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之后，再無漢唐，但宋以后，中國永遠是中國。
今天，我們聊一聊兩宋時代女性地位和“女德”觀念的發(fā)展。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后的轉折時期，女性地位也發(fā)生了急遽的轉變。
程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的驚人之語，留給后人兩宋時期婦女地位急轉直下的惡劣印象。
在這里，必須對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做一個澄清：
首先理學思想成熟很晚，幾乎到南宋末年才定型，對兩宋三百年婦女地位影響不大。
其次，理學并非針對婦女，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壞了經，具體內容留到后面細講。
揆諸兩宋社會的方方面面，宋代女性的生活其實一直很自由，但伴隨中國社會發(fā)展到新的階段，面對太多的誘惑和分歧，總體處于一個矛盾中前行的尋路狀態(tài)。
一、宋朝女人本自由
唐朝有很多女性參政議政，宋朝在這方面更進一步，推出了成型的“太后垂簾聽政制度”。
長孫皇后、武則天、韋皇后以及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直到安史之亂以后的張良娣，都是在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鑒于皇后權力過重，可能威脅皇權，自肅宗以后，唐朝實際上不再立皇后?？梢?，唐朝女性參政，權力斗爭激烈，往往伴隨一系列慘烈的宮廷變故。
宋朝政治生活中，皇后、皇太后參政議政的現(xiàn)象也極為普遍：宋真宗時代的劉皇后臨朝聽政達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后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聽政之舉。
南宋時期的吳皇后經歷高、孝、光、寧四朝，在后位長達55年，她雖然不垂簾聽政，卻每每幫助朝廷度過危機，深受后世史家好評。在她之后有光宗時的李后、寧宗時期的楊太后、理宗時期的賈妃、南宋末期的謝太后，都有干政之舉。
與唐朝不同的是，“太后參政議政”走上了正軌，成為宋王朝獨具特色的政治設計。在制度化的規(guī)范下，宋朝太后雖然參政議政但卻很少越位。
終宋朝各個時期，除極少數(shù)時段外，大部分時間里并沒有發(fā)展成外戚專權，也沒有出現(xiàn)宦官執(zhí)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朝臣三角權力體系。
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身份或父兄勢力支持而在政壇上發(fā)揮作用，這不能不說是女性獨立或地位提高的標志。
此外，北宋的皇陵中，皇后是不與皇帝合葬的。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是皇后政治地位因為封建禮法的承認，而在陵寢制度上的反映。
真宗皇后劉娥，首開北宋太后“垂簾聽政”先例，她的人生就是一部“灰姑娘逆襲”傳奇。在宋朝眾多皇后中間，劉娥出身最卑微，她是四川人，做童養(yǎng)媳嫁給了一個叫龔美的銀匠，兩人一起從四川到京城謀生。
龔美做銀飾，劉娥看店，她長得漂亮，又會搖撥浪鼓招徠生意，引來很多人觀看。當時還是襄王的趙桓也去看，喜不自禁，一下子墜入情網，愛上了劉娥，派人用轎子把劉娥接進府內。
趙恒的乳母認為劉氏出身寒微，勸阻趙恒，趙恒不聽，就報告了宋太宗。宋太宗命趙桓將劉娥趕出京城，趙桓主意大，瞞天過海，將劉娥安置到親信家中住著，暗中私會，偷偷摸摸過了十五年。
直到宋太宗病逝，趙桓即位，才把三十六歲的劉娥接入宮里，封為四品美人。郭皇后死后，宋真宗不顧群臣反對，立劉娥為后，當時劉娥四十四歲。
宋真宗倒也仁慈，讓劉娥與前夫結為兄妹，龔美從此改名劉美，倒成了國舅爺，一輩子衣食無憂了。
劉娥很聰慧，能幫助真宗批閱奏章，處理政事，特別是宋真宗患病后，奏章幾乎全由劉娥處理。公元1022年，五十四歲的宋真帝病逝于延慶殿，十二歲的太子趙禎即位，尊劉娥為皇太后，軍國重事由皇太后處理。
宋仁宗繼位后，宰相丁謂以為劉太后是個女子，沒有見識，沒把她放在眼里，想獨攬大權。劉太后查知丁謂的舉動，決心除掉他，先將與丁謂勾結的宦官雷允恭殺掉，接著罷了丁謂的相位，將他貶謫，開始和仁宗趙楨一起聽政決事，正式垂簾聽政。
劉太后垂簾聽政達十一年之久，說是聽政，實際上所有事情都由她說了算，史書上說“事皆決于后”。這十一年，劉娥女子當國，垂簾決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輩而荒廢，反而處置得當，政令暢通。
公元1033 年，劉娥感覺大限已近，便穿著天子袞衣、頭戴儀天冠，在太廟行了祭祀之禮，接受群臣贈予尊號后，隨即還政于宋仁宗，實現(xiàn)了權力的順利交接。
劉娥受命于危急之間，十年如一日，兢兢業(yè)業(yè)地處理國事，做到了內無大憂，外無大患，又能穩(wěn)妥地交接政權，實屬難能可貴。也由此可見，宋代女性地位并非如后世想象，低三下四。
事實上，宋朝女性的地位不低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指標來衡量、評判，比如女性的財產權、離婚的權利、改嫁的權利等等，這些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首先，宋代女性有明確的財產繼承權與財產處分權。宋代家庭分家，按照當時的風俗與法律的規(guī)定，要分給女兒一部分財產，這部分財產，通常叫作“奩產”。
奩，是女子梳妝用的鏡匣，泛指精巧的小匣子。奩產即以辦嫁妝名義給予的財產，女兒所得的奩產，一般為兄弟所得的一半。富貴人家的奩產非常驚人，如理宗朝鄭太師給女兒的奩產，有“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比較常見的奩產應該是十畝田上下。
奩產隨出嫁的女子帶入夫家，女子隨嫁的奩產，名義上為夫妻雙方共同財產，但其實并不歸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產時，奩產不可分。實際上，奩產的所有權與處分權，都歸女方掌握，以后假如夫妻離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權帶走她的全部奩產。
宋人袁采觀察到：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為不愿意以后分家時被兄弟分去財產，便以妻子的名義添置產業(yè)，后來不幸去世了，妻子以這些產業(yè)是她所有為由，在改嫁時全都帶走了。
袁采的話，說明宋朝法律保護女性的財產權。也從側面證明了：宋朝女性婚姻自由，改嫁現(xiàn)象不少見，而且受到法律的保護。
宋代，離婚在法律上叫作“和離”，和離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婦女主動提出離婚的訴訟也不鮮見。
某男章元弼，是蘇東坡的超級粉絲，對蘇東坡的作品愛不釋手，結果冷落了美麗的嬌妻。本來章元弼就長得丑，已經讓妻子陳氏很不滿意，現(xiàn)在陳氏更受不了啦，便提出了離婚。對此，宋律中有大量保護婦女主訴離婚權利的條文。
宋朝的法律沒有任何壓制女性改嫁權利的條文，只是禁止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這些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是應該予以限制的。
宋代離婚離婚需要丈夫寫一道“放妻書”，作為法律上的憑證。這種“放妻書”有官方模本，寫得非常溫文爾雅。
夫妻好聚好散，相離不出惡聲，正是文明的表現(xiàn)。這種文明的氣息，仿佛從《清明上河圖》中撲面而來。
顯然，在文明的社會中，女性不會因為離異而受歧視。某女厲氏，原來嫁與曹秀才，但因為夫妻感情不和，所以離了婚，改嫁給一位曹姓侍郎。
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朱說?？忌线M士，做了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yǎng)，才改回本名。后來，范仲淹訂立的《義莊規(guī)矩》規(guī)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對再嫁女子的資助優(yōu)于男子再娶。
事實上，兩宋時期，從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婦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極多，宋代對于婦女改嫁絕非愈禁愈嚴，相反倒是限制愈來愈小，越放越寬。
二、硬幣的兩面-相撲與纏足
那么，如此開放自由的社會，怎么會出現(xiàn)“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程朱理學呢？我們可以從兩個小的細節(jié)做觀察：相撲和纏足。
腦補一下宋代的女子相撲，可能讓很多人大跌眼鏡！相撲是日本的國粹，其實在中國古代也有相撲，只不過叫法不一，有稱“角抵”，也有叫“爭交”。
只有在宋代，卻正兒八經地叫相撲，而且開展得還相當熱鬧，不僅有男人參賽，更有女子加盟。在宋代女子相撲在當時堪稱京城開封的一絕，是最能吸引看客眼球的一項娛樂表演。
嘉祐年間的一個上元日，宋仁宗趙禎偕后妃到宣德門廣場，與民同樂，當時，廣場上正進行熱鬧的百戲表演，其中就有女子相撲的節(jié)目。
宋仁宗作為天子，平易近人，與民同樂，本屬尋常事，卻惹惱了司馬光。司馬光立即上了奏章《論上元婦女令相撲狀》，文中嚴厲指責仁宗貴為天子，如此輕浮成何體統(tǒng)云云。“嚴加禁約，今后婦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眾為戲”。
奏章最后，司馬光強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撲運動。現(xiàn)代人因為司馬光砸缸名聲大，以為這奏章導致女子相撲被禁，如何改變了社會風氣云云。
其實呢，司馬光當時也不算大佬，奏章根本沒人理，大家該干嘛還干嘛。文武百官士庶民眾都認為司馬牛少見多怪，故作驚人之論，只不過仁宗皇帝脾氣好，做皇帝的不能因為這點小事和大臣計較，沒有因此修理司馬光罷了。
至于社會風氣，一如過往，到了兩百多年后的南宋，女子相撲風行如故。據(jù)《夢粱錄》和《武林舊事》記載，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欄內，一直都有女相撲比賽：“瓦市相撲者，乃路岐人（民間藝人）聚集一等伴侶，以圖手之資。先以女飐（即女相撲手）數(shù)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后以膂力者爭交?！?/strong>
《夢粱錄》和《武林舊事》還收錄了杭州瓦舍好幾位女相撲手的名號：“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賽貌多”、“僥六娘”、“后輩僥”、“女急快”等。這些女相撲手跟男相撲手一樣，在“瓦市諸郡爭勝”，并且打響了名頭。
女子相撲無關大局，司馬光斤斤計較，纏足是宋代出現(xiàn)的真正文化恥辱，司馬光卻不置一詞。相反還有無良文人捧臭腳，蘇軾第一個站出來寫詞，大肆贊揚纏小腳的行為。讓殘?zhí)莆宕鷮m廷王府的低級趣味，走入了民間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
原因何在？就是市民社會商業(yè)的繁榮，固然帶來經濟上的富裕。同時也一定會帶來享樂主義的大行其道、道德淪喪、情色文化泛濫。
在極度商品化的社會里，食色性也的觀念泛濫成洪流，女性作為一個主要奢侈消費品的物化功能出現(xiàn)，迎合市民社會富裕男人低級趣味的審美標準，當然會大行其道。一千年前纏小腳如此，一千年后隆胸、整容、削骨、抽脂、打玻尿酸、肉毒素······何嘗不是如此？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當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一切行為都為了迎合市民社會的低級趣味時，文化界的思想反彈便在意料之中。
三、天理人欲致良知
程朱理學，就是在紙醉金迷、物欲橫流的大氣候下，不愿同流合污的一批思想家提出了清廉寡欲的道德訴求。
如何認識“存天理去人欲”的積極進步意義？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畫個淡妝、衣著整潔乃人之常情，就是天理。但為了整容、隆胸、削骨、購買奢侈品牌，在超出自身消費能力的情況下，不惜以身體為代價，或是搞出“裸體貸款”之類的金融創(chuàng)新，這就是人欲，就是物欲橫流。
從這個角度看“存天理去人欲”，是不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呢？其實，這才是思想家創(chuàng)立理學的本意。
程朱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都不歧視婦女，他們主要是為士大夫，如贊美小腳的蘇軾之流提出高標準嚴要求。希望他們有氣節(jié)，能做到“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兩宋作為中國歷史的轉折年代，一直在矛盾中前行。宋代的女德典范，是歐陽修母親“畫荻教子”，是岳飛母親刺字“盡忠報國”。兩宋三百年，也沒有一本成文的女訓書出現(xiàn)。
然而，商品經濟的繁榮發(fā)展，一方面是平民社會的發(fā)端，減輕了女性對家族、對男子的依附性，提升了女性獨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是市民社會的濫觴，一切都可以作為商品交易，迎合富裕市民男子庸俗的低級趣味，女性物化的趨勢開始抬頭。
這是一體兩面的矛盾，兩宋在岔路口顧盼了三百年，最后卻一頭扎進了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