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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鎮(zhèn)大使夫人朱霖憶童年之（1）--山西呂梁孝義司馬村的財主
轉眼到了1948年五六月，我爸爸媽媽一起調往平山縣的軍委總政治部工作，因此也影響到我們幾個孩子。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對妹妹米囤了、她已在奶娘家快3年了，同奶娘一家人的關系比對媽媽還親。她奶娘家因生活貧困，大人要下地干活，米囤常一個人被留在家里，由此變得不愛說話、性格內向。以往媽媽去看她，經常見她一個人坐在門邊，媽媽同她說話，她一聲不吭也不理媽媽，媽為此還流過眼淚。這次她奶娘聽說要把妹妹接走，一下急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媽媽不得不接回妹妹住幾天再送回去住幾天，經過一段適應后，才讓他們分開。最后的分別米囤好像感到了與以往不同，她奶娘和奶爹一起送她來，還留下住了一夜，她晚上睡在奶娘和奶爹中間，一只手壓著奶娘一只手壓著奶爹，生怕他們走了。這次分別對米囤感情上的刺激給她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對我和黑胖來說，不上托兒所能同爸媽在一起，當然是很高興的了。而黃河只有9個來月，只能先留在他奶娘家，媽媽托付給當時任太行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王大任的愛人師德清阿姨代管，等以后條件許可時再團聚。
媽媽非常感激喂養(yǎng)我們的三家奶娘和照看黑胖的老鄉(xiāng)，在那異常艱苦的幾年里，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我們的今天。媽媽永遠記著他們的恩情，以后一直同他們保持著聯(lián)系，盡自己所能給他們寄一些東西表達感謝之情。在我們長大懂事后，經常告訴我們小時候的事情，并讓我們自己同奶娘家保持聯(lián)系；在我們工作后，要求每個人把第一個月的工資寄給奶娘，表達永遠不忘根據地人民的養(yǎng)育之恩。我們都沒有辜負父母的囑托，很好地處理了這個問題，當然這是后話了。
從媽媽生黃河起一直到在總政安排好工作止，大約十來個月的時間，由于駐地常變動，我和黑胖無處可托，只能經常在媽媽身邊。為了不影響他們的工作，趙連坤叔叔除了負責爸爸的生活和警衛(wèi)工作外還要照看我倆，他當時才20來歲，對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卻很有耐性。白天領著我們玩，常到河邊給我們抓蝌蚪、小魚什么的，黑胖特別調皮，經常把蝌蚪的尾巴掐掉，看著它們在水中掙扎的樣子，覺得好玩；他晚上帶著我們睡覺，一邊一個，把尿、蓋被子（蹬被子），使他也睡不好覺。有一天晚上，他伸手一摸黑胖沒了，迷糊中從地上抓起來塞進被子就又睡著了。早上一看黑胖的臉上、頭上怎么有不少血痂子？低頭一看，尿盆粉碎，尿流了一地，這才明白孩子晚上掉到了地上。媽媽看著弟弟的“尊容”真是哭笑不得，覺得太難為這個大“小伙子”了。黑胖由于沒有找到奶娘，所以同趙叔叔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弟弟不會走路時，他經常抱著或讓弟弟騎在脖子上，天冷時還把弟弟的兩條小腿和屁股揣進他自己的棉褲里，于是他的褲襠被尿濕，脖子上被拉上屎是常有的事。我爸媽非常感謝趙連坤叔叔對我們家的幫助，到總政工作后，送他到新組建的華北軍區(qū)畫報社學照相技術，他舍不得離開，但爸爸非常堅決，讓他一定要學一些本領。
我爸爸在軍委總政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即相當于組織部部長。媽媽在第一室擔任團級研究員，做組織、干部工作。我們住在平山縣夾峪村，離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不遠。我們3個孩子被送到了托兒所，這個托兒所就是我在延安時入的“延安洛杉磯托兒所”。后因國民黨發(fā)動內戰(zhàn)大舉進攻陜甘寧解放區(qū)，于1946年11月底撤離延安，東渡黃河經過山西歷時一年多時間于1948年春輾轉到了河北平山縣。因為我家離托兒所不很遠，我們有時能回家。可能由于前一段在家里住得時間長了，自由慣了，所以每次送我們去托兒所時，我們都很不樂意。有一次，媽媽和警衛(wèi)員叔叔用馬車送我們去托兒所，走了沒多遠，黑胖突然跳下車使勁往回跑，叔叔趕緊去追，把他抓回來交給媽媽后繼續(xù)趕路。媽媽問他為什么不愿意去托兒所？他說：托兒所不自由。媽媽真是無可奈何，以后送我們走時再也不敢大意了。
1948年，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zhàn)場都開始節(jié)節(jié)敗退。蔣介石不甘心失敗，妄圖采取偷襲我黨中央所在地的辦法，派飛機炸死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消滅中央首腦機關，使我軍群龍無首，挽救他們滅亡的命運。秋季的一天，我們正好在家里，突然飛機轟鳴聲和炸彈爆炸聲響起，人們開始奔跑。一個叔叔迅速把我抱起，飛快地向村外跑，我被挾在他的掖下，跳過一條“大河”，躲到莊稼地里，透過玉米葉子可以看見從頭頂飛過去的飛機。這次飛機轟炸的驚險情景，我一直忘不了！
這期間在托兒所的生活還是非常愉快的，阿姨經常帶小朋友們到河灘邊玩耍、一起做“老鷹抓小雞”、“找朋友”等游戲，至今我還能哼唱“找朋友”的歌詞。找朋友的游戲是這樣的，兩隊小朋友手拉著手相對三四米而立，唱歌的一隊向前走，不唱的一隊往后退。
甲隊：我們要求一個人啊，
乙隊：你們要求什么人啊，
甲隊：我們要求XXX啊，
乙隊：什么人來同他去啊，
甲隊：XXX來同他去啊。
然后這兩個小朋友單手拔河，雙方都給他們加油，輸者加入到贏者的隊伍中去，如此反復，最后以人數(shù)多少決定勝負。
托兒所就是以很多這樣的游戲，使我們在寓教于樂中身心得以健康成長。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我們在托兒所的這一段生活還是比較安定、幸福的。生活有了規(guī)律，也不太愛生病了。只是妹妹米囤得過一次百日咳，當時沒有什么特效藥，托兒所常采用的一種“土辦法”是給孩子注射大人的血，以增強抵抗力。這次是用我爸爸的血（A型）給妹妹注射的，用這種辦法還真治好了米囤的病。
到1948年底，我軍先后進行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zhàn)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大量的有生力量，為全國的解放取得了軍事上決定性的勝利。而隨后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又為解放全中國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工作。
1947年朱霖同四個孩子
為迎接革命勝利的到來，爸爸日以繼夜的工作，很少能顧及到孩子們，而媽媽在新的環(huán)境下不但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還要盡量安排和照顧好孩子們以減輕爸爸的負擔。這期間還發(fā)生了她大難不死的事情。她在1948年11月底住進了朱豪村從延安遷來的中央醫(yī)院，生下了第五個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黃勝利后，沒想到她感染了產褥熱，發(fā)高燒41度，半個多月不退。當媽媽看著同她來作最后告別的親人和同志們時，雖然說不出話來，但她心里很明白，她不甘心在勝利即將到來之時離開大家，心里想著一定能戰(zhàn)勝疾病。在退燒藥不起作用又無藥可使的情況下，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的愛人拿出了為他們孩子（夫妻長期分居，年紀很大才有一對兒女）急救所備的奇缺的兩瓶盤尼西林，同時在延安來的醫(yī)生的全力救治下，媽媽終于得救了，同大家一起迎來了勝利進北平（北京）的日子。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于1949年3月23日由西柏坡出發(fā)，25日到達北平西郊的香山。我爸爸是同軍委總政的領導跟著毛主席一起到香山的，媽媽是同機關的其他同志和孩子們于4月初離開平山縣的。
這次搬家對媽媽來說最困難的不是財物，供給制下個人沒有多少東西，主要還是孩子問題。5個孩子其中還有一個是剛4個來月由奶娘喂養(yǎng)的孩子，這真是不小的負擔。奶娘一聽說要把黃勝利帶走，說什么也不干，非要把孩子留下。媽媽雖然生孩子多，但也舍不得把孩子送給人家，最后只能以帶著奶娘一起進北平，然后再把她送回家為條件，才把弟弟帶走的。這時二弟黃河已由他奶娘、奶爹從涉縣送來，我、黑胖和米囤也都從托兒所接回，以減輕托兒所的負擔。
我們進北平乘坐的是繳獲的美國造高四輪大卡車，路經石家莊到保定，住一夜。我記得當時住在一個小樓里，看到電燈通明，孩子們興奮極了，樓上樓下地跑個不停。第二天早上出發(fā)，我發(fā)燒病了，只好由一個阿姨摟著我坐在汽車的駕駛室里，一路昏睡啥也記不得了。聽媽媽說，我們是由西單南邊的宣武門進城，又出復興門到稱為“新北京”的翠微路，在一個日本人的舊兵營里住下來的。
“洛杉磯托兒所”也從平山縣遷到了北平西郊萬壽寺，我們家個孩子連弟弟黃河一起又都入了“北京洛杉磯托兒所”（后來1950年6月又因爆發(fā)了美侵朝戰(zhàn)爭，我志愿軍10月入朝參戰(zhàn)托兒所更名為“中央軍委直屬機關保育院”）.1949年夏天趙連坤叔叔陪爸媽去看我們。我們在托兒所門前站在吉普車上同爸媽和丑子岡院長及她的女兒亮亮一起留下了一張很有意義的照片。
由于父母工作忙，不能顧及我們，尤其是建國后1950年1月他們調入外交部，從事外交工作，后被派往同我國建交的國家，長年在國外。托兒所包管了我們的一切，從吃穿用到辦理升小學，為我們解決了所有家長要操心的事。就是在我上小學以后，放寒暑假其他同學都回家時，托兒所還接我們這些沒有家的孩子回去過好幾次。
我們都稱呼院長丑子崗為丑媽媽，她對我們這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特別關心、照顧，想盡辦法為我們改善假期生活，組織到公園玩，看文藝演出等多項活動。我記得有兩個假期，她特別地交待炊事員給我們做過黃油點心吃，在我們這些孩子的記憶中可能都留下了那最好吃的點心的滋味！
我們上了小學的孩子比托兒所的孩子不好管，有一些孩子很調皮，真給托兒所增加了不少麻煩。按常理講，我們已經升入了小學，托兒所完全沒有義務再管我們了，正是由于丑媽媽和托兒所員工對我們的深厚感情，才這樣對待我們。尤其在我們長大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從切身感受更加深刻體會到他們的情誼，也更加懷念他們。
假期我回到托兒所，丑媽媽特地把我弟妹接來同我團聚，讓我?guī)е麄円黄鹜?。我還記得，丑媽媽拿著糖果給弟弟妹妹吃時，嘴里不停地說：這是爸爸媽媽給你們的糖果。實際上父母遠在幾萬里之外，她為了使長期離開父母的孩子們不忘記父母，想盡辦法使我們產生對父母的感性認識，她的良苦用心讓我終生難忘。
我是1949年秋由托兒所送到萬壽路“中直機關育英小學”的。這是直屬于中央機關的學校，招收的都是機關干部和有關人員的子女。學校實行的是供給制，吃、穿、住、用，國家全管，一直到1954年取消供給制實行工資制為止。我們的生活待遇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屬于中上等的。雖然我父母長期不在國內，孩子們陸續(xù)上小學后都是長年住校，但畢竟是全國解放了，開始了和平、安定的生活。除了在抗美援朝期間，學校的玻璃都用白紙條糊成米字型，我們也參加一些支前活動，能夠感受到一些緊張的氣氛外，可以說我們開始了金色童年的生活。
黃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