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紀后期，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至 19 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鴉片貿(mào)易日益泛濫，造成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這一局面直接扭轉(zhuǎn)了英國多年在華貿(mào)易的入超的狀況。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的白銀外流更加嚴重。
白銀外流直接導致國內(nèi)銀價上漲，引起銀貴錢賤危機，白銀與制錢的比價已經(jīng)遠遠超出清初制定的紋銀 1 兩兌換制錢 1000 文的標準，銀貴錢賤危機嚴重干擾了當時的財政和經(jīng)濟活動，傳統(tǒng)貨幣制度遭遇重大沖擊。
白銀外流從 19 世紀初期開始，一直持續(xù)到 19 世紀中期，在這近半個世紀的白銀外流過程中，長期以來，鴉片泛濫被認為是造成白銀外流的根本原因。但是同一時期世界經(jīng)濟形勢的變動也不容忽視，早在 1842 年以前，中國的經(jīng)濟就與外部世界產(chǎn)生了深刻的聯(lián)系，因此鴉片泛濫并非白銀外流的唯一原因，還有世界經(jīng)濟的因素。
例如，全球金銀減產(chǎn)導致貨幣供應不足；歐美經(jīng)濟不景氣影響到中國的茶葉、生絲出口，以致出口貨值無法彌補鴉片進口值，導致白銀外流。
從 18 世紀至鴉片戰(zhàn)爭前夕，與中國貿(mào)易往來最為密切的國家是英國，英國從中國進口絲綢、茶葉、瓷器等，向中國輸入毛織品、印度棉花等。
18 世紀，茶葉在英國逐漸成為一種受歡迎的全民飲品，因此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茶葉量也逐漸增加。而此時中國經(jīng)濟依然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對英國輸入的毛呢品需求不大，在中英貿(mào)易中，英國長期處于逆差地位。
英國向中國輸入的商品不足以抵付購買茶葉的貨款，這種貿(mào)易逆差使得英國缺少向中國購買茶葉的白銀，為了維持茶葉貿(mào)易，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
到 19 世紀 30 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入鴉片所賺取的白銀足以抵付購買商品的貨款，中國白銀開始不斷外流。
白銀外流嚴重影響了中國經(jīng)濟的正常運轉(zhuǎn)，19 世紀上半葉，中國國內(nèi)出現(xiàn)了以銀貴錢賤為特征的貨幣危機。清朝建立之初，規(guī)定白銀對制錢的兌換比率是 1 兩白銀可換制錢 1000 文。
因此學界所討論的銀貴錢賤危機就是以 1:1000這個標準來判斷的，大體上來說，當 1 兩白銀所兌換的制錢大于 1000 文，就稱之為銀貴錢賤；反之，當 1 兩白銀所兌換的制錢小于 1000 文時，就稱之為銀賤錢貴。
自乾隆后期開始，由于鴉片貿(mào)易和白銀走私導致國內(nèi)白銀流通量減少，國內(nèi)銀價不斷增長，銀錢比價不斷攀升，尤其是到了鴉片戰(zhàn)爭前后，銀錢比價到達了歷史最高點，對社會經(jīng)濟的正常運行以及民眾的正常生活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清朝的貨幣制度是銀錢并用，沒有主輔幣之分，屬于稱量貨幣和鑄幣并用的體系。政府的鑄幣廠鑄造制錢，銀兩主要由民間鑄造，各地銀兩成色、平碼、形式的不統(tǒng)一增加了貨幣流通的困難。同時外國銀元的流入和民間私票的興起使得貨幣體系更加復雜。
清朝前中期的貨幣制度是一種銀錢并用的貨幣體系，銀兩和制錢相輔而行，貨幣的幣材分為銅和銀兩種，一般來說民間大額交易用銀，小額交易則用銅錢。
雖然國家一般的收支用項都使用銀兩，但由于民眾日常生活都屬于小額交易，因此制錢在民間還是居于重要地位。
清順治三年（1646 年），當時政府規(guī)定銀兩對制錢的比價是 1:1000，但由于銀兩和制錢的供需不平衡，以及流通的銀兩成色不一，重量標準也存在分歧，不同時期政府鑄造的制錢也存在成色的差異，因此這個比價不可能一成不變，在整個有清一代，銀錢比價是一直在變化的，因為中國并非產(chǎn)銀國，銀礦依賴進口，國外銀價的變動就會引起國內(nèi)銀錢比價的變化。
中國幅員遼闊，銅錢轉(zhuǎn)運不便，因此清朝自始至終采取分散鑄幣的政策。京城設(shè)立寶泉、寶源兩局，分別歸戶部、工部管理。在地方上各省布政使司有鑄幣權(quán)，各省隨時可以奏準設(shè)局鑄錢，制錢背面都有局名。
從 17 世紀后期開始，在中國東南沿海貿(mào)易比較發(fā)達的城市，國外流入的銀元已經(jīng)開始廣泛的流通。在咸豐以前，外國銀元流入最多、使用最廣的是西班牙銀元，其后還有墨西哥鷹洋，美國銀元蓬頭，荷蘭銀元馬劍等。
朝廷已經(jīng)意識到洋錢在中國已經(jīng)大面積流通，并且對中國的紋銀流通產(chǎn)生威脅。相比于中國的銀兩，外國銀元在中國能夠廣泛流通的原因有三點：一是運輸成本低，可進行大額貿(mào)易支付；二是重量、成色相對穩(wěn)定，在交易中便于計算；三是形式統(tǒng)一、制造精美。
而這三點正是當時中國通行銀兩制度所缺乏的，因此洋銀的廣泛使用彌補了中國銀兩制度的缺陷。
19 世紀初期，中國的私票流通范圍也日益擴大，市場上流通的私票主要是錢票。私票一般指未經(jīng)過政府批準同意，由民間的票號、金融機構(gòu)、商業(yè)企業(yè)乃至個人發(fā)行的票據(jù)，流通范圍僅限于某地。商人錢票的普遍使用引起了統(tǒng)治者的重視，道光年間，一些官員認為銀貴錢賤危機是由奸商使用錢票引起的。
鴉片戰(zhàn)爭前后，中國社會形成了以銀荒為特點的銀貴錢賤危機，并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社會經(jīng)濟問題。針對此次危機，朝野上下的學者和官員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探討。
一方面，他們對銀貴錢賤危機形成的原因發(fā)表了不同的意見；另一方面，他們探討了該如何應對危機對國家和人民財富造成的威脅，需要采用哪些方法來化解危機。
學者和官員提出的解決危機建議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主張政府插手消除危機，即國家進行干預的貨幣政策；另一類主張由市場自行運轉(zhuǎn)來化解危機，即放任的貨幣政策。政府最后采取了放任派的意見，維持前“聽從民便”的貨幣政策。
對于出現(xiàn)的銀貴錢賤危機，由于視野以及立場的不同，朝野上下的學者和官員都有不同的看法，當時大部分人認為銀貴錢賤的原因是鴉片的輸入導致白銀外流，銀兩減少，銀價暴漲引起銀貴錢賤。
早在嘉慶十四年（1809年），兩廣總督即奏明銀兩偷漏出洋之弊，到道光年間情況依舊如此，道光皇帝也在上諭中要求廣東督撫以及海關(guān)監(jiān)督認真巡查出口洋船，禁止洋船偷漏銀兩。道光十六年（1836 年），給事中許球上奏請求禁止鴉片以防止白銀外流。
朝野上下有官員認為銀貴錢賤的原因是因為“生殖日繁”，即因為人口增多，費用消耗變大，但白銀產(chǎn)量沒有增加才導致的銀貴錢賤，但許球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認為鴉片貿(mào)易導致白銀外流才是主因。
除了上述兩位官員，還有給事中孫蘭枝、浙江巡撫富呢揚阿、閩浙總督程祖洛等官員紛紛上奏祥陳白銀外流的危害，要求嚴懲出口白銀的商人。從嘉慶朝后期開始，就不斷有官員上奏白銀外流的危害，要求禁止白銀外流，但在道光年間甚至到咸豐年間，白銀外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愈加猖獗。
洋錢和私票是民間自發(fā)流通的兩種新形式的貨幣，洋錢即外國的銀鑄幣，在明代開始輸入中國，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后（1685 年），海禁開放，此時外洋各國與閩廣的通商貿(mào)易還使用銀兩。
至乾隆后期，洋錢在福建、廣東等沿海貿(mào)易地區(qū)已普遍流通。19 世紀上半葉，洋錢和私票的流通日益擴大，在道光年間的貨幣論爭中，一些官員認為洋錢和私票的流通也是引起銀貴錢賤的原因之一，因此朝廷官員針對是否應限制洋錢和私票的流通展開了討論。
至道光年間，洋錢在中國沿海貿(mào)易城市的流通已有半個多世紀，對中外的貿(mào)易往來以及民間的日常交易已產(chǎn)生一定影響，因此朝廷官員不贊成完全禁止外國銀元在中國的流通。
如何應對以及解決銀貴錢賤危機帶來的影響，朝野人士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建議。他們的建議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由國家發(fā)行紙幣或鑄造不足值大額銅錢；二是鼓勵政府多在財政收支上多使用銅錢而少使用銀兩；三是政府用貴金屬鑄造硬幣，補充銀兩之不足；四是維持“聽從民便”。在這些政策主張中，國家發(fā)行紙幣、鑄造大錢引起的爭論最多，參與討論的人數(shù)最多。
中國的紙幣始于宋朝的交子，宋、金、元至明初皆實行了鈔法，但最后均以失敗告終。在道光年間的這次貨幣危機中，學者王瑬提出的行鈔建議最為具體詳細，引起的爭論也最多。
道光八年（1828年），王瑬寫成《鈔幣芻言》一書，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刊行于世，該書匯集了王瑬大部分行鈔思想。但其父看過之后認為體例還不夠精確完善，容易遭到別人的反駁，因此毀其書。之后王瑬重新修正改定，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刊行于世，更名為《錢幣芻言》。此后王瑬為了豐富自己的行鈔主張又繼續(xù)刊行了《錢幣芻言續(xù)刻》、《錢幣芻言再續(xù)》。
王瑬的行鈔辦法是非常具體的，他建議發(fā)行七等面值大小的紙幣，五千貫、千貫、五百貫為大鈔，百貫、五十貫為中鈔，十貫、二貫為小鈔。
大錢指不足值的大額銅錢，即額面法定價值大于金屬材料本身價值的銅錢。唐肅宗乾元元年（758 年），第五錡鑄造當十、當五十的“乾元重寶”，這項政策導致民間私鑄泛濫，引起物價飛漲，不久即廢。歷朝歷代所發(fā)行的大錢大都以失敗而告終。
道光時期，發(fā)行大額銅錢的建議得到了不少官員的支持。廣西巡撫梁章鉅是最早上奏支持發(fā)行大額銅錢的官員。此外還有御史雷以諴、御史張修育、安巡撫王植、御史江鴻升、四川學政何紹基都提出了發(fā)行大額銅錢的建議。
道光十八年（1838 年）, 廣西巡撫梁章鉅最先奏請鑄大錢。他建議鑄造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及當千共五品大錢。他認為當時銀價之所以高昂，不光是因為銀少的緣故，還有錢多的緣故。如果要解決銀貴錢賤危機，一個變通之計就是鑄造大錢，用大錢來補充銀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