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諫
文化背景
1．諫官制度
中國古代，皇帝的獨斷專行可以說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閱百官奏章疏報，直接決定國事，然后交付有司執(zhí)行辦理。其信息來自呈奏章的官員，但決策僅僅由皇帝本人進行。唐宋時期，實行三省制，由中書省負責起草政令，相當于皇帝的秘書班子；門下省掌出納帝命，擁有對中書省的草詔的審核權；尚書省負責具體貫徹政令。但皇帝獨斷的決策方式從未廢棄。明太祖朱元璋時，甚至廢除了丞相和中書省，自己親自批閱文武百官的奏章，進行決策。
兩千年間，皇帝直接批閱文武百官的奏章疏報，是朝廷決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報和朝議，是大臣發(fā)表政見的機會。為了保證信息的暢通，朝廷還設立了專門的諫官。唐初，政治比較開明，貞觀以后，諫官尤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諫官各有分工，散騎常侍掌管規(guī)諫諷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過失，諫議大夫負責諫論分析朝政的得失，補闕、拾遺之官負責朝儀供奉等事務的諷諫。如果遇到重大的軍政事務，就在朝日御前會議上提出；若只是一般政事，則可以隨時以書面形式上奏。
唐制規(guī)定，在宰相入宮內與皇帝研討政事之時，諫官亦可以同入參加討論；而當諫官與皇帝研討政事時，則可以無須先通知宰相，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諫諍系統(tǒng)行使監(jiān)督職能之路的暢通。唐時出現清明盛世，與諫官職權的提高有一定關系。以后，諫官制度又有所變化，不過，大臣對皇帝的規(guī)勸權實際上有所縮小。
諫官制度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有益補充，言路通暢對于國家政事的順利流轉有著重要的作用，古今的有識之士都從各個方面論證過納諫之益，歷史也證明了納諫可以減少君王一人專權可能產生的弊政，而拒諫飾非則可能帶來國家覆亡的危險。吳兢曾上疏玄宗極言“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納諫”，一方面說“自古上圣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另一方面說“不肖之主，自謂圣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于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于周，此其驗也”。為了增強說服力，吳兢還就近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后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fā)，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己，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池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剿絕，為天下笑”；另一個是唐太宗，“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當是時，有上書益于政者，皆粘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顯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
2．《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的著作，它以唐太宗君臣論政的言論為主，全面反映了中國古代以“君道”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宋以后歷代君王對此書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因此，它是了解中國古代政治的一把鑰匙。
該書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編輯是“隨事載錄，用備勸戒”，所以每篇都是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展開的，每卷大體上也有一個中心。它并不拘于描述具體歷史事件，而是通過列舉那些對后人有借鑒意義的君臣言行，顯示貞觀年間的政治面貌。分別討論了為君之道、任賢納諫以及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等道德準則和儉約、謙讓等社會風尚，在崇儒、重農、刑法、貢賦、征伐、安邊等古代社會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上，也都各有專門論及?？煞Q得上“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
全書以《君道》篇為首，《慎終》篇為止，這種編排方式是有很深的寓意的，體現了吳兢的政治思想。
吳兢認為君主是維系一個王朝的關鍵所在。因為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皇權是凌駕于一切權力之上的至高無上的特權，皇帝的英明或昏聵對全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經濟影響極大。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必然格外注重君主的個人素質。如唐太宗自己就很重視“君道”問題，他既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家，同時也是一個善于總結的政治理論家，唐太宗在辭世的前一年(貞觀二十二年)曾撰寫了《帝范》一書，賜給太子李治學習。此書后來與《貞觀政要》一道成為后世帝王的政治歷史教科書。由此可見，“君道”乃是唐太宗政治理論思想的核心，吳兢是深得其中三昧的?！敦懹^政要》的其他各篇基本上都是圍繞“君道”這一中心思想而發(fā)揮的，是“君道”在社會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的具體體現。
《慎終》篇為全書之末，體現了作者期望帝王能夠兢兢業(yè)業(yè)、善始善終的深意。自古“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歷史上的眾多君王往往功成而德衰，就連唐太宗這樣的英主也不能免。貞觀中期以后，李世民面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驕逸情緒逐漸滋長，在用人、納諫、司法等方面都表現出了“傲物”的傾向。為此，貞觀十三年魏征還上奏《十漸不克疏》對太宗提出了勸諫。
《貞觀政要》雖然是一部集封建統(tǒng)治者“治國安邦”術之大成的書，但書中反映出來的某些思想，如對人才的重視，對好的意見采取“從善如流”的態(tài)度，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某些措施，以及希望國家大治、民族繁榮興旺的政治理想，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并具有進步性和現實意義。
在《求諫》一章中，吳兢記錄了很多唐太宗論述求諫的言論，這些言論很有系統(tǒng)性，是唐太宗在借鑒歷史教訓基礎上得出的深刻認識。他一方面認識到帝王一人處政的不足，強調大臣進諫的必要性，要求大臣要行使規(guī)諫的責任，提出了“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理念。一方面又采取種種措施，鼓勵大臣進諫。比如大臣進諫的最大顧慮當然是冒犯“龍顏”，為了打消這種顧慮，他明確表示：“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
內容理解
第一段
這一節(jié)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唐太宗積極求諫的態(tài)度；二是唐太宗對求諫的認識。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君主專制的時代，皇帝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權威，有著無比的威嚴。臣子晉見，“瞻仰天顏”，總是懷著敬畏的心情，有一些難免就會“失其舉措”。這在別的皇帝那里，可能就會治個“大不敬”的罪名，但唐太宗體諒臣子的這種行為，知道尋常晉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是“抗言直諫”了，因此為了“聞諫諍”，“知政教得失”，放下架子，“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這對于“萬人之上”的皇帝來說，是難能可貴的，體現了唐太宗虛心求諫的態(tài)度。
接下來，唐太宗的一席話道出了他對于諫諍的看法。他先是用比喻類比的方式，指出就像必須照鏡子才能看到自己的面容一樣，皇帝要知道自己的過失，也必須依靠忠正之臣的諫諍。接著，唐太宗做了一個假設：“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假如皇帝自以為是，臣子又不加匡救，想要國家不危敗，又怎么可能呢？換句話說，就是要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皇帝和臣子互相配合才成，不僅皇帝自身要謙虛謹慎，不能剛愎自用，臣子也要及時諫諍，積極匡救皇帝的過失，否則就會國家“危敗”。而“君失其國”，直接的后果就是“臣亦不能獨全其家”，皇帝和臣子的關系實在是唇齒相依呀。這里唐太宗實際上從論述“君道”轉向了對“臣道”的論述。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唐太宗從隋朝滅亡的史實中尋找到了證據：“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他指出隋朝的滅亡雖然是隋煬帝的暴虐所致，但是臣子不能極言規(guī)諫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他希望公卿們借鑒“前事”，“每看事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guī)諫”。
唐太宗在這段論述中道出了自己對于理想的政體運作模式的設想──君主開懷納諫和臣子忠直敢言的相互配合，這對于君臣關系的論述是有一定說服力。但是，在皇帝占主導地位的古代政治格局中，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并不是對等的，這種政體運作模式能否順暢進行，主要取決于皇帝一方。隋朝的滅亡雖然有“臣下鉗口”的原因，但這種局面的造成從根子上講是因為隋煬帝的“暴虐”。
第二段
這一節(jié)君臣的議論還是圍繞君臣的關系展開的。唐太宗發(fā)揮了他君臣互相配合的觀點，把君臣比之為魚和水的關系。在他看來，君臣都有正邪兩類，正主和邪臣的組合、正臣和邪主的組合，都不能使國家太平。這是從反面做的論證，意在說明只有正主和正臣組合，“君臣相遇，有同魚水”，才能“海內可安”。魚兒有水才能活，離開了水，就成了枯魚，這個“魚水”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唐太宗這個君主對于臣子重要性的認識。由此，他對侍臣們做了一番勉勵：“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這個“不明”“幸”有點謙虛的意思，但卻不完全是客套話，里面也包含著他發(fā)自內心的對臣子的感謝以及對“直言鯁議”的渴求。
皇帝放下架子，向大臣表示了感謝，大臣也不甘落后，于是諫議大夫王珪起身而對。這一席話是承接唐太宗的話而來的，有點表明臣子忠心和決心、不辜負皇帝“厚愛”的意思。他首先用比喻類比論證的方式開始議論，他用木頭經過墨線標定就能鋸直，比喻國君采納規(guī)諫就會圣明。這里有點勸諫皇帝廣開圣聽的意思，但接下來他用古圣先王的事例來闡發(fā)自己的觀點，則悄悄轉換了話題，從君道轉到了臣道，過渡點在“古者圣主必有爭臣七人”。古人發(fā)表政治見解，常常“言必稱堯舜”，因為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都是古代具有大德的先王，是后世帝王學習的榜樣和畢生奮斗的目標。但王珪發(fā)言的重點不在圣主，而在“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的忠直精神。言外之意，要以此作為學習的楷模，更何況現在唐太宗廣開圣聽、不恥下問、無所避諱，所以他們更愿意“罄其狂瞽”，盡其所能。這番議論既頌揚了唐太宗，又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為唐太宗所稱贊，由此產生了一個積極的后果：下令從此讓諫官“預聞政事”，凡有所陳奏，一定“虛己納之”。這是一項高明的舉措，從制度上保證了諫諍官員行使監(jiān)督權之路的暢通，唐時出現清明盛世，與諫官職權的提高應該說是有一定關系的。
第三段
這一節(jié)唐太宗的話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臣子規(guī)諫的必要性；二是納諫的廣泛意義。
唐太宗先列舉了帝王“任情喜怒”的現象：“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指出這樣做的結果就會導致“天下喪亂”。為避免這種情況，唐太宗認為大臣們應該“盡情極諫”。應該說唐太宗這個皇帝做得還是很謹慎的，他對于歷代王朝覆亡的教訓有著深刻的認識，夙興夜寐，都在思量如何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轍。雖然他沒有，也不可能看到中國歷朝周期性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專制制度本身，但還是認識到帝王一人專制，可能會隨個人喜怒處理國家大事的弊端，因此試圖通過臣子勸諫進行補充。這在他的立場上，在當時社會，都應該說是很高明的思考。
不僅如此，唐太宗還把納諫的意義擴展到大臣身上，指出不僅我做皇帝的要接受勸諫，你們做大臣的也要虛心接受別人的“諫語”，不能因為“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接著又用一個反問做了進一步強調：“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這就使得求諫、納諫的意義擴充了，泛化為聽取意見和建議的意思，這對于今天我們每個人的為人處事無疑都有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