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杭州成為擁有第三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城市。如果以1936年施昕更的考古發(fā)掘為標志，良渚遺址從發(fā)現(xiàn)到申遺成功歷經(jīng)83個歲月。實際上，作為良渚文化重要遺存的玉器，早在春秋戰(zhàn)國，已為人所知，不僅被著錄于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玉器專著《古玉圖》，并成為乾隆案頭的清供雅玩，吳大澂考釋下的上古禮器，蘊藉著從偶然出土、改制改用到系統(tǒng)考釋、科學(xué)發(fā)掘的千年發(fā)現(xiàn)史。
善假于物：古人對良渚玉器的改制與使用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有良渚玉器出土，并被重加利用。如1986年，蘇州嚴山玉器窖藏出土過一批吳國玉器，其中包括6件玉璧，與吳縣草鞋山、張陵山和武進寺墩遺址出土的良渚玉器如出一轍。另有玉琮半件，亦屬良渚文化，有明顯的鋸割痕跡。研究者認為：“這些玉璧琮是作為玉料重新開割后一起入藏的?！保ㄍ趺鬟_：《良渚玉器若干問題的探討》）其玉料來源仍存爭議，但在玉料開采并不容易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種“變廢為寶”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2003年，浙江海鹽天寧寺鎮(zhèn)海塔地宮亦出土良渚玉器，“前龕的中央是一件通高為55.8厘米的高大青銅壺，壺下以一件直徑為24.8厘米、厚1.6厘米的良渚玉璧作墊”（李林《浙江海鹽鎮(zhèn)海塔地宮探秘》）。地宮為元代所建，玉璧當(dāng)為元代或更早時代出土，而改為別用。
杭州博物館所藏三叉形器，可視為傳世良渚玉器之代表。
博古之風(fēng)：宋代以降良渚玉器的“仿制風(fēng)”
宋代以降，博古之風(fēng)興起，不僅文學(xué)上倡導(dǎo)古文運動，文房用品乃至生活器用亦以“古”為圭臬。
有觀點認為，宋代出現(xiàn)的琮式瓶仿自良渚玉琮。然玉琮之使用，并非限于良渚，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是先秦禮制的重要表征。直到秦漢時期，仍如此，鄭玄補注《周禮》時說：“琮，八方象地”。琮式瓶之原型，或許是博取良渚文化及先秦兩漢諸多玉琮。但毫無疑問，自宋代起，琮式瓶已成為仿古瓷器的重要典范。
明清時期，“古”不但是藝術(shù)活動、生活情調(diào)，也是消費的商品，通過古雅的生活氛圍，營造出一種重歸“三代風(fēng)華”的感官“假象”。
乾隆的藏品中不乏古玉。如所謂“蚩尤環(huán)”，實出自良渚文化，與瑤山遺址所出龍首紋玉鐲屬同類器物。乾隆為其配置底座，作為案頭陳設(shè)，但“獸面上的陰刻線條可能是明清時所加刻”（《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shù)的仿古風(fēng)》“新石器時代晚期 蚩尤環(huán)”詞條）。乾隆或許太過喜愛，另仿制了一對蚩尤環(huán)，環(huán)側(cè)切為二，是可錯可合的套環(huán)，并題詩句。其所藏良渚玉琮亦甚可觀，其中兩件鐫有御制詩，而吟詠古代玉琮的詩多達數(shù)百首。但乾隆并不知道玉琮為何物，稱其為“杠頭筆筒”，或是車輿用具。
考釋之學(xué)：良渚玉器之早期著錄與考釋
元人朱德潤《古玉圖》著錄過一件“琱玉蚩尤環(huán)”，應(yīng)該是最早著錄的良渚玉器之一，以線圖描繪器物，并標明尺寸、器型、色澤、收藏者等，稱其“循環(huán)作五蚩尤形，首尾銜帶，琱縷古樸”，斷其為“三代前物也”。在朱德潤看來，這件良渚玉器，與蚩尤同時代，且涉上古禮制，“今其文作蚩尤形，蓋當(dāng)時輿服所用之物也?！?/p>
施昕更：最早的良渚文化考古發(fā)掘
良渚附近，明清時期以出土玉器聞名，時稱“安溪土”。丁丙曾作詩，記述了清代對良渚玉器的盜掘，云：“琮璧工侉雕琢才，不識寶器出泉臺。徒令骨董出南土，偷把雅鋤掘玉來?！毙l(wèi)聚賢《吳越考古匯志》亦記錄了良渚玉器的多次發(fā)現(xiàn)。
余論
良渚玉器雖然不是良渚文化的全部，但其以玉為重要特征的早期國家形態(tài)，與中華文明以玉蘊涵禮制的傳統(tǒng)息息相關(guān)，從元代朱德潤到清代吳大澂，其對良渚玉器的考釋，都出自對上古三代禮制的推崇，“典章制度，于是乎存焉；宗廟會同裸獻之禮，于是乎備；冠冕佩刀劍之飾，君臣上下等威之辨，于是乎明焉?！?/p>
（作者供職于杭州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