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長宏
2023年1月24日
【諸葛亮簡介】 諸葛亮自幼父母雙亡，隨其叔父諸葛玄去荊州（今湖南湖北一帶）投奔劉表。叔父亡后，他隱居隆中（今湖北襄陽西），專注于治國用兵之道。
東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屯兵新野的劉備，圖謀發(fā)展
，經(jīng)徐庶推薦，他三顧茅廬，向諸葛亮請教。諸葛亮在接見劉備時，向劉備論述了天下形勢，深得劉備贊賞，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諸葛亮從此開始輔佐劉備。公元208年，劉備采納諸葛亮的計謀，聯(lián)合東吳，在赤壁大敗曹操，從而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形勢。接著他又幫助劉備取得荊州四郡，并于214年攻入四川，占領成都。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后，他為丞相。
222年，劉備亡，后主劉禪即位，諸葛亮受劉備囑咐輔佐后主，被封為武鄉(xiāng)侯。接著他平定了南中，并從227年開始，北攻祁山與魏國爭戰(zhàn)。234年，病死于五丈原（陜西歧山南）軍中，終年54年，溢號忠武侯。 諸葛亮一生，戎馬倥傯，統(tǒng)軍征戰(zhàn)，運籌帷幄，神機妙算，為蜀漢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同時他非常精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豐富的戰(zhàn)爭經(jīng)驗，編著過多種兵書，但大多已經(jīng)失傳。據(jù)《諸葛亮集》（中華書局）。陳壽在268年至273年間編撰了《諸葛亮集》中的《兵要-6》原文如下：
【兵要-7-原文】
良將之為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
【兵要-7-譯文】
良將排兵布陣時，慎重地選擇人員安排任務，不自己舉薦人員去把守某個礙口；用規(guī)章制度來衡量功勞，不自己揣度。如此，則有能力的將領不會被隱蔽，沒有能力的人也不可能粉飾，有虛假榮譽的人不能被晉升。
【兵要-7-釋義】
諸葛亮把選拔和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秀將領作為治軍的核心。“國以軍為輔，……輔強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于所任之將也”。即軍隊的強弱決定于將帥的才能。他認為“夫?qū)⒄撸酥久?，國之利器”，“夫?qū)⒄撸嗣鶓乙?，成敗之所系也，福禍之所倚也”。將帥是國家的棟梁，是英明杰出之人才。不僅肩負著無數(shù)士兵的生死、戰(zhàn)爭成敗的責任，而且也身擔國家存亡的責任。將帥如果選擇得當，軍隊就會強大，國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國家就處于危難之中。
那么，諸葛亮是如何選擇將帥的呢？德才兼?zhèn)?，選賢任能。他首先指出將帥具備“德”的重要性。他對德的標準當首推“忠”。“人之忠也，猶魚有源。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兇。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即是說，忠是為人之本，守忠是良將立志揚名之基。他在《將苑·將志》中提到“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且要求將帥“貴之而不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不隱，免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功也，猶璧之不污”；“善戰(zhàn)者不怒，善勝者不懼”。“良將之為政也，使人擇之，不自舉；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等。諸葛亮對將帥強調(diào)以德為主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其軍事素質(zhì)和作戰(zhàn)指揮才能。他要求一個優(yōu)秀的將帥應該是能“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御之備，強征戰(zhàn)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只有做到這些，才可以“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否則，“若將無思慮，士無士氣，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矣”。他指出“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后乃行其事”，且“戰(zhàn)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諸葛亮還根據(jù)“將之器”將將帥分為六類，即“十夫、百夫、千夫、萬人、十萬人、天下之將”。這六類將帥，不僅要擁有才能，而且要具有德能。如萬人之將要具備善于體察部屬苦勞饑寒的仁德等。此外，諸葛亮還根據(jù)大將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將他們分為三個等級。將“圖難于易，為大于細，先動后用，刑于無刑”的將帥列為上等，將“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才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的將帥列為中等，將“身中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的將帥列為下等。如此分類將帥，對將帥的才能要求是極高的。
諸葛亮對將帥嚴格要求和選拔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將士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氣氛的和諧。并善于培養(yǎng)和愛護軍隊內(nèi)部的骨干分子和中堅力量。他說“古之善將者，養(yǎng)人如養(yǎng)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后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功之。將若能此，所向必捷矣?！?在如何激勵將士方面，諸葛亮有獨到的見解，他說“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厲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諸葛亮從物質(zhì)、精神等方面對士卒無微不至的關懷，這是他治軍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他還要求將帥“中察人事”、“察眾之心”、知“人之心腹”。就是為了把握士卒的心理狀態(tài)，以便采取相應的措施，為此，諸葛亮在《人和篇》中指出：“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則不勸自戰(zhàn)矣。若使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勝于匹夫，況眾人乎?！彼灾T葛亮堅決反對軍隊內(nèi)部步調(diào)不一，拉幫結(jié)派，互相傾軋。他認為一個好的將領對部下要“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要“以其所不足愛者養(yǎng)其所甚愛者”?！笆恐荒芙凿J，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固也?！??！胺驗閷⒄撸赜懈剐?、耳目、爪牙……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沉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悍善戰(zhàn)者為爪牙”。這反映出治軍之細。正是諸葛亮這種不拘于死板模式的機械要求，衡量千軍萬馬，加上調(diào)度有方，打起仗來收到了“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