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恕經方醫(yī)學

經方用藥有特點，有人卻不以為然，以其不能正本清源，而不能正確認識經方是重要原因之一。經方醫(yī)學在東漢流傳時出現(xiàn)危難，西晉王叔和雖救危難使其得以傳承，但以《內經》釋經方（《傷寒論》中諸方），遂不明經方理論實質，也就無法認識用藥特點。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與時方對比分析，考證經方用藥起源及指導理論。

一、經方用藥與時方用藥有明顯不同

經方用藥與時方不同，早已引起中醫(yī)界注目，如清代徐靈胎查閱大量醫(yī)學文獻，考證中醫(yī)學術源流，認為經方與時方用藥有明顯不同，為此特立專著《本草古今論》垂教后世，深受中醫(yī)界推崇。他通過對比研究指出：“本草之始，防于神農，藥只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圣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后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證施治其應如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后，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y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章》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且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后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注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明某病，則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小，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

這短短的355字，不但論述了經方與時方用藥不同，更提示了經方起源于遠古，因來自實踐幾經科學驗證，有其獨特醫(yī)學理論，并經后世百年、千年考驗，凸顯經方的優(yōu)越性，與后世草率藥物歸經明顯不同。又如近代著名中醫(yī)大家樣鐵樵說：“凡研究藥物，當從《傷寒論》方藥入手，其次《金匱》，其次《千金》。不由此道，縱記憶千萬驗方，徒增魔障。丹溪、東垣專以滋補為能，其所用藥泰半皆本經上品，與《傷寒》、《金匱》、《千金》截然不同。在朱、李自身，或不失為良醫(yī)，然后人僅能師其短處，中國醫(yī)學由此衰落。至于葉天士之后，無理取鬧，更無費吾筆果之價值矣。”

乍看似屬偏激，但反映了經方與時方用藥不同。如再參看徐靈胎專論《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就很容易了解到，經方用藥與時方用藥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理論體系的不同。這里要注意的是，經方的用藥特點，其所以具科學性，是與其經方起源、經方理論密不可分的。

二、經方用藥起源于神農

“神農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與疾病斗爭真實寫照的縮影，表明我們的祖先，在尋找、積累應對疾病有效藥物時，是根據癥狀尋找相對應有效的藥物，經歷了反復探索和艱苦漫長的歷程?！渡褶r本隼經》的撰成年代和作者，至今仍不清楚，但該書被一致公認為是我國最早的經方著作，代表了我國醫(yī)藥的起源，正如徐靈胎謂“本草之始，防于神農”。其實其與《傷寒論》一樣，不是一個人、一個朝代所完成的，它是我們先人祖祖輩輩養(yǎng)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經驗總結，它起始于神農時代是歷史事實。

《本經》所以依托神農之名，一是確與神農有關；二是因在神農時代雖沒有文字，但已積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識，后世記載其內容權當屬于神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震中說“神農時代大約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黃帝之前。我國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對河北省蔚縣的多處遺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工作，發(fā)掘出6處形制基本相同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層上向下挖約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進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堅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時又發(fā)現(xiàn)許多屬仰韶文化（神農時代）的石器、陶器等。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陽原縣姜家梁遺址考證，恰好與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所處的時代相吻合，也與史書中記載的神農氏時代相對應。

這些考古資料證實了，我們的祖先在神農時代，生活于大自然環(huán)境中，逐漸適應環(huán)境、認識大自然，體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環(huán)境）有白天、黑夜、寒、熱、溫、涼陰陽變化，人體亦有相應變化。為了防寒、防止生病則蓋窩棚、房屋而居，為了進一步防寒，則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曖、門向南開；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顯然從生活上認識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適應寒熱陰陽之理。同時生活中難免疲勞受寒，引起頭痛、惡寒、發(fā)熱等癥狀，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熱熨皮膚，使汗出而解；或服熱湯、熱粥同時蓋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藥煎湯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蔥、大棗等煎湯熱服及加蓋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經方又稱“湯液”），或用大黃、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

當時雖沒有文字，但積累的經驗被流傳于后代，當有文字后便記載下來?！侗窘洝匪浽裕骸奥辄S，味苦，溫。主中風、傷寒頭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大黃，味苦，寒。下瘀血……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谷”……

365味藥，顯示了神農時代用藥總結。因這些醫(yī)藥知識產生于神農時代，稱之為《神農本草經〉當不徒有其名。有關《本經》成書的時代，章太炎認為：“神農無文字，其始作本草者，當在商周間，代有增益，至漢遂以所出郡縣附之耳?！卞X超塵教授認為“先泰時代人們對藥性藥效已有所認識，并載于古書，《本經》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補于漢代”，說明不是一朝一代一人所著成，但其起源確是始于神農而早于岐黃，經方有其獨特的醫(yī)學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經方用藥與時方用藥因起源不同，因而其認知方法則不同。關于經方治病特點，《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載：“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了即根據人體患病后出現(xiàn)的癥狀，選用對應的藥物治療。著名經方家胡希恕先生明確指出：“中醫(yī)治病，之所以辨證而不辨病，是與它的發(fā)展歷史分不開的，因為中醫(yī)發(fā)展遠在數千年前的古代，當時既沒有進步科學的依據，又沒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勢不可能有如近代西醫(yī)面向病變的實質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診斷和治療，而只有憑借人們自然的感宮與患病人體的癥狀反應，探索治病的方法經驗。”即經方用藥是根據“癥狀反應”，而時方是源自《內經》的“病因病機”、“經絡臟腑”，兩者有著明顯的不同。

今僅就對“傷寒”和“中風”的理解可見其一斑，經方的認知方法是據癥狀反應，即傷寒為“太陽病，或已發(fā)熱，或未發(fā)熱，必惡寒、體疼、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中風為“太陽病，發(fā)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即皆認為是發(fā)熱或不發(fā)熱的表證，治療用麻黃、桂枝等發(fā)汗、解表、解熱；而時方、后世注家，如成無己、張志聰等，以病因病機解釋，則認為：“傷寒是傷于寒”，“中風是中于風”。因傷于寒，則治用辛溫散寒，但有發(fā)熱則不能用辛溫，認為桂枝、麻黃“不可用于有熱證的病例”，與經方有明顯不同。其治療用藥亦就有了顯著區(qū)別，成為后世不理解經方用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經方用藥理論是八綱六經

后世因不能正本清源，誤于王叔和在《傷寒論》序中加入了“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等內容，故認為中醫(yī)的理論都來自《內經》，以至于認為：中醫(yī)治病都要依據經絡臟腑、五運六氣，甚至提出“不明經絡臟腑，動手便錯”來對待經方用藥，對此，徐靈胎以專論批判，明確指出“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實際明確了經方不同于《內經》的理論體系，即不是用經絡臟腑、五行運氣理論，而是用八綱、六經。

前已所述，經方用藥起源于神農時代，是根據癥狀反應，選用對應的藥物治療，“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其理論即是八綱，《神農本草經》中“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的論述，即是根據癥狀反應用藥，其指導理論即是八綱，開創(chuàng)了以八綱辨證的經方醫(yī)學體系。書中更詳細記述了365味藥物，以四氣五味適用于人體患病后，表現(xiàn)出寒、熱、虛、實、陰、陽的癥狀論述，顯示了單味藥防治疾病的經驗，其述證主用寒、熱、虛、實、表、里、陰、陽，即八綱理論，標志了經方基礎理論的起源。

一些考證資料已明確了經方發(fā)展史，在神農時代，即以八綱為理論，根據人患病后出現(xiàn)的癥狀，用對應的藥物治療，先是積累了單味藥治病即單方方證的經驗，其代表著作即《神農本草經〉。后來漸漸認識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組成方劑治療，這樣逐漸積累了用什么方，治療什么證，即復方方證經驗，其代表著作即《湯液經法〉，發(fā)展至漢代，對病位概念進一步細化，即“量疾病之淺深”由表、里增加了半表半里概念，因而產生了完善的六經辨證理論，其代表著作即《傷寒論》。

由以上可知，經方用藥特點是與其起源、發(fā)展、理論密切相關，即經方起源于神農時代，其起始即用八綱辨識疾病，同時辨識用相對應的藥物治療，體現(xiàn)了方藥對應、方證對應，積累了單方方證經驗，漸漸又積累了復方方證，且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六經辨證理論體系，故經方用藥的主要特點，是在八綱、六經指導下用藥，即臨床治病，先辨六經，繼辨方證、詳辨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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