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代的畫壇，人們應該會直接想到清初“四僧”、“四王”、“金陵畫派”、“揚州畫派”、“海上畫派”等等，那些熠熠生輝的作品背后是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shù)拿?。但是在清代的畫壇上，在皇家禁苑的宮廷里，除了皇室成員偶有涉足翰墨者和宮廷御用畫師之外，卻還活躍著這樣一群能書善畫的朝臣：他們一般都是通過科舉考試而進仕的，這些朝廷的官員，往往為皇帝的文學侍從，而且職位也不低。由于他們都有善于繪畫的技能，公務之余，一方面會因為皇帝的喜好而受命作畫，另一方面，也會為了要討得皇帝歡心而不時進獻自己的作品以得御覽，這些作品款書多為“臣某某恭繪”字樣，這群大臣就是被成為“詞臣畫家”的人們。
在這眾多的畫家中，名聲顯赫者如王石谷、王原祁，以及“四王”弟子輩中的宋駿業(yè)、唐岱等，其他還有李世倬、董邦達、錢維城、張宗蒼、董誥等等。“詞臣畫家”的出現(xiàn)與清代的科舉制度和宮廷文化有著復雜的關系，而這些畫家的藝術創(chuàng)作，也對清代畫壇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是清代繪畫史中一個別有趣味的現(xiàn)象。錢維城，便是眾多的“詞臣畫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
錢維城，武進(今江蘇常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初名辛來，字宗盤，又字幼安，號幼庵、茶山，晚年號又稼軒。錢維城即是上文說到的由科舉而進仕宮廷的人，他一生讀書勤勉，二十多歲時，即乾隆十年(1945年)便得中進士，而且還是一甲第一名(狀元)，這足以見出錢維城天資過人。錢維城在朝中曾任刑部侍郎，入直南書房，他在朝廷為官至晚年，并成為乾隆皇帝倚重的文臣，死后謚“文敏”，《清史稿》中有其小傳。
作為宮廷的“詞臣畫家”，錢維城尤以山水畫聞名清朝畫壇。而從他的繪畫風格來看，他遠師“元四家”，近則多學“清初四王”，并直接得到了另一位宮廷大畫家董邦達的指點傳授。錢維城的作品在清代即受到宮廷的賞識和珍視。
錢維城的山水畫技藝即得之于“元四家”及“清初四王”之影響，繼而又受到董邦達的親炙，畫風不用思索即可知曉肯定不離清代“四王”一路的前輩與后繼者的范圍。董邦達，浙江富陽人。字孚存，號東山。雍正十一年進士，乾隆二年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董氏的山水畫取法元人，但也受到“四王”影響。他的作品善以枯筆表現(xiàn)，皴擦點染，變化有致。董氏山水略致有粗細二種風格，粗者多能寫自家胸臆，但也接近“四王”余風;其細者往往是受命進奉的作品，寫景造境逼真繁密。乾隆皇帝對其作品贊賞有加，并將其與董源、董其昌并稱為“三董”。董邦達的繪畫技藝全面且深湛，作品宏富。從某方面說，他可以稱得上清代中后期的畫壇翹楚。而與董邦達同朝稱臣，兩人又有著近于師徒一樣關系的錢維城，在畫風上可以說是得了一脈正傳的。
錢維城山水立軸《雪山瀟湘》，有著錢氏畫風的典型面貌。畫面中細線淡墨的勾勒皴擦，即生動地刻畫出物態(tài)的形質(zhì)變化，更從畫面風格中體現(xiàn)著作者從容淡雅的心性品格。畫面中天空留白寬闊，地面以留白作溪流，近處坡石叢樹，穿插掩映，有溪水從兩石之間汩汩而出，如奔如躍。叢樹之后，是疏竹茅屋。疏竹臨風，簌簌如聽瀟湘悲嘆，茅屋閑閑，自有高人逸士往來聚談。疏竹之后，有曲徑蜿蜒而左上，流水則緣石右來。這便是畫面中景的一處小小坡嶺。坡上竹林茂密，交相有聲，竹林外又生雜樹，疏柯指天，一任蕭疏。雜樹后畫家雅置一亭，隱沒于竹林樹木間。筆者以為，這一小亭，足可視為此畫眼目。通觀全畫，茅屋于畫幅左下幾乎隱沒，而小徑所指的山亭，則成為全局關鍵。另外，與屋舍相比，小亭非居住生活之所，那是現(xiàn)實情境下的物質(zhì)世界，而小亭所表示的，乃是超越于具體現(xiàn)實生活的心理依歸。筆者猜想畫家雖身貴為朝廷大臣，但公務繁雜，必不能如閑云野鶴般悠游于山際水濱。經(jīng)綸事務，卻懷有山林之志，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特點，而錢氏所優(yōu)越者，乃是能將其胸中丘壑，勾染于畫幅之上。此畫雖是供奉朝廷，以求御覽，但這一心志，未嘗也不是乾隆皇帝的心聲。山亭以外，畫家逸筆草草勾寫出山峰數(shù)座，而山峰又為云霧遮掩，勾皴留白處，似有淡淡雪意。這層層深入的畫面構成，這看似草草卻又別有經(jīng)營的畫境，細細品味，不難感覺到畫家雖為“詞臣”，卻足具文人畫家的胸懷與才情。錢維城的作品受賞于乾隆皇帝，自有其不疑的道理。至于畫中之竹的寓意，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可想起王徽之那句“何可一日無此君”的名言，還有坡仙人所言“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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