;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第410頁圖22?改稱簋的著錄如:《長江中游青銅王國:江西新干出土青銅藝術(shù)》(江西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編,兩木出版社,1994年,No.21)和《商代遺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深圳博物館?江西省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66頁)?

[33]蘇榮譽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新干商代大墓》附錄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57~300頁?此文與發(fā)掘報告一致,稱“商代大墓”和“盤”,后在蘇榮譽《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銅器群鑄造工藝研究》中改正,見:《磨戟:蘇榮譽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16頁?[34]蘇榮譽?胡東波:《商周鑄吉金中墊片的使用和濫用》,《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chuàng)刊號,2014年,第101~134頁?[35]蘇榮譽:《見微知著——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墊片及相關(guān)問題》,《國博講堂》(2013~20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5~166頁?

[36]山西省公安廳?山西省文物局:《國寶回家:2018山西公安機關(guān)打擊文物犯罪成果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88?89頁?

[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頁,頁175圖116.1,圖版49.3,彩版17.1?

[38]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51~59頁?

[3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50頁,30頁圖19.6,圖版17.2-3;《中國青銅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95?

[4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6?49頁,圖版15.2-3;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shù)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jié)構(gòu)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頁?

[41]蘇榮譽:《洛寧出土與上博收藏二里頭文化銅角申論》,第二屆世界古都論壇暨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fā)掘6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2019.10.19~20,洛陽;蘇榮譽:《扉棱先鑄青銅容器初論》,寶雞戴家灣?石鼓山與安陽出土青銅器及陶范學術(shù)研討會,2015.11.30~12.4,北京—西安—寶雞?

[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1頁,彩版215.3?

[4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頁,彩版5.2;《中國青銅器全集》第3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73?

[44]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谖灞?/span>),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72年,圖版16?

[4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9頁,圖版16.1;華覺明?馮富根?王振江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67頁表六?

[46]蘇榮譽?張昌平:《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頁?

[4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1?192?194頁,195頁圖131.1-2,192頁圖129.7-8,圖版58.1?57.3?

[48]蘇榮譽?張昌平:《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頁?

[49]蘇榮譽?張昌平:《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頁?

[50]《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圖12?14-16?

[51]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第31~38頁;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出土商周青銅器》(一),文物出版社,1980年,圖2;《中國青銅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59-61;林沄:《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qū)青銅器關(guān)系之再研究》,《林沄學術(shù)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262~288頁?

[52]蘇榮譽:《岐山出土商鳳柱斝的鑄造工藝分析及其相關(guān)問題的探討》,《兩周封國論衡:陜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第551~563頁?

[53]JohnA.Pope,RutherfordJ.Gettens,JamesCahill,andNoelBarnard.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I:Catalogue.WashingtonDC:TheSmithsonian,1967:126-131,plate21,?g.129;RutherfordJ.Gettens.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Ⅱ:TechnicalStudies,1969:9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第382頁,圖455?

[54]泉屋博古館:《泉屋博古:中國古銅器編》,汗牛書店,2002年,第47~195頁;濱田耕作:《泉屋清賞》,1918年,圖88;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第382頁,圖456?

[55]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shù)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jié)構(gòu)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頁?

[56]蘇榮譽:《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銅器群鑄造工藝研究》,《磨戟:蘇榮譽自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116頁?

[57]JohnA.Pope,RutherfordJ.Gettens,JamesCahill,andNoelBarnard.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umeI:Catalogue,pp.40-45,plate4,?g.6;《中國青銅器全集》第3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91?二者將這件器物年代定為晚商,顯然失之偏晚?

[58]蘇榮譽:《青銅工藝與青銅器風格?年代和產(chǎn)地——論商末周初的牛首飾青銅四耳簋和出戟飾青銅器》,《藝術(shù)史研究》(第16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97~143頁?

[59]孫華:《關(guān)于新干大洋州大墓的幾個問題》,《文物》1993年第7期,第19~26頁?

[60]蘇榮譽:《鄭州商城鑄銅遺址與出土青銅器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8~108頁?

[61]RobertW.Bagley,Pan-long-ch’eng.AShangcityinHuangpi.ArtibusAsiae,1977(34):165-219.

[62]W.PercevalYetts.TheGeorgeEumorfopoulosCollection;CatalogueoftheChineseandCoreanBronzes,v.1,London:E.Bean,ltd.1929:37.

[63]李濟?萬家保:《殷墟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古器物研究?？谝槐?/span>),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64年,第24?25?38頁?

[64]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第112頁?

[65]劉煜:《圈足上的鏤孔:試論商代青銅器的泥芯撐技術(shù)》,《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第110~116頁?

[66]蘇榮譽:《二十世紀對先秦青銅禮器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藏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87~445頁?

[67]《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圖127;《中國青銅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93?94;《中國青銅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95?

[68]《中國青銅器全集》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125;《中國青銅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114?

[6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3?76?80頁,76頁圖3-2-1-9A?81頁圖3-2-1-12,彩版184.1?189.3?199.2?

[7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6?642~645頁,645頁圖440.5-6,圖版128.5?

[7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41~745頁,747頁圖506.1-3,圖版190.1?

[7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62~863頁?

[7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80?481頁,479頁圖339?

[7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fā)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303頁,302頁圖185.10-11?

[75]VirginiaC.Kane.TheIndependentBronzeIndustriesintheSouthofChinaContemporarywiththeShangandWesternChouDynasties.ArchivesofAsianArt,1974-1975(28):77-107;蘇榮譽?彭適凡:《新干青銅器群技術(shù)文化屬性研究——兼論中國青銅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獨立性》,《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第30~36?53頁?

[76]EricJ.Hobsbawn,Terence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tǒng)的發(fā)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1~53頁?

[77]蘇榮譽:《安陽殷墟青銅技術(shù)淵源的商代南方因素——以鑄鉚結(jié)構(gòu)為案例的初步探討兼及泉屋博古館所藏鳳柱斝的年代和屬性》,《泉屋透賞:泉屋博古館青銅器透射掃描解析》,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352~386頁?

[78]NoelBarnard,SatoTamotsu.MetallurgicalRemainsofAncientChina.Tokyo:Nichiōsha,1975:9.

[79]華覺明?馮富根?王振江等:《婦好墓青銅器群鑄造技術(shù)的研究》,《考古學集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258頁?

[8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11頁?

[81]蘇榮譽?張昌平:《盤龍城青銅器的鑄接工藝研究》,《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頁?[82]RobertW.Bagley.TheZhengzhouPhase(TheErligangPeriod).1981:99.

（作者：蘇榮譽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編，科學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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