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分析是有問題的：
一、信用卡詐騙罪的行為方式之一為“冒用他人信用卡”(《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據此，只要是非銀行卡的合法持卡人冒用合法持卡人(以下簡稱“卡主”)身份，通過某種方式從卡中取出錢來(包括直接轉入自己控制的銀行卡或電子支付工具中)，就應構成信用卡詐騙，并非必須要通過“使用信用卡信息資料”的方式來冒用他人信用卡才構成信用卡詐騙。因此“微信錢包綁定的銀行卡信息及微信支付密碼不是信用卡信息資料，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無磁交易型信用卡詐騙罪”的說法顯然有誤，錯誤原因乃是論者無根據地增設信用卡詐騙罪構成要件要素（須使用信用卡信息資料）所致。
二、從上述分析可知，不論采用何種方式(例如直接刷卡、使用網銀、通過綁定的第三方支付工具等)冒用他人銀行卡，均不應影響信用卡詐騙罪之構成。因此，不使用銀行卡密碼而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如微信)的密碼，達到從他人銀行卡中取款之目的，仍構成信用卡詐騙。故“微信支付密碼不是銀行卡取款密碼，是通過微信公司與銀行的協(xié)議以及綁定銀行卡時的授權，銀行卡會當然支付”并不足以說明通過微信取得他人銀行卡的行為不構成信用卡詐騙。至于“讓銀行支付的指令來自微信公司，并非被告人直接跟銀行卡進行關聯(lián)”，也只能說明所謂的“微信公司”(實為財付通公司)成為了行為人實施信用卡詐騙的工具，從這個角度看，行為人乃信用卡詐騙罪的間接正犯。據此，“在支付過程中，銀行不存在認識上的錯誤和被騙情形”也是錯誤之論，如果直接刷他人銀行卡取走卡上存款的過程中銀行存在認識錯誤，則銀行基于其與財付通公司的快捷支付協(xié)議向非卡主的行為人支付了卡上的存款，只能說其認識錯誤系信任財付通公司所導致，但不能說無認識錯誤。以此觀之，所謂“被告人的行為未妨害銀行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說法，亦不能成立。
另外，非卡主直接刷卡取款，與通過微信取出綁定銀行卡中的錢款，社會危害性并無區(qū)別。如果前者定信用卡詐騙而后者定盜竊，由于盜竊的起刑數額較低，顯然將前述兩種行為定為不同性質將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
綜上所述，根據目前法律、法律解釋，通過微信取出綁定銀行卡中的錢款，應構成信用卡詐騙。
但是，將此行為，以及直接在銀行柜臺或ATM機上刷他人銀行卡取得卡中存款的行為定為信用卡詐騙，并不準確，因為該類行為其實并沒有“騙”的因素，從其行為方式上看定為盜竊才恰當。對此試分析如下：
一、筆者曾在《偷換收款二維碼非法獲利之定性討論》一文中指出：證券化的債權，可以成為盜竊的對象。而銀行卡上的存款，就是一種“證券化債權”，因為只要有卡且密碼驗證通過，銀行就應付款。
二、對于證券化的債權，盜竊債權憑證并持證實現(xiàn)債權，無疑構成盜竊。但在債權憑證非盜竊所獲(例如撿拾而得)時持證實現(xiàn)債權，又屬于何種性質？對此應通過分析犯罪對象及受害來得出結論。
三、正如筆者在《偷換收款二維碼非法獲利之定性討論》一文中所指出的，對于證券化的債權，債務人履行債務時具有“認證不認人”的特點。即只要持有債權憑證(或持證+密碼驗證通過)，持證人就成為“債權之準占有人”，按交易規(guī)則債務人就應付款。故在此種情況下不能認為債務人被騙，其付款行為亦產生消滅相應數額債權的效果。因此非卡主使用他人銀行卡取款，銀行并未受騙，亦無財產損失，故銀行不是受害人。而卡主因其債權被他人實現(xiàn)而受到損失，因此卡主應為受害人。
四、行為人獲得他人銀行卡中之錢款，并非卡主基于錯誤認識而“自愿”向行為人付款，實為在卡主不知情的情況下獲得。故不符合詐騙之行為特征，而符合盜竊之行為特征。
五、張大師明楷曾將此種情況解釋為“三角詐騙”，即銀行作為財物保管人受騙而將代卡主保管的財物交付給行為人，從而導致卡主損失。但此說的問題在于，首先如前所述，只要“卡+密碼驗證”通過，就不能說銀行受騙；其次，從民事上看，現(xiàn)金作為一般等價物，誰持有誰就是權利人，故不能說銀行是在代卡主保管現(xiàn)金。如果認為銀行是在代卡主保管現(xiàn)金，那么為何銀行不收取保管費反而支付利息？另外如果認為存入銀行的存款是保管物，則錢款的所有權并未轉移給銀行，一旦銀行破產，存款人勢必可以對存款行使取回權，那么所有客戶的存款均不致列入破產財產，此意味著錢存銀行(其本金)無風險，無須建立神馬“存款保險制度”?？梢姶婵钍潜９芪锏挠^點，與事實不符。故對于儲蓄法律關系，必須認為，客戶將錢存入銀行時，己喪失對該筆錢的所有權而同時取得對銀行的儲蓄債權，而此錢的所有權則由銀行取得。由于銀行并非代卡主保管現(xiàn)金，故非卡主取出銀行卡中的錢，不構成“三角詐騙”。
六、綜上所述，非卡主采用猜配、試錯、竊取等方式獲得密碼后取走銀行卡中的錢，應構成盜竊，盜竊對象乃是債權，受害人是卡主。其取款的過程，就是采用猜配等方式獲得密碼以取得“債權之準占有人”身份(該行為是在不為卡主所知的情況下所為，屬于秘密手段，構成盜竊債權)+向銀行行使付款請求權以獲取錢款(即正常行使債權)這兩個行為的統(tǒng)一。
那么是否《刑法》將“冒用他人信用卡”規(guī)定為信用卡詐騙罪是立法失誤？其實不是。本來，在銀行業(yè)內，銀行卡分為借記卡與貸記卡(以前還有一種準貸記卡)，而只有貸記卡與準貸記卡(均具有透支功能)才能稱為“信用”卡，也就是說，所謂“信用”卡，就是要具備一定的信用才能獲得的卡，也就是因為具備一定的信用等級而可獲得銀行一定數額授信的卡(即可以透支的卡)。在國際上，通行意義上的信用卡也僅指貸記卡而不包括借記卡(儲蓄卡)。因此，國外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型信用卡詐騙罪，實指冒用卡主名義透支取得銀行資金(由于在貸記卡中存款沒有利息，故通常不會將其用作存款工具，也就不會出現(xiàn)冒用信用卡取得卡中存款的情況)，即類似于以虛假身份騙取銀行貸款的貸款詐騙罪。我國1997年刑法規(guī)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為信用卡詐騙罪，如果對信用卡的解釋與國際通行的理解保持一致，或沿用中國人民銀行的規(guī)章《銀行卡業(yè)務管理辦法》的規(guī)定，將借記卡排除在信用卡之外（該《辦法》第五條：“銀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記卡……”），則將“冒用他人信用卡”規(guī)定為詐騙類犯罪，并無任何不妥。但2004年 12月 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信用卡規(guī)定的解釋?》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討論了刑法規(guī)定的 “信用卡”的含義問題,解釋如下：?刑法規(guī)定的 “信用卡” , 是指由商業(y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發(fā)行的具有消費支付、 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xiàn)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電子支付卡”。正因為該解釋將借記卡納入“信用卡”范疇，故在實踐中出現(xiàn)將盜竊儲蓄債權的行為按信用卡詐騙處理的情況。可見，該解釋內容有誤。實際上，己有諸多學者對該解釋的科學性提出了質疑。
最后，結論是：利用他人手機取走微信綁定的銀行卡中的存款，與直接使用他人銀行卡刷卡取走卡中存款性質相同，實為盜竊行為；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按現(xiàn)行法律及法律解釋之規(guī)定，應當將上述兩種行為（實際上性質相同）均作為信用卡詐騙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