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遺址最近申遺成功，成為了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尤其是良渚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以及良渚文化自身到底發(fā)達到什么一個什么樣的高度的問題，各種爭論不休。與圍繞在夏朝身上的謎團和爭論不一樣，夏朝涉及歷史學、考古學，以及歷史和考古學對應的問題。而涉及良渚文化的一些問題多數與考古學有關，并不需要太多歷史學介入，如：良渚文化究竟有怎樣一個發(fā)展高度？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的關系及定位問題；良渚文化的去向問題等等，都得從考古學角度來解答。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因為是良渚文化滅亡時，夏朝還未建立，而在傳世的史學文獻中，又幾乎沒有對4000-5000多年前南方太湖流域的相關記載。所以，要想弄清楚良渚相關的若干問題，多數要從考古學入手，少量涉及歷史文獻學；今天我們就立足考古學本位，通俗地談一下有關良渚文化涉及的相關問題。
良渚VS中原
關于良渚，首先要弄清楚遺址與文化的區(qū)別。從考古學上講，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良渚遺址是位于長江下游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以莫角山為中心的遺址面積約為30萬平方米，外圍有宏偉的水壩系統(tǒng)所圍繞，城內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出土物中以玉琮、玉璧為代表的玉禮器最具特色。簡單的說，良渚遺址是一個遠古時期城市的遺址，可稱之為良渚古城遺址。
除了良渚遺址外，在廣大的太湖流域，還發(fā)現了上百座與良渚遺址存在時間、文化面貌一致同類型遺址，而包括良渚遺址在內的這上百座遺址所反映出來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就叫做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主要在環(huán)太湖和錢塘江流域。這個范圍比良渚古城要大得多。
左圖：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右圖：良渚遺址核心區(qū)
這樣看來，良渚文化我們可以理解為良渚古國的『疆域』，文化輻射到的地方，皆為王土。而良渚遺址則可視為良渚古國的都城，是良渚文化的核心。
根據考古學遺址分期和C14測年，良渚文化存在了約為距今5300-4300年這一千年的時間，此時的中國正處于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與早期相比，經過幾千年新石器時代的發(fā)展，中國各地的考古學面貌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彼時，良渚之外的華夏大地是一副遍地開花的狀態(tài)，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北方的西遼河流域，都分布著成熟的新石器聚落和文化圈，蘇秉琦先生正是根據這種現象，提出來了著名的“滿天星斗”的概念。
同時期的良渚并不孤獨：滿天星斗的新石器中、晚期
中原區(qū)：中原正是仰韶文化廟底溝時期，在經歷了彩陶向四方的大規(guī)模傳播之后，大型建筑遺址和大型墓葬的出現，表明此時的中原地區(qū)的社會結構正在經歷著一場重大的變革；
海岱區(qū)：山東半島周圍則的大汶口文化，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已經有了具體的分工，用作記事的刻畫符號已經廣泛出現，產生文明因素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兩湖區(qū)：長江中游是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它有著和良渚一樣高超的制玉技術，考古發(fā)現此時的石家河文化不僅有大的城址出現，伴隨著社會財富的急劇增加，明顯的階級分化也出現了；
燕遼區(qū)：西遼河地區(qū)則是紅山-小河沿文化的根據地，紅山也有著發(fā)達的制玉技術，與良渚玉多璧、琮、鉞不同的是，紅山玉多是被認為可以'溝通天地'的玉龍、玉蟬、玉鳥等器物（李伯謙觀點，《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另外紅山區(qū)還發(fā)現了眾多廟、壇、冢等遺跡，表明紅山文化已經向更高層次演變了。
不同的發(fā)展模式帶來的不同文化面貌
可以說與良渚文化同一時期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進入了文明要素蘊育的關鍵時期，良渚文化及其所在的長江流域，其文化發(fā)展高度比同時期的中原區(qū)要發(fā)達，這也是考古學者口中所稱道的『東方先亮』（許宏觀點），按照正常的發(fā)展軌跡，這些區(qū)域在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夏王朝時期，也應該出現自己的文明和王國，但在距今大約4300左右，受環(huán)境等相關因素影響，除了中原區(qū)外，包括良渚文化在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紛紛衰落甚至消亡，之后中原夏文化的崛起并向南擴張，打亂了長江中游一帶正常的發(fā)展秩序，使該地區(qū)最終失去了獨立進入文明的機會，這是良渚文化未能從滿天星斗時代突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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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未能從滿天星斗的新石器時代突圍，有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如洪水的泛濫，但歸根結底是自身文化屬性的內在因素在起作用?？脊艑W者通過對良渚、紅山、仰韶文化眾多遺址和墓葬隨葬玉器分析認為，無論是北方的紅山、南方的良渚，還是中原地區(qū)的仰韶文化，發(fā)展到距今4000-5000年的這個階段，都已經進入了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階段』，但他們的社會組織形式卻各不相同：
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
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
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 。
——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
由此可見，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帶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也自然導致不同的結局。以祭壇、大型城址和精美玉器為標志的良渚文化，繼良渚之后的廣富林文化、馬橋文化等，并沒有發(fā)展出比良渚文化更高層級的文明，反倒是自行萎縮或者被別的文化取代、融合或同化了。也就是說，文明的特征已經出現的良渚文化，已經一腳站在文明的門檻上了，可惜是由于種種原因，經過之后的發(fā)展，良渚并未進入文明社會。
同樣站在文明門檻上的良渚和仰韶文化
中原文化則不同，在經歷了『東方先亮』的沉寂期之后，經過龍山時代的充分發(fā)展，腳步沒有停止或迂回，在距今大約3700年前后進入了文明時代——二里頭文化時期。這是一個以青銅文化為特征的廣域王權社會，與后世的商朝、周朝的社會組織形式別無二致。不可否認中原龍山文化以及后世的二里頭文化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對周邊文化，如良渚、紅山、山東龍山文化等等所創(chuàng)造的某些先進文化因素的吸收，但總體來看 , 只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的發(fā)展，更多的是對仰韶文化的直接繼承和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