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講了“八大山人”朱耷，本篇來講石濤。石濤也是明皇室的后裔之一，與朱耷并立“清初四僧”。如果說朱耷還生活過一段皇室富家生活，那么石濤的身世就更悲慘了。他原名朱若極，其父朱亨嘉在崇禎自縊后，自稱制國，在桂林自立，不久被擒遇害。在混亂中，年幼的石濤由太監(jiān)帶至湘山寺，削發(fā)為僧，法名原濟。石濤曾在宣城敬亭山住了十年，后屢游黃山，游走于南京、揚州。他與當?shù)孛靠咨腥?、屈大均、梅清、戴本孝、龔賢有所交往，這些名士對其藝術發(fā)展很有益。
石濤在少年時已顯露書畫天賦，他16歲時畫的山水花鳥與人物已顯示其出手不凡。至23歲，石濤畫的《山水人物圖卷》更顯示其嫻熟的高超畫技。當時畫壇興盛董其昌的畫風，他一方面接受董其昌的理論，在臨摹名畫上，苦下功夫，其畫章法緊湊，筆墨凝練，尤其白描法的線條之遒勁圓轉，更顯功力。另一方面石濤在繼承傳統(tǒng)畫技的基礎上又“我用我法”顯示了他繪畫風格多變的創(chuàng)造力，“融古法為我法”，不囿于陳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石濤的生活際遇并不順利，但他對繪畫的專注與對畫技追求一直鍥而不舍，可以說在幾十年中一直持之以恒，這從他的作品《十六羅漢應真圖卷》《石濤書畫卷》《秋聲賦圖卷》《荒城懷古圖軸》《山水清音圖軸》等一大批橫空出世、畫技汪洋恣肆的得心應手之作可以領略到石濤畫技的日益精嫻。他的山水畫作中既有董源、巨然、倪瓚、沈周的筆意，其筆下景物層迭、樹木蒼翠、云霧蒸騰、石山麻皺、村落隱現(xiàn)，墨色干濕，都恰到好處，而這些山水景物中又有他自己的獨創(chuàng)之處，形成一種清麗幽遠、清謐淡雅的藝術韻味。再看他晚年所作《余杭看山圖卷》《卓然廬圖軸》《溪南八景圖冊》《仿平林溪山閑亭圖》，可謂件件精品，在藝術上不斷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這種藝術上的精益求精，正是石濤一生對繪畫鍥而不舍的癡迷與藝術創(chuàng)新上的不斷超越，大有關系。
石濤除了在藝術上鍥而不舍，他對人生也有追求，石濤與朱耷不同，朱耷的畫以白眼對待世道之不公，而石濤有了畫名，在康熙南巡時，兩次在揚州接駕，并口稱“僧臣”，在康熙第二次與他見面時，也叫出了他名字，這令石濤寵辱若驚，他不僅寫了兩首紀事詩，而且向康熙獻了《海宴河清圖》。但當時清初畫壇以“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所把持,在康熙眼中，石濤只是一個身世奇特的畫僧。石濤沒有灰心，他又入京奔走于豪門之間，以繪畫結識達官顯貴，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欲向皇家問賞心”，但三年奔走，未能如愿，石濤最后吟出了“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獨往，一身禪病冷于冰?！?690年冬天，他買了一條小船，從京城返回揚州，他痛定思痛后，蓄發(fā)穿上道袍，潛心研究繪畫理論，寫成《畫語錄》一書，此書被后人視為經(jīng)典。
石濤晚年畫作自標新格，他扎實的臨摹功夫再加上他不斷實踐中悟出的創(chuàng)新之意，使其畫與畫論都高出眾人一籌，他的畫技直接影響了后代的“揚州八怪”，鄭板橋畫竹菊蘭石，取法于石濤，高翔拜其為師。他對近代畫壇的貢獻更是深遠，齊白石曾語：“下筆誰教泣鬼神，二千余載兄斯僧”，傅抱石本名瑞麒，因慕石濤之名而改名抱石，吳冠中將石濤與西方藝術之父塞尚并提，稱其為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之父”。張大千平生癡迷石濤，臨摹得惟妙惟肖。收藏家陳半丁一次購得石濤畫冊，請大千等人鑒賞，待畫冊取出，張大千隨即笑了，說是自己畫的，陳半丁不信，張大千說出畫冊中每一頁內(nèi)容，眾人細看，這才目瞪口呆。
石 濤 作 品 欣 賞
石濤畫《溪南八景圖》
張大千補石濤畫《溪南八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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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秋書：墨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