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和親是唐朝堅持韜光養(yǎng)晦外交戰(zhàn)略的重要舉措。
唐代是封建社會的頂峰時代,唐朝的締造者李世民是韜光養(yǎng)晦的高手。松贊干布率軍進犯唐朝,要挾唐朝和親,致書唐太宗:“若不許嫁公主,當親提五萬兵,奪爾唐國,殺爾,奪取公主。”(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第261頁)吏部尚書侯君集率軍應戰(zhàn)。盡管松贊干布被打敗,唐太宗仍感有必要予以安撫,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
強大的唐朝,先后把一個個公主嫁到突厥、吐蕃、契丹、回紇、南詔等國。卻沒有見到皇帝身邊有幾個洋貴妃。對中原王朝來說,和親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沒有“進口”,時人并不怎么指責這種不對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和親作為國家外交行為,作為安邊和睦鄰的重要舉措,始于漢朝,盛于唐朝,而漢唐恰恰是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這說明,越是強大的王朝,越堅持韜光養(yǎng)晦,越能韜光養(yǎng)晦。唐朝周邊先后有多個少數(shù)民族的政權,它們在和唐朝的關系上相互有一種微妙的競爭,而唐朝也先后對這些少數(shù)民族政權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對待方式,如聯(lián)絡吐谷渾以制衡突厥和防范吐蕃,又聯(lián)絡吐蕃以削弱吐谷渾,又聯(lián)絡南詔、回鶻以對付吐蕃。周邊有多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在這些政權中視相互關系的演變情況而采用不同的對待策略,是唐代和親較漢朝更為頻繁的原因。
任何朝代,包括隋唐,都有對和親持不同意見者。他們反對和親的理由固然很多,但其中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夷狄“野蠻”,中原帝國以和親奉事野蠻之人,實為奇恥大辱。但“隋唐時期,中原王朝與東、西突厥、吐谷渾、高昌、吐蕃、鐵勒、契丹、奚、回紇、于闐、寧遠(亦稱拔汗那)及南詔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均有和親關系。從地域范圍來看,西漢把和親的目光僅主要盯在西北和西部地區(qū),魏晉南北朝、宋遼夏金及元明清時期仍把目光主要盯在北方及西部地區(qū),而隋唐時期統(tǒng)治者的視野比較開闊,把和親政策滲透到東北(契丹和奚)、北方(東突厥和回紇)、西北(吐谷渾和高昌)、西部(西突厥、于闐和寧遠)及西南(吐蕃和南詔)等地區(qū)”。唐朝國力最強盛,最能放得下“超級大國”的架子,唐朝實施和親政策的力度最大,效果最突出”。(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第23頁。)
二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唐代和親公主,作為負有特殊使命的外交官員,在中國外交史上的直接作用比較突出。
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和親作為安邊、睦鄰的基本國策,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作為和親公主本人起到突出作用的,在西漢只有解憂公主和王昭君二人,在魏晉南北朝、宋遼夏金及清代則不多見。隋唐多數(shù)和親公主本人在改善和發(fā)展雙方關系方面的直接作用都比較突出。
如華容公主對“西域諸國所有動靜,輒以奏聞”,(《舊唐書》卷198《高昌傳》。)使唐朝政府及時了解西域動態(tài),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協(xié)調中央王朝與西域的關系;義城公主利用自己的可賀敦地位,使隋煬帝解除了雁門之圍。特別是文成公主在吐蕃推廣中原的先進科學技術,教會藏族婦女紡織和刺繡,親力親為成功促成佛教在西藏的傳播和扎根;金城公主求得《毛詩》、《禮記》、《左傳》、《昭明文選》等書籍帶回吐蕃,以及上書唐玄宗要求唐蕃樹碑立界,等等,都說明隋唐時期和親公主本人或在增加中外政治互信、改善雙邊關系方面,或在促進雙方文化交流方面,或在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方面,都直接起到了重要作用,她們在政府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外交、宗教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面成效顯著,對后來漢藏關系的走向產生了歷史性、全局性、戰(zhàn)略性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仍能感受到,因此隋唐時期和親的影響比其他時期大得多。為什么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唐代公主,在中國外交史上的直接作用比較突出呢?因為她們身后有一個強大的中原王朝——唐朝。
三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推動了唐朝和吐蕃之間甥舅關系,即特殊國家關系的建立,但特殊國家關系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睦鄰友好關系,特殊國家關系有時候也是靠不住的。
廣德元年(763年)。由于安史之亂使唐朝由盛轉衰,國力虛弱。身為外甥的吐蕃君主,竟然連舅舅唐朝皇帝也不認了,派兵深入內陸,大舉攻唐,占領了陜西鳳翔以西、鄰州以北的十幾個州。763年十月,又占領了奉天(今陜西乾縣),很快打到長安城下,嚇得唐代宗(唐肅宗李亨長子,762年-779年在位)逃到陜州避難。于是,吐蕃兵占領了長安。他們把唐宗室廣武王李承宏立為皇帝。朝廷下詔拜郭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接到詔書時,只有騎兵20人。他從洛陽到武關,才收拾散兵游勇4000余人。到達陜西藍田時,各路勤王之師才相繼到達。長安陷落15天后,郭子儀終于率軍趕走吐蕃軍隊,收復長安。
和親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應對邊患而采取的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歷史上的和親公主,如入藏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往往被視為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和好的象征,以往的研究也強調和親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但是,此種和平美好的形象只是唐朝外交和民族政策“光”的一面,人們往往忽視了“影”的一面,即隱藏在和親背后的戰(zhàn)爭、談判、妥協(xié)以及會盟。在中國古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中原王朝與各民族政權之間很難維持長期的友好關系,因為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尤其是草原民族剿悍尚武,具有較強的侵掠進取性,且各少數(shù)民族不斷更替興衰,唐王朝自身實力也不斷發(fā)生變化。正如史家所說“戎狄之為患久矣!…世罕小康,君無常圣,我衰則彼盛,我盛則彼衰,盛則侵我郊圻,衰則服我聲教?!保ā杜f唐書》卷196《吐蕃傳贊》)
從歷史上看,特殊國家關系的建立并不能帶來長治久安。大唐與吐蕃甥舅國家關系的建立換來了西部邊境的和平,卻只能讓吐蕃滿足于一時。在唐太宗選擇文成公主嫁予松贊干布之前,唐蕃之間已經發(fā)生了多次沖突和戰(zhàn)爭。貞觀十二年(638年)松州會戰(zhàn),吐蕃方面不戰(zhàn)而退,繼而向唐朝請求和親。文成公主入藏雖然換來了唐蕃邊境的暫時和平,但不能阻止雙方關系的惡化。文成公主還在世時,唐朝與吐蕃即發(fā)生了大非川之戰(zhàn),唐軍方面由名將薛仁貴指揮,吐蕃方面則由祿東贊次子論欽陵指揮。結果唐軍在大非川幾乎全軍覆沒。由于吐蕃將大唐的屬國吐谷渾滅國,公然挑戰(zhàn)唐帝國的核心利益,唐蕃兩國自此在西域、河隴一帶展開激烈的戰(zhàn)略爭奪,并且一打就是100多年。739年冬天,金城公主在吐蕃病逝,而此時唐蕃邊境已經重燃戰(zhàn)火。吐蕃使者向唐朝方面告喪,求和之議卻遭到了唐玄宗的拒絕。
四是和親公主的遠嫁,是朝廷支出的一種特殊的外交成本。和親公主作為特殊的外交官,為國家利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同時也付出了特殊的代價。
外交生涯既伴隨著著鮮花美酒,也伴隨著刀光劍影,和親公主作為特殊的外交人員,自然意味著要付出特殊的代價。和親政策是建立在犧牲和親女性的愛情與自由的基礎之上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其他和親公主們的命運,與大唐帝國的盛衰息息相關。和親公主遠適外蕃后,“常興去國之悲,絕還鄉(xiāng)之望”(《唐大詔令集》卷41《封定安大長公主制》。)
在肩負維持兩境和好的重任的同時,忍受著和親異域的孤獨和痛苦,飽受心理煎熬。文成公主的一生相當不幸,她在遙遠的番邦生活了40年,卻守了31年的寡,大半的青春韶華都埋沒在了雪域高原。金城公主和親吐蕃后,唐蕃之間時戰(zhàn)時和,公主調停并未達到預期效果,處境艱難,曾產生返回唐朝之念。在初唐和盛唐時期,遠赴異域的和親公主尚能保尊崇的地位,而到了中晚唐時期,和親公主們的命運,也如同風雨飄搖的大唐帝國一樣,走向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慘結局。安史之亂后,唐肅宗為爭取回紇的軍事支援,將自己的親生女兒寧國公主嫁予回紇可汗。不久回紇可汗去世,按照回紇的風俗,寧國公主本應殉葬,但公主誓死不從,“剺面大哭”,最終回到唐朝。更有甚者,和親公主有時還因和親民族反唐而遭受迫害。例如,玄宗時期靜樂公主、宜芳公主因奚、契丹反叛而慘遭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