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者，有兩類：一為舊說相沿已久，視為定論而吾等卻感到不無可疑之點，應(yīng)重新再究；二是對于向來難解未定之問題，今世多有新解，而新解則諸說不一，莫衷一是。茲摘小例，試列一欄。
詩曰：
眾說紛紜抉擇難，不知張妥李為安?
而今試作公平斷，依舊群言之一端。
不求甚解說陶公，疑義相尋又自攻。
為學(xué)自應(yīng)兼解惑，沿訛襲偽沒稱雄。
"龜大何首烏”
頭胎紫河車(胎盤)，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六足龜，大何首烏……
這就順順當當，毫無疑難之處了。
因此，再考過去坊間流行本，也得到了一種曲折的“參證”，即：藤花榭本、王希廉(護花主人)本、金玉緣本皆作“四足龜”。
“四足龜”本身亦令人發(fā)笑，龜有四足，又有何珍何貴?然而，這個“四”卻畢竟透露了“消息”：那本應(yīng)是個數(shù)目字。而一經(jīng)查到“六足龜”，便茅塞頓開，恍然爽然了。
“六”誤作“不”，是底本行、草書法之訛。至于“四”與“六”，也很微妙，因為從篆書上看，它們的區(qū)別只在一個“點”，“四”上無點，六則有之。如六字失點，即成四字。
現(xiàn)在，這難題應(yīng)該依從“六足龜”而斷句，不必再沿舊抄之訛了。
記得醫(yī)家說，《山海經(jīng)》記載“三足龜”，服之可終身無大疾，又可消腫，是一種珍藥。那么可以推知，“六足龜”必亦另有奇效，故此列入那個特別費錢的藥方了。
可供參證的還有六足鱉。這種奇物，幾部古書皆有記載，說是其形如肺，而有四目六足；而且口中吐珠，故名為珠鱉。六足龜只見于《大明會典》，而六足鱉則《山海經(jīng)》、《呂氏春秋》、《大明一統(tǒng)志》均有記載，說法一致，稱產(chǎn)于澧水。
看來，配藥的奇物中，應(yīng)為“六足”的龜鱉是沒有疑問了。
其實，六足龜?shù)挠涊d，在清代史籍中敘及域外進貢奇物時，也多次載明有暹羅進獻六足龜?shù)氖聦崱?jù)今生物學(xué)家云，此種龜是在尾部及左右后肢根部之間，長有幾枚小趾狀的發(fā)達鱗片，故得“六足”之名。由此可證，雪芹所作雖名曰小說，而種種事物，皆非編造虛擬，各有實證可查。
我認為，像這樣的例子，性質(zhì)較特殊，不宜再拘“版本無據(jù)”而不予變通，應(yīng)當改作“六足龜”，加上按語說明原文抄寫致訛，就不為魯莽了。
詩曰：
雖云芹筆有新文，龜大首烏竟何云?
原是珍奇龜六足，啟顏一快解疑紛。
為了林黛玉的眉和眼如今的“紅迷”們，大約誰也夢想不到我為了林姑娘的眉與眼所受的那番辛苦和戲弄欺侮。
事從拙著《石頭記鑒真》說起。寫這本書時，不擬一開頭就讓讀者感到太專門太復(fù)雜，以致“望而卻步”，就只用一個例子告訴大家：《石頭記》十來個抄本的異文之多，之“麻煩”，是一般人斷乎難以想像的，僅僅是“描寫”林黛玉的眉、眼的這兩句話，就有七種不同的“文本”!
如今再以此例為緒引，重說一下以前不及敘及的“故事”。
這就是，被人譽為“最佳本”的“庚辰本”，那文字是“兩灣半蹙鵝眉，一對多情杏眼”。這可太俗氣了!曹雪芹怎么會出此敗筆?一直納悶不解。再看“甲戌本”，卻作“兩灣似蹙非蹙煙眉，一雙似□非□□□□”，有空格待補定。可見才大如雪芹，竟也為了黛玉的眉眼而大費心思。
既然還有闕文，又沒有哪個人膽敢妄擬，這怎么辦?1980年夏到美國出席首創(chuàng)的國際“紅學(xué)”大會時，遇到版本專家潘重規(guī)先生，當時只有他曾到蘇聯(lián)去目驗一部久藏于列寧格勒(今已改名圣彼得堡)的古抄本，發(fā)表了詳細的訪書記，揭出了許多此本與他本不同的獨特價值。我就盤算：也許此本中會能找到解決夙疑的好文字。
1984年隆冬，因受國家古籍整理小組負責人李一氓(大藏書家)的重托，親赴列寧格勒去驗看此本的價值，以便決斷是否與蘇聯(lián)洽商合作影印出版。
原來，曹雪芹雖然大才，卻因傳寫黛玉林姑娘的眉、目而大感為難，甚至有“智短才窮”之困，至以“甲戌本”上此兩句(首句敘寫黛玉容貌時)竟未定稿，留著顯眼的大空格子——而其他抄本之不缺字空格的，卻是后筆妄補之文，非芹原句也。(如珍貴的“庚辰本”也竟補成了“兩彎柳眉，一雙杏眼”!其俗至于此極，雪芹若見，當為怒發(fā)沖冠，或至憤極而哭!)
話要簡潔：當我打開首冊的第三回，先就尋找這兩句話的相應(yīng)文字。一看時，竟是——你萬萬想不到，那真使我又驚又喜，連一直站在椅子后面的蘇聯(lián)“紅學(xué)家”孟勃夫先生也忘記了與他招呼道謝了!那兩句是：
兩灣似蹙非蹙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
我驚喜交加——不敢形于“色”，心里則一塊石頭落了地!我當時的內(nèi)心十分激動：多年來尋找的真文這才如同“鐵證”般出現(xiàn)了。(此前，諸本有作“籠煙眉”“含情目”者，皆為妄改。“煙”喻柳，見于雪芹好友敦敏的《東皋集》，俗人不解，反以為誤。至于“含露”，喻其目內(nèi)常似“淚光”濕潤，有文互證。而改成“含情”，尤為俗不可耐。)我心里說，既見二句，以下不必多檢了，其“定品”“定位”，已不待煩言細列了。
我一看，這才是在“甲戌本”尚未寫定之后的惟一的一個補定真本。此本價值無與倫比!
我當時的心情的實況是：太興奮了!以致往下再看別處的異文，簡直“看不見”了——就是覺得：有此一例足矣，往下不必再細究了。
在此說一下，“煙”一詞，很多人不懂，其實恰恰就在雪芹好友敦敏的《東皋集》里的詠柳詩，就也用上了此一詞語。
到此，林姑娘的眉什么樣，眼又什么樣，完全“定格”了。
為此兩句，遠涉萬里，冰天雪地，也就不枉辛苦，不虛此行了。
現(xiàn)存于俄國的這個抄本，還有與“甲戌本”關(guān)系密切的良證，如第八回的回目，此本作“薛寶釵小宴梨香院，賈寶玉逞醉絳云(蕓)軒”，這與“甲戌本”只差了兩個字，即“小宴”，“甲戌本”作“小恙”；“逞醉”，“甲戌本”作“大醉”。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抄本中與“甲戌本”最接近的例子，可謂珍貴之至，因為這表明“甲戌本”并不“孤立”；而且拙見以為“小宴”、“逞醉”都比“小恙”、“大醉”為佳。這是流傳有自的力證，世間極罕。
還有妙例。如“甲戌本”第二十六回回目是“蜂腰橋設(shè)言傳蜜意”，而此本則作“蘅蕪院設(shè)言傳密語”。“蜜意”“蜜語”且不遑論，只看“蜂腰橋”卻作“蘅蕪院”，這就為“畫大觀園圖”的難題提供了解答：原來，蜂腰橋、滴翠亭就在寶釵住處院門外，位置在“花溆”以北(偏西)，這與黛玉的瀟湘館坐落東南，是兩個“對角”——葬花冢即在東南方。那一日，一個葬花，一個撲蝶，相距甚遠。
再如，這部存于俄國的抄本缺失了第五、六兩回(原抄皆應(yīng)是兩回一冊)，這一點亦是它與“甲戌本”關(guān)系密切的一個良證，正好證明了我推斷最早的《石頭記》是兩回裝為一冊的。故每失一冊，即缺兩回。“甲戌本”是由此而殘缺，缺回之數(shù)總是“2”的倍數(shù)。今此本恰恰也是“一缺兩回”——這是其他抄本沒有的現(xiàn)象，也是它年代在早的佐證?？上Т藘苫刎?，假如萬一有復(fù)現(xiàn)之日，我估量第五回的判詞、曲文，必有與“甲戌本”相互印證之處。又如“甲戌本”第六回“姥”字與“”字雜出，說明早期稿本寫作“”，尚無定字——“姥”是個借字，本音是“姆”，俗用方借為“老”音也。
這次訪書，李一氓老情意甚重，我以年大體衰，怕受不住異域嚴寒及遠行勞頓推辭，不過他老說無人可代，必望一行，也是“紅學(xué)”上一件大事。我感他一片為學(xué)的崇尚心意，才打起精神，奮勇以赴——那夜四點起床，歷時十幾個小時不得眠息，到過之后，我國駐蘇大使立即召見會談——同行者尚有二人。
一氓老后來為此賦詩，十分高興。
但有人卻自封自己是此事的首功人，李老之要我去，是他“推薦”的云云。這事可就太怪了。既不是本單位之人，又當時身在外地，后擠身“介入”，怎能叫人不知曉?
小事一段，何必爭“功”，還是找到黛玉的真眉、眼，方是要緊的大事。
附：
一氓老人后來為訪得“蘇本”《石頭記》，高興并認真地作七律一首，真為特例。我也先后敬和了兩首。今一并附錄于此，以存一段“紅學(xué)”掌故。
題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
《石頭記》清嘉道間抄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約已百五十年不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馮其庸、李侃三同志親往目驗認為極有價值。頃其全書影本，由我駐莫大使館托張致祥同志攜回，喜而賦此。是當即謀付之影印，以餉世之治“紅學(xué)”者。
淚墨淋漓假亦真，紅樓夢覺過來人。
瓦燈殘醉傳雙玉，鼓擔新抄叫九城。
價重一時傾域外，冰封萬里返京門。
老夫無意評脂硯，先告西山黃葉村。
奉和一氓同志
氓老因蘇聯(lián)藏本《石頭記》舊抄全帙影印有期，喜而得句，敬和二章，亦用真元二部合韻之體。
烘假誰知是托真，世間多少隔靴人。
硯深研血情何痛，目遠飛鴻筆至神。
萬里煙霞憐進影唐太宗序玄奘法師云：“萬里山川，攏煙霞而進影。”，一航冰雪動精魂。
塵埃掃蕩功無量，喜和瑤章語愧村。
貂狗珠魚總奪真，乾坤流恨吊才人。
古抄歷劫多歸燹，孤本漂蓬未化塵。
白璧青蠅分楮葉，春云凍浦慰柴門敦敏訪芹詩：“野浦凍云深，柴扉晚煙薄。”。
相期書影功成日，攜酒同尋紅夢村。
情尼檻外惜風塵
雪芹寫空空道人因抄了石頭一記，反而自改其名曰“情僧”，總是自創(chuàng)奇詞，出人意想。我卻因“情僧”一名，想起妙玉，應(yīng)該名之曰“情尼”。
“情尼”符合雪芹本旨，因為她位居“情榜”，其“考語”恐怕就是“情潔”二字——所謂“過潔世同嫌”，高峻難比。
她自署“檻外人”，寶玉不懂，多虧邢岫煙為之解惑。所以寶玉乞紅梅，方有“不求大士瓶中露，惟乞霜娥檻外梅”之句。霜，喻其潔也。
從表面現(xiàn)象看上去，她是“冷透”了，而實在的乃是一顆很熱的心。
她的精神世界什么樣?悲涼?冷僻?枯寂?消極?絕望?……都不是。只要聽聽她中秋夜為黛、湘聯(lián)句作補尾，就明白了。
她寫的是：歷盡崎嶇的路程，遭到鬼神虎狼的恐怖險阻，竟然看見了樓閣上的曙熹曉色!而且，“鐘鳴”“雞唱”，暗盡明來了!
何等令人滿懷希望，一片新生。所謂“云空未必空”。這兒充滿了生機，流溢著生命之光，美好之力。
她的哲思是：“有興悲何繼，無愁意豈煩?芳情只自遣，雅趣與誰論(ｌún)?”雖似代黛、湘而設(shè)言，然亦發(fā)自家之積悃。
她有無限的芳情，不盡的雅趣。
寶玉尊之如女圣人，不偶然也。
然而，“可憐金玉質(zhì)，終陷淖泥中”，“好一似、無瑕美玉遭泥陷”。其不幸的命運，殆不忍多言。
幸好，她能“風塵”，雖違心愿，終究不屈不阿。在此，要正解“風塵”“”，不要上了妄人胡言亂語的大當。
什么是“風塵”?常言道是“風塵仆仆”，乃是離鄉(xiāng)背井、漂泊征途的意思，指的是風雨塵沙的辛苦。引申之義，凡人在不得意、不得志，身在困境、逆境中，都可說是在風塵中(未獲應(yīng)得的環(huán)境地位)。所以賈雨村“風塵懷閨秀”，是說他貧居破廟，尚未“發(fā)跡”。古代“風塵三俠”的佳話，李靖、虬髯公、紅拂女，三人在“風塵”中結(jié)為義俠之盟。李白詠書圣王右軍，也說“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例多難以盡舉?？梢娺@一詞義，并非貶語，而是嘆惜同情的表示。
至于“”讀音是ｋàｎｇｚǎｎｇ，是堅貞不屈、正直抗爭的意思，更是一個很高的評價。無奈有人竟把它當成了今天簡化字的“骯臟”，變成了穢污不堪的形容語。于是，他們硬說妙玉結(jié)局是當妓女!
這已經(jīng)不再是“語文訓(xùn)詁學(xué)”的事了，是頭腦精神境界的問題——高鶚偽續(xù)為了糟蹋妙玉，說什么“走火入魔”，被賤人“強奸”了!已然令人作嘔，令人憤怒。誰知“后來居上”，說她當妓女，又“勝”高鶚一等!世上怪事處處有，無如“紅學(xué)專家”怪事多。真是無話可說——說起來都打心里作惡，難以忍受。
其實，“風塵”四字連文，也見于李白詩；雪芹令祖楝亭詩里也用過。雪芹用之于妙師，是說沒有屈服于惡勢力和壞人。雖陷污泥，質(zhì)仍美玉，純凈無瑕。那些王孫公子發(fā)生妄想，也只是徒勞心計。
妙玉乃全書中最奇的女子，是雪芹的奇筆寫照。后來《老殘游記》寫奇尼逸云，即有意學(xué)芹而有所發(fā)展。
《紅樓夢》中的“葳蕤”怎么講?
本人主編、晁繼周副主編的《紅樓夢詞典》一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對此一詞早有注解，全文云：
葳蕤(ｗｅīｒｕī)①形容人委靡不振，提不起精神來的樣子?！妒酚?#183;司馬相如傳》“紛紛葳蕤”。索隱云：“胡廣曰：‘葳蕤，委頓也。’”［例一］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么葳蕤，越發(fā)心里煩膩。”［例二］方才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比較：例一“葳蕤”舊行本作“委瑣”；例二“葳葳蕤蕤”舊行本作“委委瑣瑣”。②花草繁茂的樣子。［例］籍葳蕤而成壇畸兮，擎蓮焰以燭蘭膏耶?
可見“葳蕤”本義即有“委頓”一義，而雪芹博通漢賦(有它例可證，今不多及)，并非錯用，也不是以音同音近而錯用(不知本字而姑且記音的辦法)。
我們的詞典也已指出：早年劣本子不懂雪芹的文筆詞義，將此詞妄改為“委瑣”，自以為比雪芹更高明了。類似這種妄改的例子還很多，所以《紅樓夢》的版本是不能不考求的，現(xiàn)在還有人以為研究版本是多余的事，甚至認為這很討厭，就是不大了解《紅樓夢》版本的復(fù)雜情況：清代一些自作聰明的文士往往提筆亂改曹雪芹的原文真筆。
說“紅”
雪芹作書，思緒多從祖父詩中有所觸發(fā)。如《巫峽石歌》“媧皇采煉古所遺，廉角磨礱用不得”，石化通靈之源也。如詠櫻桃“瑛盤托出絳宮珠”，此為“神瑛”與“絳珠”二名之所由也(似出《酉陽雜俎》)。
這種例子，稍有慧心者一見可知。
還有較難曉悟的，如詠芭蕉有句云“千花一笑總成空”，這則是雪芹的“千紅一哭(窟)”之真源頭。
他以“紅”代“花”，還是運換；而以“哭”代“笑”，則有意點破詩人語而心悲也。
楝亭詩中有《詠紅書事》一題，句意微茫，古今罕見。這與雪芹的“悼紅”當然也有家風祖訓(xùn)的關(guān)系。
“千紅一哭”，定下了《石頭記》全書的總綱大旨。
雪芹之于“紅”，或明用，或暗喻。如“芳”即是暗喻：芳——花——紅，三者不分也。或小加變換，用“絳”用“茜”，用“朱”用“緋”，皆有其例。
然而尚有兩種幻用難于一見即悟：如凡用“霞”字，皆暗指“紅”也。“藕香榭”，也隱著一個“紅”字——蓋出自女詞人李易安“紅藕香殘玉簟秋”之句意。在此例中，“香”又諧“湘”(北音不分)。“玉”則不言自明。
“絳洞花王”，是寶玉(雪芹之幻影幻名)幼時創(chuàng)撰的“別署”，意味深長。“絳洞”何義?大約接近“紅香小天地(境界)”的意思。
“花王”后來俗本訛為“花主”，不可為據(jù)。魯迅先生為人作序，因原劇本作者用的是“花主”，名從主人，那當另論。
按“絳洞花王”四字，漢字音律是“仄仄平平”；作“主”字則成為“仄仄平仄”，精于文字者絕不如此選聲定字。
宋徽宗題趙昌名繪，有絕句云：“借我圭田三百畝，真須買取作花王。”蓋“花王”者，己身亦一花之喻也，而“花主”則意味大殊，不可不辨而以為混同。蓋“王”只是孩童氣概，若“主”則有“役奴”之俗氣在內(nèi)，恐雪芹不會喜歡此等語意。
然后，“文化”層次提高了一段的歲月中，他又另撰出一個“絳蕓”之軒。
寶玉題此軒名時，是晴雯研墨、張貼，而黛玉第一個賞贊，說字寫得這么好了，明兒也給我們寫一個。
但寶玉終不曾為她題一個繡閨雅名——“瀟湘館”并非居室軒齋之名，那更不能由寶玉書寫也。
“絳蕓軒”又是何義?絳者紅也，蕓諧“云”也。蕓以香氣著稱，隱一“香”字。
“絳蕓”之內(nèi)，又隱著小紅與賈蕓的事情。
詠紅梅的“離塵香割紫云來”，又以“紫”代紅——而且句內(nèi)即連出“香”“云”(湘云)名字，巧不可階。然后是“怡紅”，“悼紅”，“懷金悼玉”，“沁芳”，“餞花”，“葬花”……
雪芹用“茜”字之例，始見于第八回寶玉侍兒有一個茜雪。茜雪因?qū)氂褡碇袣鈵勒`責于她，遂含冤被逐，但她在后半部書中卻還有重要情節(jié)。茜雪一詞，也讓人想起“入世冷挑紅雪去”，是寶玉詠紅梅之句。這期間隱有要義。梅諧“媒”音。
第二例用“茜”即“茜紗窗”。也是十分重要的隱詞妙語。茜紗何物?就是史太君命鳳姐開庫找紗的“霞影紗”。凡“霞”字，又皆喻湘云——她的“詩號”就叫“枕霞舊友”。后來紅梅花詩的“流水空山有落霞”，亦同此旨。霞影色紅，故稱茜紗。
《石頭記》中明用此稱的，如回目有《茜紗窗真情揆癡理》，還有大觀園《四時即事詩》的“絳蕓軒里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這就確定了茜紗專屬于寶玉——盡管命找霞影紗原是為給林黛玉換綠紗(嫌與叢竹犯一色)。
更要緊的還有抄本《石頭記》中的一首七律詩有一聯(lián)云：“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這兩句，已然明白無諱地宣示于世人：著書之人真情無限，批書之人抱恨無窮，二者為“對”——請注意：詩是題《石頭記》的本旨的，與一般后人詠“紅樓人物”的“茜紗公子”絕對性質(zhì)不同。證明所謂寶玉者，即是著者本人。
順代說明：這一聯(lián)(見于“庚辰本”)與另首詩的一聯(lián)(見于“甲戌本”)云“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恰好互為對映：“紅袖”即脂硯批書人，乃一女子；“情癡”即書中寶玉，實為雪芹化身。
茜紗，霞影也——湘云之倩影紅妝也。絳蕓，紅香也——紅香指湘云，“紅香圃”“紅香枕”“紅香散亂”，皆再三透露這一“象征”之要旨。
紅聚則怡，紅逝則悼。怡紅院本名“怡紅快綠”，而后來竟不提綠義，只說怡紅。怡紅之院原有茜雪與紅玉二丫鬟，然又一逐一去。此似為雪芹終身抱恨之寫照。再后，芳官來了，成為院中一名新“紅”，地位、作用，俱不等閑，可是她也被水月庵的老尼騙了去。
看來，“千紅一窟(哭)”是雪芹經(jīng)歷了很多抱恨的奇情而后得出的“命”題與“命”論。
到他后半生，這才又與一位真“紅妝”重會——即脂硯批書女才人。“脂”，仍是“紅”的化名或代詞。
長安·種玉及其它
長安是哪里?是古都城，即今名西安者是也。這連高小學(xué)生都知道，提它作甚?只因有人認為，曹雪芹在他書中用了“長安”二字，所以《紅樓夢》所寫都是西安的事。這個論證有力量嗎?明代的書，有《長安可游記》《長安客話》，內(nèi)容卻都是以北京為主題，這又怎么講呢?
清初有一部享名的小說《平山冷燕》，號稱“第七才子書”，專門表揚才女，據(jù)說順治年間還譯成了滿文，可見其地位了，這就無怪乎雪芹也必然有意無意地接受了它的影響。我這話有何為證?請打開那書，立時有一首七言開卷詩入眼，其中有句，解說“才”的產(chǎn)生，道是：“靈通天地方遺種，秀奪山川始結(jié)胎。”又說是：“人生不識其中味，錦繡衣冠土與灰。”僅僅這么四句詩，也就顯示出它們與雪芹的文思之間的微妙的關(guān)系了。
詩后，正文的一開頭，就是敘寫“先朝”之盛。其文云：“是時，建都幽燕，雄踞九邊，控臨天下。……長安城中，九門百逵，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你看，建在幽燕的京都，卻叫做“長安城中”。即此可見，雪芹書中也用“長安”一詞，又有何奇怪?有何奧秘?那實在不過是當時人人都懂的“大白話”，用不著后世的“紅學(xué)家”們來說長道短、猜東指西的。
由此可知，“紅樓長安”，本來就是燕山北京。
又有人駁辯說道：第三十七回海棠詩社，史湘云最后才到，獨作二篇。其一篇開頭就寫道：“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藍田產(chǎn)玉，其地正在長安之西，豈不可證那“都門”應(yīng)指西安?
我說：非也。“種玉”的典，不出在秦地藍田，正出在燕山京東，一點兒也沒有差失錯訛!
原來，種玉這段古老的故事，就是使得京東的玉田縣得名為“玉田”的來歷，那兒真有一頃左右的田地，在其中種出過潔白鮮潤的美玉來!而藍田之玉，卻不是“種”出來的——并且也與神仙無涉。
有好多種古書記載了這段種玉的美麗的神話故事，說是周景王的孫子，因居住陽樊驛(屬玉田地界)，易姓曰陽，名叫陽翁伯。翁伯為人最孝，親亡后廬墓，在高山上，無水，日夜悲號，感動得泉水自出，他卻將水引往路旁，以濟行人之渴。又給過路人補鞋，不取報酬。人們都感激這位樂于助人的善者。他也沒有蔬菜吃。一天，有一過路書生就他的引泉來飲馬，問他“怎么不種菜?”他說沒有菜籽。那書生就給了他一把菜籽。他這時已從八十里高的山上遷居到山下路旁，就把菜籽種在一塊地里。奇怪!這菜地竟然生長出很多美玉來，其長二尺!這時徐氏有女，有求婚者就要索白璧二雙。翁伯以五雙璧娶了徐氏之女。他的子孫將這塊一頃左右的地，在四角上立了巨大的石柱，以為標志，還有碑文記事。由此，這塊產(chǎn)玉之地被人們稱為“玉田”——而縣名也是唐萬歲通天元年改稱得名的。(這段故事，南北朝名家干寶、酈道元、葛洪等都有記載，大同小異，有詳有略，可知并非某一人的虛構(gòu)。我是綜合撮敘的。)
所以，“種玉”成了一個有名的典故。它的來歷是京東玉田縣，而不是長安藍田的事。
說到這里，就可以和“胭脂米”聯(lián)上了?！都t樓夢》里寫的這種紅色香稻米，也正是玉田的特產(chǎn)。
我在1953年舊版《紅樓夢新證》里早就引用了胭脂米的史料，加以論證了。后來被評家斥為“繁瑣考證”，嚇得我在增訂本中都刪掉了。其實那都是以史實來論證芹書的時代背景和真實素材，本無“錯誤”可言。近年上海的“紅”友頗曾議論，那刪掉的考證諸條都很可惜，而陳詔同志也曾明白表示：他的《紅樓夢小考》就是受拙著那一部分的啟示而用力撰著的，結(jié)果成績可觀，受到好評——這大約就是“有幸有不幸”、“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了吧?
那么，除了種玉和胭脂米，還有第三條嗎?
答曰：有。
雪芹筆下，賈璉兩次外出，一次赴“平安州”，一次到“興邑”，前者較遠，后者較近——這都是哪里?各注本似乎沒有明文解答。
如今我將答案指出吧：平安州是遵化州的代詞，興邑就是玉田的代稱了。
《名勝志》云：“平安城，在(遵化)縣西南五十里，周圍五里。相傳唐太宗征遼遘疾，經(jīng)此旋愈。故名。”而《方輿紀要》云：“興州左屯衛(wèi)，在玉田縣東南一百四十里，舊在開平衛(wèi)境，永樂初移建于此。”
由此可知，所謂“興邑”，也就是玉田、豐潤一帶的代名(豐潤本是玉田縣的永濟務(wù)，金代才分出來的，故本是一地)。
你看，“榮國府”的璉二爺，有“公干”常常要到京東去，正因為那一帶是他們家(滿洲正白旗)的領(lǐng)地范圍，正白旗地都在京東。
種玉，充分說明了雪芹喜用的是“老根”故籍豐潤的典故。但意義還不止此。這個典，為什么單由史湘云來大書特書?就因為這是個“婚姻典”。雪芹給小說安排的詩，其實“不是詩”，而是“藝術(shù)暗示”，即一種“伏筆”暗寫，無比巧妙。雪芹之書，原本的結(jié)局是寶玉與湘云的最后重會，這已有十幾條記載為證了。但人們還不知道“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早就“點睛”了——而且也點明了這是湘云最后到來，最后題詩的重要層次，即結(jié)局的“伏線千里”了。
要知道，魯迅先生講《紅樓》，也都是明言以“伏線”為重要依據(jù)與論據(jù)的。
“紅學(xué)”，“紅學(xué)”。究竟什么是“紅學(xué)”?它在哪里?大可思繹，而饒有意味也。
〔追記〕
本文發(fā)表后，很快得到學(xué)者提供的良證：玉田縣本來即有“藍田”之稱，并有文獻可證。如其縣汪氏族譜，即以藍田稱本縣之明文記載。
“詩禮簪纓”有埋伏
青埂石幻為通靈玉，將要下凡歷劫之時，說的是將它攜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去享受一番的。那么，這樣兩句話也有“埋伏”嗎?如今且單說下一句。
曹雪芹的古代顯祖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封其六弟名叔振鐸者于山東濟水之陽，以國為氏曰曹。以后歷十八世傳到曹，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位亞顏、曾，唐宋皆有封號，配祀文廟。曹又八傳，到了曹參，即漢代開國十八功臣之第二的平陽侯，以“畫一之政”惠民的名相，名位僅次于蕭何。曹參的第四十代孫，有曹彬者，居河北靈壽(古中山真定之地)，佐宋開國，位極人臣，封魯國公，濟陽王，謚武惠?？滴跄晷薜摹督瓕幐尽芳啊渡显h志》皆載明曹璽(雪芹曾祖)是武惠王彬之后裔。原來開寶七年，曹彬受命，去平定南唐(“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李后主，即南唐主也)，次年到達江南池州，遇族人，敘宗親，遂命次子曹琮主持，遍訪全國分居各地的同宗，修成譜牒共編為十八帙，按帙編為十八個字句順序，各鈐以王印，以昭信實憑據(jù)。
這十八帙宗譜，我僅見池州譜的傳承遺跡，卷首有名人樊若水受曹彬之命所撰序贊，有曹琮的跋(其他南北兩宋名家的題序不可勝記)。
在樊若水的序贊中，首次提出這樣的詞句——
曹氏厥宗，本周分封。詩禮啟后，丕振儒風。文經(jīng)武緯，將相王公。簪纓繼美，寵渥無窮……
此贊已將“詩禮簪纓”四個字提出，蓋即表明曹氏世代誕生文武人才的意思。無獨有偶，北宋告終，南渡后第一位為曹譜作序的充徽猷閣待制河南尹，他于序中寫道——
況曹氏自漢初名世，以至于今，詩禮傳家，簪纓繼世……
請看：南北兩宋，樊、尹兩家各有一序，而其中都特別提出這個“詩禮簪纓”的詞語，足見此四字已成為曹氏家世的一大“標志”。
那么，曹雪芹在著書時，偏偏要用上這個“標志”，他的寓意何在?我想就不待多言了吧。
事實上，他在書中常常是這么令人不知不覺地設(shè)下了“埋伏”。
所謂“遺腹子”
曹雪芹命苦，至今連父親是誰也成了懸案。眾說不一之中，有一說認為曹雪芹乃曹的“遺腹子”，即曹向康熙奏報的“奴才嫂馬氏現(xiàn)懷身孕已有七月，若幸生男，則奴才兄有嗣矣”的那個“證據(jù)”。
作書人曹雪芹不會不知自己的生母姓什么。如若他即馬氏所生，他對“馬姓女人”應(yīng)當懷有敬意與個人感情——可是，他卻把一個靠邪術(shù)騙財害命的壞女人道婆偏偏加上了一個“馬”姓!
世上能有這樣的“情理”嗎?他下筆時忍心把母親的姓按給了一個最不堪的女人，在一個小說作家的心理上講，能夠這樣做嗎?因為，“百家姓”的選擇天地太自由方便了。
有人舉出一個破綻百出的“五慶堂”家譜來，說譜載“生天佑”，故天佑即雪芹，云云。
可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載記明白：“天佑：現(xiàn)任州同。”可以考知：那“現(xiàn)”的時限是乾隆九年為下限。也就是說，若天佑即雪芹，他的“”名不確，官名是“天佑”，而且身為州同官，比知縣還要高些。那么，這位“曹雪芹”是在州同任上寫作《紅樓夢》的。
如果這樣，那太“好”了。
可惜，乾隆人士絕無稱雪芹是州官老爺?shù)摹獏s咬牙切齒地罵他：“以老貢生槁死牖下!”
你看，這不“擰”了嘛!主張“遺腹子”的先生女士們，不知怎樣自圓己說?(其實，“天佑”是曹順的表字，典出《易經(jīng)》，曾有文列證，今不復(fù)贅。)
“壬午除夕”
在“甲戌本”的題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書眉上，即有“脂批”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常)哭芹，淚亦待盡……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矣”字為全批之末行：隔開半行空隙，另行書寫“甲午 八日(月)淚筆”六字。
胡適先生據(jù)此考斷雪芹逝于“壬午除夕”，明文清晰，應(yīng)無疑問。
后來，我發(fā)現(xiàn)《懋齋詩抄》，內(nèi)容證明癸未年敦敏還與雪芹有聯(lián)系的詩句，不可能卒于“壬午除夕”，應(yīng)是“癸未”之誤記(并舉過清代名人誤記干支差了一年的實例)。但是，前些年有人提出：那條眉批不是一條，是兩條相鄰而誤抄為一；“壬午除夕”四字本是前一條的“紀年”，與芹逝無干……云云。
這種論調(diào)，能成立嗎?
第一，“壬午”二字，書寫為第二行之末，而“除夕”二字書寫為第三行之端：這明明是批語的正文，語氣緊相貫連。
第二，遍查“甲戌本”、“庚辰本”等本的眉批，凡“紀年”“署名”或二者兼具，一律提行另寫，從無與正文連綴的例外。這就完全排除了那種論點——硬把批語正文說成是“紀年”，因而將一條批語割裂為兩段。
其實，只要平心靜氣，體會一下文情語意，這種批本不難讀，從“淚哭成書”說起，直貫“淚盡”人亡，書未完，終生大恨。倘若在這樣的感情的激動之下，在標題上只寫一句——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
那么，當此一年已盡，百感交膺，此人忽欲捉筆批書，而這大年夜里，已然開筆，卻寫了這一句“禿”話，立即打住——這叫什么文字，什么情理?
更何況，檢遍了批語，壬午年春、夏、秋，各有多條批語存留，而單單只在這個重要的大節(jié)日，卻只有這么僵硬言詞，了無意味情腸，這符合“脂批”的文字風格嗎?
又，“假設(shè)”真是在守歲不眠的漫漫寒宵就只寫下這么一句，那再看“下一條”，直到“甲午八日”這才又“接云”——這合理嗎?(有人又把明明白白的“甲午”說成“甲申”，是受“靖本”的騙，“午”“申”二字絕無相混之任何可能。)“甲戌本”正文記明“至乾隆甲戌抄閱再評……”可知，乾隆十九年已有重評清抄本。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云：“不如著書黃葉村。”此乃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之作，而“庚辰本”上有單頁寫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至庚辰，為二十五年，已“四閱評過”。次年辛巳，再次年即壬午、癸未了。雪芹因后半被毀(“迷失”)，努力重寫——所謂“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也，表明他在病中亦未放棄成書的大愿(“書未成”是未全部補齊，尚有殘?zhí)幧写帐啊２⒎前胪径鴱U)，有何可疑?
詩曰：
壬午重陽急“索書”，何來“除夕”又研?
批書也是淚為墨，割裂全文果是乎?
林四娘
《紅樓》書至七十八回，寫到晴雯的屈枉悲劇，感動了當時后世的億萬讀者。但誰也不曾料到，在同回書中，占了一半還多的篇幅的，卻出來了一位將軍林四娘。
這半回書，何所取義?又是一個有待思討的課題。
這也是一種“試才”，出題的還是賈政，應(yīng)試的主角也仍然是寶玉，環(huán)、蘭陪襯而已。這回，作父親的假嚴厲放松多多了，并且“揭露”了他本來也是個詩酒放縱之人，現(xiàn)下明白家運與科名無緣，也不再逼兒子走這條世路，倒有點鼓舞他發(fā)揮詩才了。
這個大變化，重要無比!——僅僅兩回以后的偽“八十一回”開頭就是賈政又逼寶玉入塾，連黛玉也贊八股文“清貴”!這一派混賬話，公然問世向雪芹挑戰(zhàn)對陣，大放厥詞，大肆毀壞雪芹一生的心血——而有些“專家”卻助紂為惡，直到今日還在助偽反真，給高某的偽全本一百二十回樹碑立傳，并以“功臣”自居，招搖惑眾。你道這種文化現(xiàn)象，安然在現(xiàn)時代泛濫澎漲，怪乎不怪?
林四娘，何如人也?是明末清初的歷史人物，是少見的名實相符的“脂粉英雄”。雪芹舉出她，是為自己的“婦女觀”作證。
林四娘，奇女子。她比“十三妹”(文康創(chuàng)造的《兒女英雄傳》中的奇女人物，即受雪芹之影響)尤為奇特。
林四娘是救父的孝女——這事又與雪芹救父有關(guān)。
林四娘父親是南京官府的一名庫使，因故“虧”了公款，落獄。和曹的獲罪原由正同。林四娘為了救父(籌錢即可贖“罪”)，與其表兄一起經(jīng)營奔走，并且“同居”一處。二人親昵，嬉笑玩戲，“無所不至”，但“不及于亂”——嚴守節(jié)操，沒有男女之間的非禮之事。
這一點，又與晴雯有共同的品格，足以古今輝映。
我在此粗粗一列，就顯示出在同回中忽寫林四娘，至少已蘊含著這么些用意。
雪芹本人不是女子，不能相比，那么能比而代雪芹救父的女英雄是誰?就是李煦孫女，李大表妹——書中的史湘云。
湘云也是與寶玉表兄自幼“同室榻”，淘氣嬉戲，而“不及于亂”的好榜樣。雪芹寫湘云：“幸生來，英雄闊大寬宏量，從未把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句句有其事實背景。這兒點出“英雄”二字，但抄本多作“英豪”，怕是不懂“英雄”之深義(以為女子怎么稱之為英雄?)，遂改為“英豪”的。
我推測，芹書真本“后半部”就有湘云因代寶玉救父而入獄、而入“御園”的故事情節(jié)。
記載林四娘事跡的，舊年我已收集幾條筆記，頗多失實之言，亦不詳備；最后方蒙學(xué)友告知：林云銘早有一篇林四娘傳。后又知香港中文大學(xué)牟潤孫教授已在論文中提到過。社科院歷史所的何齡修先生將全文錄來，方得細讀，感荷良深。
寶玉這篇歌行與林黛玉的三篇相比，果然另是一種筆路、境界。林姑娘的《葬花》、《秋窗》、《桃花》長歌，風流哀艷，真像女兒聲口。而這篇為寶玉所擬歌行，卻又沉郁頓挫，悲壯詭奇。因此益嘆雪芹之才真不可及，擬誰像誰，絕無“一道湯”之迂筆俗味。
話又說回來：這些詩，再好也不過是作書代擬人物之言；他自己的詩，全不可見了!
曹雪芹即“曹”嗎?
雪芹的譜系問題，主要兩說是“子”說與“曹遺腹子”說。
以“芹即”說為例，不妨辨析一下它的得失短長。當然，細剖詳言，將大費筆墨；如今只想選取一條最簡單省事的道理，來析驗這個新說的科學(xué)性。
史跡分明：曹寅病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次年正月初，其奉命繼任的獨生子曹，正式在江寧接印視事。任職僅僅二年，即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病故，康熙帝又命曹的堂弟曹為曹寅的繼子，再承織造之任。曹在奏折中自稱“年方弱冠”，即不過二十歲左右，其堂弟，當然比他要略小一些。所以康熙帝在批奏折時呼為“無知小孩”?？芍艽藭r年齡不大，也該有十幾歲的光景。
曹在雍正二年(1724)正月初七的奏折中，有一句話十分清楚：“其余家口妻孥，雖至饑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顧……”這就證明：此時曹已有“孥”——兒子了。他從康熙五十四年接任，到雍正二年說這話時，已又過了八九年。假令接任時年才十四五，那么到此時也是二十二三歲的人了——退一步說，假令他接任時只有十二三，那他說有“妻孥”時亦當是二十歲的人了。那么，我們已知雪芹逝世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一說壬午，一說甲申，相差也或先或后之一年而已)。這么一來，在雍正二年(1724)已經(jīng)二十歲的他，又活了四十年之久，才該去世，那二十加四十怎么算也應(yīng)到花甲，六十歲了——可是，他的好友宗室敦誠的挽詩，兩次屬稿，都大書特書曰“四十年華”。這該如何解釋呢?
另一位作挽詩的張宜泉雖不云四十年華，但也說是“年未五旬”而亡故。此語本意是說雪芹連五十歲這個“中壽”之年也夠不上。即使按有人解為“差幾歲沒活到五十”，那也說明，雪芹若“即是”曹，他在雍正二年已有“妻孥”時，只能是個十歲以下的孩童了——這就實在無法講得通了。
雪芹名，人人盡曉了。他若本名“”，那么私改父兄尊長給取的學(xué)名，在當時是不像今日之人想像中那般的簡單容易的。在家庭內(nèi)部說，如今的人還可以拿“反封建”來解說；至于清代八旗制度戶籍檔案之嚴格，那是誰也無法“逃脫”它而自己亂來的，內(nèi)務(wù)府的奴籍，更是如此。官書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以及照抄轉(zhuǎn)錄于“五慶堂譜”內(nèi)的記載，獨無“”名，論者執(zhí)為“理由”，殊不知，乾隆下令編的這部《通譜》，體例分明：只選載已有官職的名字。這與私家宗譜一人不能漏書，全然不是一回事。
可惜的是，如今講論這些事的人，卻往往是只執(zhí)一點假相，不明歷史真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