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出將入相之豐功偉業(yè)，皆建立于仁宗朝。換言之，范仲淹能夠得以施展雄才大略，在仕途上走向顯達，或者在仕途上屢遭挫折，終至“慶歷新政”被廢棄，都與宋仁宗有至為密切之關聯。討論仁宗與范仲淹君臣之關系，既能將范仲淹之研究推向深入，又能夠從一個側面透視北宋政治和君主專制政體之特征。
范仲淹之于仁宗，盡忠盡職，先憂后樂，死而后已。這樣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倫理道德非常明確，故無需從范仲淹的角度出發(fā)去討論二者的關系。關鍵是看仁宗對待范仲淹政治態(tài)度和個人情感如何，或者這種態(tài)度和情感前后發(fā)生過哪些變化。以往學界沒有專題研究范仲淹與仁宗之關系，討論范仲淹政治作為而涉及到仁宗，仁宗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概念化?；蛘呤菍Ｖ凭髋艛D、打擊正直大臣，或者是軟弱無能、動搖反復的帝王而導致范仲淹政治上的失敗。復雜的歷史問題、豐富的人生百態(tài)，往往被簡單化、程式化。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每一個體都具備多重性和多樣性。這是研究范仲淹與仁宗關系的出發(fā)點。宋仁宗作為專制政體下之君主，身份極為特殊。然而，他又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有其個人的政治追求、治國理念、性格特征、日常之喜怒哀樂。只有將這些紛雜的因素納入研究的視野，探討仁宗與范仲淹君臣之關系，方能得出較為科學的結論。
一，前期：慶歷年間之前仁宗與范仲淹的交往
范仲淹在慶歷年間出將入相之前，與仁宗已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間接或直接的交往，這是兩人交往之前期。梳理這段時期兩人交往之關系，可以明晰范仲淹政壇的走向及發(fā)展趨勢。
1、仁宗與范仲淹之初始交往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27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進入仕途。乾興元年（1022），真宗去世，13歲仁宗登基，太后劉氏垂簾聽政。此時，34歲的范仲淹遠在泰州（今屬江蘇），為地方小官，與中央政府及帝王難以發(fā)生近距離的關聯關系。直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末，40歲的范仲淹居喪期滿，晏殊薦為秘閣校理，才在京城安身立命，與朝廷與仁宗發(fā)生直接的關聯關系。
天圣七年，仁宗已經20歲，按理說太后早就該還政于帝。但是，太后絕無還政之意，且漸漸有違背禮制、飛揚跋扈之態(tài)勢。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和氛圍中，范仲淹介入了太后與仁宗之間，冒天下之大不韙，直陳己見?！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百八載：
（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后世法?！笔枞耄粓?。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笔獠荒艽?。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專制政體背景下，涉及最高權力問題，極其敏感，極其危險，多少血流成河的慘案因之發(fā)生。晏殊的恐懼有他的道理，反之，范仲淹的勇氣和膽量亦令人瞠目結舌。北宋中期以前的政治環(huán)境相對寬松清明，垂簾聽政的太后要受到諸多政治力量的制約，范仲淹這幾封奏疏雖然觸怒當政的太后，朝廷卻也只能置之不理。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自求外放，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通判。
垂簾聽政期間，已經成年的仁宗不得親政。有了獨立思考能力的仁宗當然極不甘心形同傀儡的處境，只因形勢所迫，隱忍不言。于是，仁宗對那些公開上疏請求太后還政于帝的臣僚就有了極度的好感。仁宗對范仲淹的初始觀感建立在這樣一種比較信任、親近的基礎上，就此亦奠定范仲淹在仁宗心目中的地位。仁宗對于范仲淹，就不僅僅是普通的君臣關系，始終有一份情感上的親近。這種情感在后來使用范仲淹、貶謫范仲淹的所有行為中，都會表現出來。終仁宗一朝，范仲淹可以出將入相、建功立業(yè)，與仁宗對他的特別好感分不開。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簾聽政的劉氏去世，仁宗親政，朝政發(fā)生重大改變。仁宗首先依賴垂簾聽政期間勸諫太后、要求還政的那一批忠直臣僚，凡貶官或外放者一一召回，范仲淹首當其沖。這一年四月，45歲的范仲淹被召回京，除右司諫。范仲淹既有良好的聲譽，又得到皇帝的信任，結合他以往直言無諱的作風和耿介的秉性，是諫官的最好人選。
范仲淹出任諫官后，立即上疏言事?！堕L編》卷一百十二載：
（明道二年四月）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誥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仁宗當然不甘心繼續(xù)當傀儡，眾多大臣也公開反對，所以發(fā)布遺誥時就刪去“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一句。范仲淹初任諫職后，首言此事?；实鄣臎Q斷在范仲淹上奏章之前已經貫徹，但是，范仲淹的奏章依然給了新親政皇帝政治上的有力支持，進一步獲得仁宗的好感和信任。此后，一旦范仲淹提醒仁宗“太后受遺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同前）仁宗就能夠立即采納，因為仁宗完全清楚和信任范仲淹對待已故太后問題上的政治立場。仁宗在歷史上有明智寬厚的定評，這與范仲淹等大臣的諸如此類的勸諫和匡護有極大的關系。
范仲淹由于獲得皇帝的信任，除了諫官本職工作以外，朝廷還經常特別指派他處理其他政務。這一年六月，“詔御史中丞范諷、天章閣待制王鬷、右司諫范仲淹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逼咴?，“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毀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同前）就是從這一階段開始，范仲淹逐漸進入權力核心圈，參與朝政商議、決策之系列工作，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更開闊的政治舞臺空間來施展個人才華。這是范仲淹政治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轉型期。
2、慶歷前范仲淹之兩度遭貶
范仲淹仁宗親政期間出將入相，大致在慶歷年間。此前，范仲淹卻曾經兩度遭貶。范仲淹有堅定的政治理念，始終堅持個人政治立場，耿介直言，剛正不阿。這些政治品質不時地與專制體制發(fā)生碰撞、摩擦，遭受貶謫不可避免。然而，審視范仲淹兩度遭貶的經歷，亦能揣摩仁宗對范仲淹的態(tài)度，或者說也能表現出仁宗對范仲淹的特殊好感。
范仲淹明道二年四月出任諫官，十二月即遭貶謫。這一次貶謫的原因非常簡單。仁宗皇后郭氏乃垂簾聽政期間太后劉氏為其選定，仁宗親政后便尋找借口廢后，遭到諸多大臣和全體諫官的反對，范仲淹此時儼然已經成為諫官中的領袖人物之一?！堕L編》卷一百十三載：
仲淹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愿賜對以盡其言。……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范仲淹亟出城。
仁宗廢后理由牽強，無法說服諸諫官。將范仲淹和孔道輔貶謫、押送出京城，也是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手段，避免更多的口舌之爭。然仁宗明白范仲淹等沒有錯誤，貶謫范仲淹不意味著仁宗對范仲淹的政治態(tài)度和個人情感發(fā)生變化。范仲淹這次貶知睦州，睦州在北宋時期屬兩浙路，今浙江桐廬、建德、淳安等地都歸屬睦州管轄，臨近杭州。境內河流縱橫交錯，秀麗靈韻；山勢連綿，或峻拔奇?zhèn)?，或清新悅目。風景之美，早已聞名天下。范仲淹到達睦州后，有《與晏尚書》，信中大段文字描述當地山水風光，云：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鶩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峰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云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與晏尚書》）
這是一個修身養(yǎng)性、陶冶性情的極佳去處。范仲淹《睦州謝上表》云：
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yōu)寄?？げ侩m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
此一段文字完全不是官樣文章，實情如此。仁宗此度意氣用事，自知理虧。既不敢面見范仲淹等言官，當場辯論；又在貶謫時手下留情，不將范仲淹“投遐遠之方”。范仲淹在睦州期間，得江山之助，詩文創(chuàng)作進入平生第一個高峰期。其間，范仲淹有《瀟灑桐廬郡十絕》組詩，最能表明他這階段的心情和生活態(tài)度，詩歌皆以“瀟灑桐廬郡”開篇。在睦州任職不足三個月，朝廷即調任范仲淹知大郡蘇州，表現出仁宗和朝廷宰輔大臣對范仲淹的特殊重視和相當的信賴。仁宗始終特別牽掛范仲淹，景祐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驟然得以升遷?！堕L編》卷一百十六載：“知蘇州、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辈痪茫?/span>47歲的范仲淹奉召還京，判國子監(jiān)，這離范仲淹被貶出京不到兩年時間。
然而，大約只有一年時間，范仲淹卻再度遭貶?！堕L編》卷一百十八載：
（景祐三年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
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幸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zhí)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于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
呂夷簡任宰相，他的行政作風和政治品格與范仲淹有極大的沖突。北宋的文官可以從一個角度大致劃分為兩大類群：一類是因為在北宋特殊政治環(huán)境作用下而感激奮發(fā)、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后樂者，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另一類則是在獨裁政體之下及龐大的官僚牽制體系中明哲保身、平庸居官、貪戀權位、但求無過者，如呂夷簡、李昉、晏殊、章得象等。相比較而言，后一類群的人數更加眾多。范仲淹和呂夷簡分別為兩大類群的代表性人物，共為京官，矛盾就不可避免。
專制君主最忌朋黨，朋黨就必定削弱帝王的專制權力。唐代“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歷史教訓，給宋代君主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宋代帝王因此對“朋黨”問題異常敏感，防范甚嚴，范仲淹作為觸動了專制帝王的敏感神經。仁宗從實質上來說是一位平庸守成、保守居安的帝王，從政治品格上來說更接近呂夷簡。所以，仁宗雖然喜歡、信任范仲淹，但是，更加依賴呂夷簡。仁宗喜歡看見呂夷簡當政下的“太平盛世”，寧愿閉眼無視正在積累中的社會矛盾和弊病。在呂夷簡和范仲淹的矛盾沖突中，仁宗因此毫無保留地站在呂夷簡這一邊。
范仲淹《饒州謝上表》認為仁宗對他依然手下留情，云：“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所言為部分實情。饒州緊鄰鄱陽湖，是著名的魚米之鄉(xiāng)；且臨近廬山，風景秀麗。范仲淹從睦州到饒州，都處在年富力強的人生鼎盛時期。地方政務不如京城繁忙，周圍又有可供觀賞的景色，范仲淹自然將許多精力轉移到詩文創(chuàng)作上。饒州時期，成為范仲淹文學創(chuàng)作的又一高潮期。
范仲淹被貶睦州時，自稱“謫官卻得神仙境”（《和葛閎寺丞接花歌》）；被貶饒州時，自稱自稱“薄責落善地”（《酬葉道卿學士見寄》），皆非泛泛虛言。貶謫地點的選擇，很能夠說明仁宗對范仲淹的眷顧之情。
二，中期：慶歷年間范仲淹之出將入相
范仲淹慶歷年間在仕途上的成就達到高峰，出將入相。這一切，與仁宗對范仲淹的信賴和好感臻至最高點密切相關。這一階段，是兩人交往的中期，是兩者關系的黃金時段。
1、出將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在邊界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軍事進攻。宋軍主力部隊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今延安市西北）陷入西夏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全線崩潰，主將被俘。二月，朝廷任命韓琦為陜西安撫使。韓琦到任后，即推薦范仲淹到西北前線任職，獲朝廷同意。三月，52歲的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之職，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未到任即改任陜西都轉運使，翻開了人生嶄新的一頁。
范仲淹到西北邊塞之后，深得仁宗和朝廷宰輔大臣的信賴。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委以重任。范仲淹在西北前線歷任數職，皆可看出仁宗等對其期望之深。康定元年五月，朝廷升遷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并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范仲淹負責鄜延路防務。此時，范仲淹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主帥。次年，宋軍再遭好水川敗績，范仲淹亦因擅與元昊來往議和、且焚燒元昊無禮書信而遭受朝廷處罰。慶歷元年（1041）四月，“降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長編》卷一百三十一）仁宗和朝廷此度處罰范仲淹，僅僅是一種姿態(tài)，對范仲淹的依賴和信任完全沒有改變。僅一個月時間，朝廷立即“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環(huán)慶路部署司事?！?（《長編》卷一百三十二）范仲淹由此再度成為主管一路軍政的主帥。同年九月，范仲淹復官，為戶部郎中。同年十月，朝廷將西北防線重新劃分為秦鳳、涇源、環(huán)慶、鄜延四路，分別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負責四路軍務，重新組織起西北新的防線，范仲淹依舊負責環(huán)慶路。
其二，言聽計從。范仲淹調任邊塞要職僅兩個月，即向朝廷上疏，全面闡述自己的守邊策略。其核心觀點非常明確：積極防御，伺機反攻。朝廷首先采納了范仲淹協同防御作戰(zhàn)的主張，命夏竦、韓琦、范仲淹各負責一路防務，互為犄角。范仲淹到延州后，完全掌控鄜延路軍隊的指揮權，立即開展對軍隊的整編、訓練、調度、指揮作戰(zhàn)等工作，朝廷絲毫不予牽制，可見朝廷對其信任之專。而且，范仲淹在延州的諸多作為，后來還被作為一種成功的經驗，在西北邊塞其他防務區(qū)得以推廣。
其時，朝廷應對西夏之戰(zhàn)略方針并未確定，范仲淹“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思想并沒有得到廣泛認同。韓琦抵達前線不久，提出積極進攻、速戰(zhàn)速決的戰(zhàn)略方針，得到宋仁宗、宰相呂夷簡的同意，很快形成西北前線的戰(zhàn)略決策。這種決策與范仲淹的“積極防御”思想背道而馳，范仲淹立即提出反對意見。范仲淹詳細闡述了不可以發(fā)動大規(guī)模主動進攻的理由之后，說：“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為后大患。雖加重責，無以謝天下?！保ā堕L編》卷一百三十）因此，范仲淹要求“存此一路”，即鄜延路按兵不動。前方作戰(zhàn)，諸路大軍不協同出兵，已為兵家大忌。范仲淹的要求，與仁宗、呂夷簡、韓琦的重大決策相背離，居然得到仁宗的同意，朝廷“詔從仲淹所請”（同前）。這既可見出仁宗和朝廷關于西北戰(zhàn)爭決策首鼠兩端之猶疑，亦可見出對范仲淹信任之深，甚至連范仲淹完全背離朝廷旨意的反對意見也全盤接受。
韓琦等發(fā)動的主動進攻，最終導致“好水川之敗”，宋軍再度遭受重大挫折。相反，范仲淹步步為營，進逼西夏的積極防御措施卻取得了系列成效。慶歷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寫成《攻守二議》奏疏，對自己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思想有更為詳盡的闡述，而且也有了一定新的調整。朝廷大致采納了范仲淹所有的主張，努力貫徹落實范仲淹“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措施，西北邊防形勢大為改觀。仁宗和朝廷越來越依賴范仲淹。如，慶歷二年閏九月，西夏十萬大軍分二路南侵，主攻方向為涇原路。環(huán)慶路主帥范仲淹聞訊，主動率軍馳援?！堕L編》卷一百三十八載：
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弊嘀粒鄞笙?，曰：“吾固知仲淹可用?！必郊勇氝M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
四路配合作戰(zhàn)，一路有警，數路增援，是范仲淹“積極防御”戰(zhàn)略部署的重要構成環(huán)節(jié)。此度涇原遭遇入侵，范仲淹主動出兵，正是“積極防御”思想的具體落實。仁宗在朝廷最期待的是范仲淹出兵，言談之間，倚范仲淹為邊塞長城。仁宗此際對范仲淹的信賴和好感無以復加，半年之后調范仲淹回中央政府，主持朝廷大政，正是這種信賴和好感的具體表現。
2、入相
慶歷三年（1043）四月，宋夏和談正在進行之中，仁宗就迫不及待地將55歲的范仲淹調回京城，出任樞密副使。七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固辭。八月，仁宗再度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此度接受了任命。應該是在這一個月中，君臣有過許多相互溝通，私下已經達成共識。況且，作為參知政事更容易實現變革朝政、革新政局的政治理想?！熬訌R堂之高則憂其民”，這一直是范仲淹的最高人生追求，范仲淹當然想獲得這樣放手一搏的機遇。
宋代設參知政事，以為副宰相，輔佐宰相治理國家。宋代仕途升遷相對地需要循資漸進，時間和資歷都是職務升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個人的才能卻有高下之分，時間和資歷不一定能彌補才干的不足，同樣難以掩飾橫溢的才華。有時，才華橫溢、個性鮮明、深得皇帝信賴但資歷尚淺的大臣，只能曲居參知政事之職，而當時的宰相卻相對平庸，此時，參知政事往往成為宰輔機構中的主要決策者，宰相反而成為其附庸。也就是說，參知政事成為實際上的宰相。范仲淹慶歷三年（1043）八月拜參知政事，五年正月罷，任職一年零五個月。在職期間，“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幸濫，考復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宋史·范仲淹傳》）向仁宗上十事，“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保ā堕L編》卷一四三）當時章得象為首相，晏殊為次相。章得象“無所建明”，居官平庸；晏殊雖文才出眾，喜獎掖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無所作為。現實將范仲淹推到變革朝政的第一線，使他實際上擔當起宰相的部分重任。
范仲淹等能夠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基本扭轉西北前線戰(zhàn)爭局勢，仁宗此次如此急切地調范仲淹回中央政府出任要職，就是期待范仲淹等在中央也有類似作為，以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仁宗焦急地等待著范仲淹等提出全面的政改主張?！堕L編》卷一百四十三載：
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鄙显儋n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陜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奔扔珠_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
仁宗求治之切，對范仲淹等期望之深，溢于言表。在仁宗的一再督促之下，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等有《答手詔條陳十事》，這離范仲淹回中央政府不足半年時間。依據資料記載，《答手詔條陳十事》更多地體現了范仲淹的政改意見，富弼應該是作為贊同者附屬簽名。范仲淹這次比較完整地提出了政改意見，“慶歷新政”的大幕由此拉開。
政改方案在仁宗對范仲淹的極度信任和依賴的背景下提出，又是仁宗所熱忱盼望的，故非常迅速地得以推出。慶歷三年十月，即范仲淹等提出政改方案的次月，朝廷開始頒布“擇官長”等詔令；至慶歷四年五月頒布“減徭役”的政令，前后共歷時八個月，朝廷大體上落實了范仲淹等人的新政思想。尤其是在慶歷三年十月、十一月期間，朝廷頻頻頒布詔令，貫徹范仲淹等的新政意圖。這對官僚體制臃腫、官府機構龐大、行政效率低下的北宋朝廷來說，稱得上是雷厲風行了?？梢姰敃r仁宗求治心切和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依賴。
三，后期：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之經歷
新政失敗，仁宗與范仲淹之交往進入后期。這一時段，仁宗一度對范仲淹抱有反感，終至復歸平常。
“慶歷新政”實施時間甚短。慶歷四年（1044）六月，邊境有警，范仲淹一再請求到前線去主持大局，最終獲仁宗同意。朝廷派遣范仲淹為陜西、河東路宣撫使。自范仲淹離開朝廷，不到一年時間，新政陸續(xù)被廢除。分析新政失敗之緣由，可以窺見仁宗與范仲淹關系之變化。
具體分析范仲淹的新政，前五條措施“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都是圍繞建設高效廉潔的官僚隊伍而提出的。這是新政的核心內容，新政成功與否決定于能否通過變革建立起一支理想的官僚隊伍。中國古代專制社會是典型的“人治”社會，在“人治”社會制度之下企圖改變“人治”問題，無疑是要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皯c歷新政”失敗的關鍵原因是：在以“人治”為特征的專制社會，要求變革官僚階層，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干部隊伍，這與社會根本性制度相矛盾沖突，失敗是必然的。所以，范仲淹的政治見解可謂一針見血，然而，就是沒有辦法改變現狀，就是沒有辦法落實變革措施。專制社會，瞞上欺下、腐敗無能的官僚源源不絕地產生，這是“人治”社會無法治愈的“癌癥”。范仲淹說：“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保ā堕L編》卷一百五十一）這就是專制“人治”社會的官場現狀，且具有不可逆轉性。社會發(fā)展到“法治”時代，回頭看歷史上的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宋人的政治熱情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浪費掉的。但是，生活在那個時代，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是制度問題，今人也不可以苛求古人。
以這樣的歷史高度去認識慶歷新政，可以預知新政諸條措施在實踐中很難得以貫徹落實。新政諸條舉措被廢除之前，在實踐中處于不了了之、無疾而終的狀態(tài)。范仲淹政治上最為堅定的追隨者蘇舜欽在新政實施期間寫信給范仲淹，敘說見聞，可見新政之無效。其信云：
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睍r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眾，不復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為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茍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闭務呋蛉恢！秤指`觀閣下所為，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甚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群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
蘇舜欽書信能夠說明如下問題：第一，慶歷新政確實沒有產生多大政治效果，沒有帶來多少治理國家的實際效果；第二，這是朝野的普遍共識，不是政敵的惡意誹謗；第三，堅決支持范仲淹的官員們也逐漸失望。仁宗期待過于殷切，失望感也就更加強烈。這是仁宗對如何使用范仲淹改變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
政敵攻擊范仲淹，始終以“朋黨”為武器，這又觸動了專制帝王另一敏感神經。范仲淹等正直大臣林立于朝，仁宗諸事被掣肘，內心之不爽乃至恚恨在日益積累。范仲淹等被驅離朝廷之后，圍繞在仁宗身旁的多阿諛奉承之徒，專制帝王便感覺順暢爽快了許多。慶歷后期，宋朝已經與西夏最終簽署了和議，契丹不會入侵的態(tài)度也已經明了。國家沒有外患，必有內憂，這是專制社會的特征之一。沒有了外患，仁宗驕奢心就會膨脹，就不愿意勤政辛苦，就不喜歡范仲淹、杜衍等耿直大臣在耳邊啰嗦。以往對范仲淹等朋黨的疑忌，此時就會迅速發(fā)酵，演變成一種抑制不住的惡感。慶歷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仁宗借“進奏院案”打擊范仲淹，特地發(fā)布詔書云：
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于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圣，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長編》卷一百五十三）
這道詔書所嚴厲斥責的對象非常清晰。詔書嚴戒朋黨，指責臣僚“更相附離，以沽聲譽”，以薦賢之名受賄，嚴斥諸路按察轉運使“苛刻”，嚴戒文人“詆斥前圣，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仁宗針對范仲淹等的意圖太清晰了。對比幾個月前仁宗對范仲淹等的信任和依賴，令人心寒！俗話說：伴君如伴虎，這一場政治風波就是明證。帝王這樣一種迅速變臉的性格，是獨裁制度下培養(yǎng)出來的獨裁品格，只要處在獨裁制度之下，必然不可避免。
慶歷五年（1045）十一月，仁宗以“邊事安息、盜賊衰止”為理由，罷免范仲淹陜西四路安撫使之職，改知鄧州。自此，范仲淹徹底被排擠出政治中心，不再擔當任何重要職務。然而，仁宗始終對范仲淹是有好感的，有一份感情上的親近。所以，當“朋黨”之事稍稍平息，范仲淹要求到風景秀麗而聞名天下的杭州任職，即獲仁宗同意。同時，仁宗特意派遣內侍到杭州，賜鳳茶給范仲淹，以表示對老臣的眷顧。至皇祐三年（1051）正月，仁宗再度對63歲的范仲淹委以較大的行政職責，范仲淹以戶部侍郎官職徙知青州（今屬山東），兼青、淄、濰、登、萊、沂、密、徐州及淮陽軍等九州島軍安撫使。不過，范仲淹此時已年高多病，第二年便病逝，享年64歲?！堕L編》卷一百七十二載：“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蓋棺論定，仁宗給予范仲淹極高的評價，此為仁宗與范仲淹之交往劃上句號。
綜上所述，范仲淹一生之豐功偉績，既與其才能、品格相關，亦與其和仁宗的特殊關系相關。范仲淹波折起伏之仕途經歷，皆可窺見仁宗與范仲淹關系之演變。這可以作為一個典型個案，從一個側面研究專制社會政治之復雜生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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