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5年接觸心理咨詢，一直在思考心理咨詢與思政工作的關系。其實，這個思考不只這十幾年。那是因為，當年在軍校曾把思政工作當作一門功課學過。后來在部隊做連隊和機關政治工作，雖然沒有多少建樹，但當時也曾見識過享譽全軍的政工干部和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跡，其中就有心理學方面的元素，讓我感到很新鮮。大約是1983年，當年的干部股股長游德通領著我們?nèi)ベ徺I自己喜歡的圖書，我很有目的性地選了一本心理學的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觸心理學。
在本世紀初參加心理咨詢師培訓時，心理咨詢與思政工作是什么關系，武大的一波老師似乎都沒講過，后來參加華師組織的考試，試卷中也沒有涉及到。所以，這就成了我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心病”。
在辛丑年重新拿起心理學書籍時，我自然又想起這個問題。
最開始看到一個案例，在一所高校，一名學業(yè)本來優(yōu)秀的女大學生，因為極度嫉妒別人，對自己的情緒和行為產(chǎn)生嚴重負面影響。她所在的支部書記沒有對其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建議她找學校心理咨詢師，結果通過心理技術干預，很快且很好地解決了問題，人格得到優(yōu)化。于是，我寫下了這次學習心理咨詢的第一篇札記——《將嫉妒攻擊者送心理咨詢師對不對》。
寫此文時，我以為心理咨詢與思政工作不能混淆，各是各。該做心理咨詢的，做思政工作恐怕不行，不能太左；該做思政工作的，搞心理咨詢恐怕也不行，不能太右。但是，有朋友對將嫉妒視為心理問題而不是品質問題不理解、不接受，也讓我困惑了。我何嘗沒有這樣的想法。如果這是一道選擇題，我也可能首選用思政工作解決問題。
于是，我一直還在尋找，關于這兩者如何區(qū)別與分工的權威說法或者明晰界定。網(wǎng)上雖然有心理咨詢與思政工作關于范疇、目的、任務及方法原則區(qū)別的論述，但對實踐指導性不強，還是不知其所以然。
昨天，我再次重溫一個案例，一個叫楊京京的初中生，寫作業(yè)時效率明顯下降，一寫作業(yè)就發(fā)生心慌，經(jīng)常分心，磨蹭。根據(jù)這種表現(xiàn)：
傳統(tǒng)心理咨詢師診斷為：中樞神經(jīng)功能失調現(xiàn)象；
元認知心理咨詢師診斷為：潛意識心理行為現(xiàn)象；
甲老師判斷為：對功課學習熱愛程度不夠；
乙老師判斷為：學習習慣不良。
四種診斷都有道理，都可以自圓其說，難以推翻，并且都可以按自己的診斷“開藥方治療”。前兩種診斷通過心理咨詢的辦法解決。后兩種判斷解決問題的方式，可以歸結為對學生進行說服教育，即做思政工作。但最終，通過元認知心理技術干預，該學生的問題才得到了迅速解決。（第一種心理咨詢結果是用藥，而用藥影響學生學習而不可取）。積無數(shù)學校類似案例，多數(shù)是按思政工作方式去解決的，但必須付出極大努力，才有一定效果。
由此是否可以說，思政工作和心理咨詢之間不可能有清晰的邊界。解決某些具體問題，這兩種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只存在著哪一種方法最合適最有效的問題。
當然，典型的心理障礙和典型的思想問題（或任務）除外。
這就解決了我們這一代及以前的人，生活和成長在一個沒有心理學的社會，為什么沒有現(xiàn)在這么嚴重的心理問題。那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思想政治工作（哪怕有些極“左”教育）對于客觀存在的心理問題也是有一定療效的。所以，對于文革中出現(xiàn)“用毛澤東思想治愈精神病”這樣的報道，此刻的我，也并不完全否定其中有真實的合理的成分。只不過，其中不乏“殺雞用牛刀”，或者“滴水穿石”罷了。
當然，那個年代的人的意志品質和忍受艱苦磨難的能力，也消化了與現(xiàn)代年輕人同樣有的種種心理和思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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