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襄陽城西南約1.5公里的真武山東麓，有一塊略呈方形、高4.43米、寬4.4米的大 型摩崖石刻。因是南宋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為擊退蒙古大軍、光復襄樊二城而作，故稱《李曾伯紀功銘》。作為宋蒙戰(zhàn)爭不可多得的歷史遺存，《紀功銘》于1981年12月被湖北省政府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一、關于銘文
《李曾伯紀功銘》銘文為陰刻楷書,字徑盈尺,方整端正，筆力剛健,渾厚莊重。刻文十一 行，行字不等，錯落有致。全文共計79字，其中序七行55字,辭四行24字。文物出版社 1991年出版的《襄樊文物與古跡》及1995年出版的葉植主編的《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記載了這段文字的內(nèi)容：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diào)都統(tǒng)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 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襄樊銘》摩崖石刻
檢索典籍，正史無載，明代以前的地方志如天順年間《襄陽郡志》也未見記載。清季以來的學者們對《紀功銘》特別是正文24字的記載卻是各不相同,連名稱也是五花八門。從筆者手頭資料的記載中便窺一斑:
清雍正年間邁柱等修《湖廣通志》卷115之《襄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繫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序文首字“大”字闕。
清乾隆版《襄陽府志》卷32藝文之“峴山摩崖碑銘”：“壯哉峴,脊南北;繫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五（闕一字）。”另外序文首字“大”字亦闕。
清代乾隆年間陳詩編錄的《湖北舊聞錄》“壇廟”之“李曾伯紀功銘并序”:“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國。”序文首字“大”亦闕。
清光緒版《襄陽府志》卷18金石之“李曾伯摩崖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 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王□。”序文首字“大”字亦闕。
清末民初吳慶燾著《襄陽四略·金石略》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 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近二十年來,本土學者出版的書籍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襄樊文化藝術志》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繫墉壑，畿陵谷;乾能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1984年出版的《襄樊地名志》之“李曾伯紀功銘”：“壯哉峴,脊南北;繫墉壑，畿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禮品書《襄樊風情·名勝》之“李曾伯摩崖銘（襄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干萬年，屏吾國。”
魏平柱《臨漢文史考析》之《李曾伯峴樊銘》:“壯哉峴,脊南北;翳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而在同書《襄陽城與樊城》一文中，“幾陵谷”又僧'畿陵谷”。2009 年1月新出版的乾隆《襄陽府志》校點本完全承續(xù)了魏先生前文的記載。
從上文看，記載出入主要集中在“繫”（誤作“翳”）、“幾（幾）”（誤作“畿”）、“夬”（誤作 “央”）、“吾國”等字。另外，網(wǎng)絡中還有將“繫墉壑”誤作“繫塘壑”等五花八門的錯誤現(xiàn)象。誤字、闕字可能是因為字跡漫漓不清,也可能是轉(zhuǎn)抄中以訛傳訛的緣故。雖說記載各異,但原物尚在,石證如山。經(jīng)察看摩崖,辨別字形，以《襄樊文物與古跡》《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的記載最為真實準確。
筆者不厭其煩地査找羅列諸書載文,并非為了拼湊字數(shù),而是希望此文能為以后的宣傳媒體特別是官方出版物、門戶網(wǎng)站提供一個相對規(guī)范準確的文本。
二、關于釋文
“李曾伯紀功銘”作于寶祐二年(1254)正月初一，距今755年。《宋史》為李曾伯立傳但不錄此銘,地方典籍倒是有一些記載,但大多文字闕誤且無解讀。隨著歲月的流淌,摩崖石刻正披風瀝雨,飽受侵蝕,其文字也遠離現(xiàn)代生活,顯得愈加佶屈聱牙。語言的距離使現(xiàn)代人只能滿懷敬畏之情走近摩崖，但很難走進銘文背后那段硝煙彌漫的歲月。除了保護實物, 解讀銘文也成了當務之急。
《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除了準確記載銘文內(nèi)容外，還對摩崖的形制、規(guī)模、背景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同時對銘文首次作了翻譯:摩崖序言通達明了 ,銘文寓意深渺,其文意可釋為:“雄壯?。?/span>南北分脊的峴山,陵谷變遷你是一道壁壘,天命圣武使襄樊失而復得,你真是大宋王朝干萬年的屏障。”
魏平柱先生在其《李曾伯峴樊銘》一文引用大量史料和文學資料，對“紀功銘”的寫作背景及銘文所涉人物進行了翔實的考證,并根據(jù)李曾伯《滿江紅·得襄陽捷》“千古襄陽，天豈肯附之荊棘。宸算定、圖回三載，一新堅壁……待老臣、為作峴樊銘，劖諸石”判定“紀功銘”當名“峴樊銘”。魏先生對銘文雖未作詳細解釋，但也留下他的譯文“峴樊銘”的內(nèi)容大致是:雄壯啊，地分南北，以峴山為脊。襄樊城池啊，幾多桑田變化幾多陵谷交替。陰消陽息，盛衰消長，天豈肯讓它付之荊棘。千萬年啊，我大宋江山，賴有峴樊護持。
李曾伯不僅是宋代有影響的政治人物,還是著名詞人，有《可齋類稿》傳世。其詞今存200余首,他作詞“愿學稼軒翁(辛棄疾)”，喜用慷慨悲壯之調(diào)，不屑作鶯嬌燕昵之語。《四庫全書總目》說他“才氣縱橫，頗不入格,要亦戛戛異人，不屑拾慧牙后”。區(qū)區(qū)24字的紀功銘激情澎湃，氣勢恢宏。上述兩文只能算作意譯,深入推敲,或望文生義,或狗尾續(xù)貂，總有不盡人意之感。
最近,本地網(wǎng)絡驚現(xiàn)一篇名為《“李曾伯紀功銘”試解》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叫方莉的中學教師。這是歷史上第一篇逐字逐句全面解讀“李曾伯紀功銘”銘文的文字,稽古鉤沉,令人嘆服。尤其可喜的是，方莉從《易經(jīng)》的“乾”、“夬”、“剝”、“復”四卦的卦辭入手，解決了艱澀難懂的“乾能夬,剝斯復”六字含義。以《易》釋銘，無可挑剔，方老師功莫大焉。但是,作者在解釋“繫墉壑,幾陵谷”時卻誤用了“翳墉壑，畿陵谷”。經(jīng)網(wǎng)友指出后,作者又感到“繫”、“幾”的用法令人費解。銘文的譯文可以見仁見智，但對銘文的含義應當有一個合乎“信達雅”的標準答案。期待作者也提請文字和歷史專家們關注紀功銘,縝密甄別,及早解疑釋惑,給出令人信服的權威答案。
三、關于附文
細觀摩崖,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79字的銘石上方還有弧形橫額“襄樊銘”三個大字，為雙鉤線刻，左右及下方飾以20厘米寬的邊框，框內(nèi)飾纏枝，框外左下角有“至正三年”題跋。按書體風格和書丹勒石模式，“襄樊銘”及邊框顯系后人所加。此文暫將“襄樊銘”及“至正三年”視作銘文的附文。
據(jù)《元豐九域志》“鄧城縣”條,“(鄧城縣)有牛首、樊城、高舍三鎮(zhèn)”。可見，樊城在整個宋代只是與襄陽縣并存的鄧城縣轄的集鎮(zhèn)。銘文中“提兵復襄、樊兩城”也成為兩者并不統(tǒng)屬關系的佐證。《辭?！贰跋宸睏l云:“1949年設市，尋省。1950年復以襄陽縣襄陽樊城兩鎮(zhèn)合并設市，取兩鎮(zhèn)首字為名。”即1948年12月23日和1949年1月10日，樊城、襄陽城第二次解放后才首次組建了行政區(qū)域意義上的襄樊市。至于摩崖石刻中兩字相遇,純屬巧合，與 如今的“襄樊”無干,不能作為襄樊并稱的實物依據(jù),頂多是所見最早巧合地將“襄”、“樊”二 字合為一體的實物。從這個意義上講，李曾伯斷然不會將此摩崖命名為“襄樊銘”的，“復襄樊銘”倒是未嘗不可。
再者,綜觀銘文，李曾伯因?qū)s山視為大宋王朝的“鋼鐵長城”而歌之頌之。如是,峴山當為摩崖取名的首選。魏平柱先生考證的“峴樊銘”言之鑿鑿,問題是，李曾伯緣何又以峴山、樊城合稱？
更令人費解的是，雍正版《湖廣通志》已將摩崖稱為“襄樊銘”。其時樊城雖為襄陽所屬,但“襄樊”之謂無名無實。《襄樊市文物史跡普查實錄》云“或即為至正三年所刻”也是猜測之論。”襄樊銘”及邊框紋飾刻于何時，至今也是個不解之謎。
”至正三年”,即1343年，當為元人所刻。有意思的是，至正三年(1343),正是元惠宗下令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修撰宋遼金三史的那一年，而《宋史》也特為摩崖石刻里的兩個人物李曾伯、高達列傳。
另外，此期的幾個時間段頗耐人尋味。淳祐十一年(1251),復襄、樊兩城。寶祐二年(1254)正月，李曾伯書丹刻石;六月，李曾伯改四川宣撫使,十月進司重慶,襄陽職事，遂歸呂氏兄弟;1268-1273年，長達6年的襄樊之戰(zhàn)，以呂文煥力竭降元襄陽城破為終;3年后即1276年,元人勢如破竹,攻破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又3年，南宋滅亡。而此時,距李曾伯書丹刻石的時間(1254)僅區(qū)區(qū)25年。25年，在歷史的長河里彈指一揮間,但此時的襄樊地區(qū)卻是刀戈劍戟,炮聲隆隆,硝煙、血腥和殺戮是那個時期的關鍵詞。“乾能夬,剝斯復”,在翻天覆地、改朝換代的那一天,人們才會真切地感受到,荊襄其實真的與國家共命運,襄 陽的得失竟然關乎國之存亡。四百年后，一個叫顧祖禹的人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里寫道: “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東南。東南得之, 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感謝元代統(tǒng)治者在殘暴的同時保留了些許的政治寬 容,竟然能讓離城不遠的“反元標語”保存如此完整。或許李曾伯摩崖銘存在的更大意義,在于讓我們能更深刻地體會顧祖禹對冷兵器時代襄陽軍事意義的經(jīng)典總結(jié)。
(感謝趙錚先生、宋喜微、劉冰朋友提供古籍資料)
撰文/李俊勇 攝影/徐信
《拾穗集》連載已獲襄陽拾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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