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與白銀是人類很早就發(fā)現并使用的兩種稀有貴金屬，它們的金屬特性與稀缺性使得它們具有非常昂貴的價值。無論是在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印加還是古代中國文明中，金銀制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往往成為與權力、地位、財富、尊嚴等概念掛鉤的奢侈品。金銀由于比重大、價值高、化學性質穩(wěn)定以及易于加工的特點，在古代主要有三種用途：一是制作貨幣，二是制作裝飾品及器皿，三是作為工業(yè)原料。
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對金銀制品的使用也有著長久而不間斷的歷史，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夏商時期，就已經開始使用黃金制品。西周時期較少發(fā)現黃金制品，至春秋時期開始，黃金已經開始作為貨幣，至戰(zhàn)國時期黃金已經開始用于制作器皿。此后，金銀制品數量增多，使用范圍與器形種類也更加豐富。近年來，陜西歷史博物館征集到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至明清時期的各類金銀器數十件，現特選擇部分加以介紹，與讀者共同欣賞。
整組金飾片由8件規(guī)格不同、造型各異的金飾件組成。
其中，有兩件矩形怪獸與蛇搏斗紋金飾片（圖一∶1、2），共重約12.7克。金飾片最外部為一個一側為圓角的近矩形方框，方框四角有穿孔，方框上飾聯珠紋。方框內主題紋飾為一只行走狀的怪獸與蛇搏斗，怪獸長嘴尖耳，頭頂有彎曲的角，一口咬住蛇的尾部，大蛇盤繞在怪獸腿間，咬住怪獸的一條后退。整個畫面風格粗獷，充滿力度與緊張的氛圍。從金飾片四角的穿孔看，應該是縫綴在某種物體表面的裝飾品。
一件圓形雙獸紋金牌飾（圖一∶3），重4.3克。金飾片呈圓形，上飾兩只怪獸交頸纏繞，并有兩個穿孔，牌飾一周有密集穿孔，應是為了便于縫綴。
五件鳳鳥紋金飾片（圖一∶4-8），共重9.5克。每件上均裝飾首尾相對的兩只鳳鳥，鳥身及尾羽處均有穿孔。
圖一 戰(zhàn)國 獸紋金飾片一組
圖二 甘肅張家川出土的戰(zhàn)國虎形金飾片甘肅省博物館藏
類似怪獸紋裝飾，多見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戎人或匈奴人的遺物中，比如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出土于陜北的戰(zhàn)國金怪獸，甘肅博物館藏甘肅張家川出土的戰(zhàn)國虎形金飾片（圖二），鄂爾多斯博物館藏內蒙古鄂爾多斯準格爾旗西溝畔2號墓出土的戰(zhàn)國直立怪獸紋金飾（圖三）等。從它們的造型與紋飾可以看出，普遍承襲了更早期斯基泰文化及廣大中亞草原文明的元素，明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
圖三 內蒙古鄂爾多斯準格爾旗西溝畔2號墓出土的戰(zhàn)國直立怪獸紋金飾鄂爾多斯博物館藏
圖四 戰(zhàn)國 怪獸紋銀節(jié)約
2012年征集， 直徑約3.5厘米，共重82克。節(jié)約，是裝飾和連接馬絡頭、轡帶的零件。這兩件節(jié)約均為圓形，銀質，飾神獸紋，神獸獠牙尖耳，頭上有鳥喙形的角，制作精美，與神木納林高兔所出金怪獸為一類神獸，應為草原文化器物。匈奴馬飾以青銅制品多見，較少見到銀質。
唐代是中國古代金銀制品大發(fā)展的時期，金銀器皿的數量顯著增多。唐代金銀器最主要的發(fā)現有三次，其中兩次在陜西：一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金銀器271件，何家村金銀器可以說匯集了盛唐時期唐代皇家金銀器的巔峰之作；一是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共出土金銀器121件，主要是晚唐時期唐懿宗、唐僖宗兩代皇帝供奉佛祖的供器。這兩次大發(fā)現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唐代金銀器的工藝水準與藝術風貌，也反映了陜西作為唐代定都所在地出土金銀器的重要價值。近年來陜西歷史博物館也先后征集到一批唐代金銀器。
圖五 唐 銀軍持
這件唐代銀軍持高22厘米，重217克。軍持是梵語音譯，又可譯作君持、君遲、軍遲、軍挺等，相當于漢語的“水瓶”。本來是印度民族的一種日常生活用具，不僅佛教徒使用，婆羅門教徒也使用，后來才被佛教徒賦予了宗教意義。軍持的器形雖然來源于印度，但是其具體用法并不清楚，最早對其用法進行記錄的是唐代高僧義凈。他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指出軍持有凈瓶與觸瓶兩種，且材質與用法均有所不同。但軍持在傳入中國后，使用方式逐漸混淆，并且在唐代就已經稱為“凈瓶”了，是佛教儀軌中常用的水器，用來盛裝灌頂或洗手的凈水，因此稱為凈瓶。唐代軍持的材質多種多樣，陶瓷、金銀、銅質均有。
軍持從形制上分主要有單口與雙口兩種，陜西歷史博物館新征集的這件為雙口軍持，銀質，細長直頸，圓肩，直腹微內收，圈足外撇，腹部一側有帶蓋流，流口朝上。這件軍持的造型與1983年洛陽糧食局龍門糧庫發(fā)現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神會和尚身塔塔基中出土的一件銅凈瓶完全一致。軍持的這種造型主要與它的使用要求有關，作為一種重要的法器，它的使用非常講究潔凈而且要保持慈悲禁止殺生，所以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軍持的口部要以物覆蓋時說：“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因此，軍持的上口極為窄細而下口上設有蓋，這樣就即可以保持潔凈又能避免傷害蚊蟲。
軍持的造型至北宋以后而有一大變，從1969年河北定州凈眾院北宋至道元年（995）塔基地宮出土的白釉龍首蓮紋大凈瓶（圖六）可以看出，此時軍持肩部的口已經完全變成流了，因此做成了龍首的造型。這種變化也與軍持的使用方式發(fā)生改變有關。關于軍持的原始用法，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提到：“其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粗如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擁口令上豎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于此處?？墒芏?，小成無用?！闭f明早期軍持是以上口為流飲水，下口裝水，汲水時，以手托住頸部之相輪，將瓶身浸入水中，漫過肩部之口，待水滿后提出即可。然而軍持自傳入中國后，因為中國僧人主要不以乞食為生，不需要用軍持到河流中汲水，因此慢慢就與中國傳統(tǒng)的瓶相混用，肩部的口就從注水口變成了流，因此才演變出了龍首流、象首流等造型。
圖六 河北定州塔基地宮出土的白釉龍首蓮紋大凈瓶
2011年征集，銀杯高9厘米，重235克。小口束頸，圓鼓腹，圜底，假圈足。腹部一側有一環(huán)形指鋬，鋬上有半圓形指墊，指鋬與指墊均以鉚釘與杯體連接。這種形制的銀杯屬于典型的粟特式銀器，1970年何家村金銀器窖藏中就曾出土一件非常類似的銀杯（圖八）。
圖七 唐 粟特式單柄銀杯
圖八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銀杯
圖九 唐 銀絲編提梁茶籠
圖十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金銀絲編結提籠
2011年征集，通高10厘米，籠體高8.3厘米，重80克?；\整體為銀絲編結而成，圓柱形，籠體中空，兩側置銀絲編結的提梁，整體鏤空，蓋上以銀絲編結為花形，蓋與提梁以銀鏈連接，并與器身以子母口蓋合。器蓋口部、器身口部及底足外一圈均以條帶狀銀箔包邊。器蓋及器身近口部、近底部均以銀絲編結聯珠紋裝飾一周。1987年扶風法門寺地宮也曾出土一件金銀絲編結提籠。不過，作為懿宗、僖宗兩朝皇家供奉佛祖的供器，這件提籠明顯更為富麗堂皇。提籠以金銀絲編結，器身為四曲近橢圓形，器底兩側飾鎏金獸首四足，富有皇家氣派（圖十）。此種提籠，研究者普遍認為是盛裝茶葉的茶器，從今天人主要飲用沖泡散茶的習慣看，茶器鏤空容易露出茶葉，甚為不便，但唐人飲茶主要為點茶，散茶并不能直接沖泡飲用。唐代陸羽所著《茶經·三之造》重點介紹了餅茶的采制工序，即“晴，采之，蒸之，搗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說明唐代餅茶的采制經過了七道工序。而在《茶經·二之具》中，講到做餅茶的模子“規(guī)”時說：“一日模，一日棬，以鐵制之，或圓、或方、或花。”規(guī)，是制造餅茶的圈模，同時，說明制造出的餅茶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還有花形的。經過加工壓制成的茶餅，平時，用紙或箬葉之類包存，放在茶籠里，掛在高處，通風防潮。飲用時，隨手取出，如果茶餅已受潮，還需要將茶籠放在炭火上稍作烘烤，使茶餅干燥，便于碾碎。由此可見，茶籠之所以要制成鏤空狀，正是為了便于通風干燥。當時普通的茶籠可能使用竹篾編制，而貴族則使用具有良好延展性的金銀作為原料編結而成。
2010年征集，長13.3厘米，高8.7厘米，重35.5克。飾片為銀質，錘揲成型，部分殘缺，主題紋飾為一對相對騰躍而起、雄壯矯健的翼馬。輔助紋飾為云氣化的忍冬紋。翼馬也稱天馬或飛龍馬。馬的出現比人類的誕生要早得多。根據古生物學的研究發(fā)現，早在5000萬年前，就有了像狗一樣大小的“始祖馬”，到了距今300萬年前的更新世，才進化成了如今見到的單蹄“真馬”。家馬最先可能出現在今天烏克蘭一帶的廣袤草原上，第聶伯河西岸德累夫卡遺址發(fā)現的距今6000年前有明確佩戴過馬嚼子痕跡的家馬骨骼便是明證。由此開始人與馬的情感從此變得深厚而悠長，馬的歷史也開始與人類的歷史深度交融共同發(fā)展?？缟像R背的人類流動性大大加強，而隨之而來的，是遷徙、征服、交融與滅亡的戲碼串聯起的文明史的新篇章。
圖十一 唐 金翼馬紋銀飾片
由于馬在運輸方面的重要能力，自商代以來，馬就成為了重要的貨物，從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明確顯示，馬的價值遠高于牛羊，甚至高于戰(zhàn)俘與奴隸。但真正讓馬大顯身手的還是戰(zhàn)爭。春秋時期是馬架戰(zhàn)車的黃金時代，車戰(zhàn)是戰(zhàn)爭的核心形式，那時的大國都以自己擁有的強大車兵為傲視群雄的資本，“千乘之國”是邁入大國的基本門檻。而要成為這樣的大國，前提就是要有眾多的馬匹。馬從此走出王室貴族的宮廷禁苑，成為了任何立志統(tǒng)一天下的國君都不能忽視的戰(zhàn)備資源。到了戰(zhàn)國時期，騎兵異軍突起，成為了戰(zhàn)場新的主宰，馬匹也由此變得更加重要。到了漢初“白登之圍”，數十萬大漢步卒被匈奴鐵騎圍困，漢高祖差點丟了性命，更是讓中原王朝在馬匹這一戰(zhàn)略資源的儲備方面留下了血的教訓。由此，中原帝王對馬，特別是寶馬的向往逐漸上升為一種信仰，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前104-前101），漢武帝派遣李廣利率兵兩次出塞進攻大宛，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優(yōu)良的汗血寶馬，不但耗費了大量資財，而且兵員損失達數萬人，平均起來，幾乎是用十余條人命的代價換回一匹大宛馬。大宛馬確實比烏孫馬更為神駿，武帝見后大喜，遂將烏孫馬改名“西極馬”，將“天馬”的名字賜予了大宛馬。這充分說明，在當時的統(tǒng)治者心目中，優(yōu)良馬種對于維護帝國統(tǒng)治、實現開疆拓土的霸業(yè)是多么的重要。而在民間，馬也逐漸演變?yōu)橐环N祥瑞，唐代工匠為它添上羽翼，以彰顯它的神駿，從而演化為天馬的形象，一直到明清時期，天馬還是瓷器上常見的祥瑞形象之一。
2010年征集，一副兩件，重9克，均為純金制，大小相同。環(huán)鉤連接環(huán)垂，環(huán)鉤彎曲接近圓形，環(huán)垂為八棱葫蘆形，中空，錘揲焊接而成。這種彎鉤細長的葫蘆形金耳墜在南方元明時期墓葬曾有出土，如無錫元代錢裕夫婦墓、南京明代徐俌夫婦墓即是例證。此類耳飾當時人成為“葫蘆環(huán)”，據明朝著名權臣嚴嵩被抄家后的清單《天水冰山錄》中所載“耳環(huán)耳墜”一項，此類葫蘆環(huán)便列出多種，如金光葫蘆耳環(huán)、金折絲葫蘆耳環(huán)、金累絲葫蘆耳環(huán)，金葫蘆耳環(huán)等，可見當時非常流行此種耳飾。另外還有以金絲與玉珠制成的葫蘆形耳飾，時人稱為“四珠葫蘆環(huán)”，級別比僅以純金制作的葫蘆環(huán)要高，如南京博物院所藏江蘇鎮(zhèn)江安鎮(zhèn)所出的一對（圖十三）。
圖十二 明清 葫蘆形金耳墜
圖十三 江蘇鎮(zhèn)江安鎮(zhèn)出土的葫蘆形耳飾南京博物院藏
圖十四 明清 靈芝形金耳飾
2011年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移交，長5.8厘米，重11.2克。純金制成，枝頭部利用金的延展性卷曲制成四朵靈芝花飾。此金耳飾移交時與一件包銅玉簪一起。明清時期青花瓷常以靈芝紋裝飾，根據一同送交的玉簪及靈芝紋飾推測可能是明清時期器物。
歷史之河不舍晝夜，匆匆間千百年已過。它帶走了漂浮其上的浮華與泡沫，留下的則是工藝精湛備受珍視的精美藝術品。今天，這些金銀制品被我們悉心收藏、保護，它們的光輝將一直閃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