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冀先生關于曹操墓的兩篇文章，標題雖異，但內容基本相同，今以《曹操墓仍不宜定論》一文為依據(jù)，進行討論。徐先生文章的核心仍然是指向“魏武王銘刻”。徐文指出：
所謂的“曹操墓”中出土了兩類石刻銘牌，一共62塊。一類六邊形，器形小，刻有隨葬品的名稱和數(shù)量，比如“黃綾袍領袖一”、“鏡臺一”、“書案一”等；一類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內容?？梢园l(fā)現(xiàn)六邊形的占大多數(shù)，沒刻人名；圭形的占少數(shù)，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跡潦草。發(fā)掘簡報認為它們“是認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證據(jù)”。
文獻記載曹操謚號“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漢，十一月追尊曹操為武皇帝，這些只能說明石牌刻銘的時間，并不能說明西高穴2號墓就是曹操墓。試想作為隨葬品只需刻名稱、數(shù)量、埋入墓中，還需要特別刻上墓主人名字嗎？曹丕又怎會將標明其父謚號的刻銘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銘刻，也應如六邊形銘刻一樣，標明物品名稱數(shù)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標明“魏武王”，這恰好說明西高穴2號墓不是曹操墓。
由此產(chǎn)生另外一種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將物品（含兵器）賜予其子及臣下，文獻中有這類記載：如《藝文類聚》卷六十《軍器部·刀類》中說“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余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文獻中還不乏把“常所用”、“常所執(zhí)”、“常所御”的物品賜予親屬與大臣的記載，比如《三國志》中記載孫權“以己常所用御幘縑蓋賜”周泰，孫權又“以手中常所執(zhí)寶刀贈”費袆，《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余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很可能是下葬獲賜者時把這類物品帶入墓中，還特別標明出來以示榮耀。［2］
以上是徐先生文章的主要觀點。徐先生首先假定，銘刻中不應當出現(xiàn)“魏武王”名字，出現(xiàn)了就恰好證明“西高穴2號墓不是曹操墓”。這沒有什么邏輯，沒有一條規(guī)定，古人下葬時不能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物品放入墓中。古代墓葬中出現(xiàn)的“印章”比比皆是，“印章”不都是刻有“名字”的嗎？前些年洛陽發(fā)現(xiàn)的曹休墓，就是憑一枚“曹休”印章而拍板定案的。曹丕在下葬其父親曹操時，完全有可能把漢獻帝賜給他父親的謚號——魏武王刻在名牌上并置于墓中，從而來顯示其榮耀。
徐先生的“賞賜論”認為，西高穴2號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銘刻器物，不是曹操所有，而是曹操生前將這些器物贈給了他的兒子和臣下，受賜者死后將這些器物埋入了墓中。所以，雖然墓中出現(xiàn)“魏武王”銘刻，也不能證明該墓就是曹操墓。這里所說完全是一種假定，他沒有任何直接證據(jù)來證明曹操把器物送給了別人。如是，他采用了“間接證明法”，將“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論題分成兩截，先辯論曹操（魏武帝）送給別人東西，后辯論“常所用”的東西可以被贈送。兩方面的例子他都找到了：魏武帝曹操（按：不是“魏武王”）不是把刀送給兒子了嗎？后又舉出孫權、劉秀將“常所用”之物送給了他人?？蛇@些例子并不能說明曹操把“常所用挌虎大戟”等送給別人了。徐先生所使用的“間接證明法”是不科學的，實際上是一種“詭辯術”?！冬F(xiàn)代漢語詞典》對“詭辯”的解釋是：外表上、形式上好像是運用正確的推理手段，實際上違反邏輯規(guī)律，做出似是而非的推論［4］。如果徐先生真有證據(jù)證明曹操確實把這些兵器送給了別人，那就應當拿出來，讓別人心服口服。
徐先生文中所舉“曹操送刀”的例子，也存在問題。文獻記載中確有“曹操送刀”一事。如，“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按：指曹丕）；其余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③，“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按：曹丕）得一，余及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余二枚，家父自杖之”④，這里所記是關于“曹操送刀”事情的全部。徐文“曹操送刀”的例子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一：古代有佩刀、捉刀、長刀之分，所送之“刀”什么樣子現(xiàn)已無從知曉，所以我們也就無從知道曹操送給兒子們的“刀”是否就是“魏武王常所用”的那種“刀”。二：退一步，假定曹操送的“刀”是銘刻中的“常所用挌虎大刀”，文獻記載非常明白，一共五把：三把送給了曹丕、曹植和饒陽侯曹豹（又名曹林），余下兩把曹操自己留用。曹操留下的“刀”，自然是“常所用”，這樣曹操墓中出現(xiàn)“常所用挌虎大刀”就很正常。如今，徐先生硬要解釋成是曹操送給兒子們的那把刀，實在沒有根據(jù)，因為曹操送給兒子們的“刀”，曹操一次也沒有用過，一造出來就送給他們了，根本談不上是“常所用”。這樣一來，徐先生采用的“曹操送刀”例子就“弄巧成拙”：不但沒有幫自己的忙，反而對自己提出的“賞賜論”作出了否定。曹操手中既然有這樣的刀，他死后，曹丕將其葬入父親墓中，乃順理成章之事，“賞賜論”又從何談起呢［5］？
從曹操墓中出土的兵器銘刻主要有：兩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兩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一件⑤“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一件⑤“魏口口「?！顾貌诳凇缸怠苟丁?。另有一件“長犀盾”。依現(xiàn)存情況看，至少八件。因該墓多次被盜，原存有多少就很難確知了。
對于墓中所出現(xiàn)的“兵器銘刻”，應當怎樣去研究，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孤立地一件一件去研究，另一種是把它當成“組合”去研究。后一種方法無疑是正確的。曹操奮斗一生，到最后享有“天子”待遇，是何等的不容易！他死后，被漢獻帝賜謚號“武王”。曹操《遺令》雖要“薄葬”，但他的身份特殊，地位榮高，兒子曹丕在操辦時是不會怠慢的。試看曹丕《武帝哀策文》：
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zhí)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我們從《哀策文》可以看到，殯葬儀式中有“鹵簿”“三官”“前驅”，非常隆重?！扒膀尅笔恰伴_路”的，是指走在最前面的儀仗?！扒膀尳ㄆ臁?，那“旗幟”一定不少，曹操墓中發(fā)現(xiàn)不少“鎏金銅蓋弓帽”，可能就是旗幟上的。一般而言，儀仗隊伍均兩人并行，所以我們見到的曹操墓中兵器銘刻多為兩件（戟、矛、椎）。大刀估計原來也應有兩件，可能因為被盜，現(xiàn)僅一件。
儀仗兵器中的“戟”（或稱“棨戟”），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逗鬂h書·輿服志上》：“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薄扒傲小币簿褪恰扒膀尅?。古人用什么樣的“戟”，是有嚴格規(guī)定的：一般官吏只能用象征性的“木戟”，“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為前驅”⑥。但天子不用木制髹漆的“槳戟”，而是用真戟。這是很重要的區(qū)別。西高穴2號墓出土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銘刻，說明此戟為真戟，這是曹操享有“天子”待遇的最好證明。
用戟制度也有嚴格規(guī)定：天子用“交戟”，即皇帝在皇宮或到達某一駐地后，在殿堂或駐地周圍及門道兩旁，設衛(wèi)士執(zhí)戟交叉而立，故稱“交戟”。設置的目的：一是為了顯示“威嚴”；二是為了阻止外人進入，以防不虞。《藝文類聚·雜文部》卷五十六：“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衛(wèi)尉曰：‘周衛(wèi)交戟禁不時’。”《后漢書·張禹傳》引張禹等《上鄧太后表》曰：“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彼?，交戟是天子的警衛(wèi)之制，在出行過程中稱“警蹕”，在駐地住宿稱“駐蹕”。這種制度，不光是為了顯示榮耀，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皇上安全。按照漢制，大臣上殿覲見皇上，是不許帶兵（指兵器）的，但邊關將帥除外。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因討伐張繡，要覲見漢獻帝，他帶兵上殿，只能低頭趨前，頸上立“交戟”，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自此以后，曹操不再覲見皇上，并記恨在心，一步步蠶食皇帝的權威。經(jīng)過20余年的奮斗，終于盼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漢獻帝賜予曹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十月，冕十有二旒”。曹操儼然享受“天子”的待遇了。西高穴2號墓中出土兩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是“交戟”的最好證明，也是曹操享有天子待遇的最好證明。
在西高穴2號墓所出銘刻中，有“鹵簿”和“常所用長犀盾”各一件。什么是“鹵簿”？蔡邕《獨斷》卷下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睉俊稘h官儀》：“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兵衛(wèi)以甲盾居外為前導，皆謂之簿，故曰鹵簿。”證實曹操殯儀中有“鹵簿”，歷史文獻與考古文物中的材料完全吻合?！胞u簿”中有“甲盾”，而西高穴2號墓中又有“常所用長犀盾”銘刻，考古文物與歷史文獻記載再次密合。這件“長犀盾”銘刻發(fā)現(xiàn)也很有意思，它是在2010年6月12日上午，考古人員在清理墓室內石質地板殘塊時發(fā)現(xiàn)的［6］。此時，曹操墓的“大辯論”已經(jīng)進行半年多了。銘刻中標明的是“犀盾”，而不是一般的盾，也表明了墓主人身份之高貴。
綜上，西高穴2號墓中所出銘刻兵器，是以“交戟”為主的一套兵器組合，包括戟2、矛2、刀1（原可能是2）、椎2、長犀盾1。這些兵器銘刻一般都標有“魏武王常所用”，它們都是曹操殯儀中“鹵簿”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漢制，這套以“交戟”為主的組合規(guī)格最高，只有“天子”“皇后”“太子”及新享有“天子”待遇的曹操才能有，其余的人統(tǒng)統(tǒng)沒有這種資格。既然兵器銘刻中表明的是“魏武王”，那墓主肯定就是曹操，不會是其他人［5］。這些兵器銘刻都是圭形，尖部中間有穿孔，穿孔內有銅環(huán)，銅環(huán)連以銅鏈?？梢?，這些銘刻原來是與器物連著的。由于這些兵器是“鹵簿”（儀仗）的組成部分，故其形制也與日常生活用品的銘刻形制不同，存放的位置也不同，兵器銘刻放在前室（陰間的“廳”），日常生活用品銘刻則放于后室（陰間的“寢”）。由于隨葬物的性質不同，故其形制和所放位置也不相同。這也是徐先生開始不解銘刻形狀不同原因之所在。徐先生認為這些兵器是曹操賞賜給他人的，別人死后埋入了自己的墓中。請問徐先生：曹操為之奮斗一生得來“天子待遇”，難道會拱手送給他人嗎？當時的曹操（他仍然是“臣”）有什么權力將“天子待遇”贈送給他人呢？誰又敢接受這種待遇，而不怕招致殺身之禍呢？這些，恐怕徐先生一個都回答不了。所以，從情理上和法理上分析，曹操都不可能將這一套“常所用”兵器賜予他人。
西高穴2號墓中出土的銘刻，有件“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因為在該墓后室所出銘刻中，有“渠枕一”，故而該器物雖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回來的，但確為該墓之器物?！扒硪弧?，即是“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從器物形制來看，因該石枕中間低，兩邊高，恰似“渠”，又有“渠枕”之稱。石枕是實物、銘刻、銘牌三位一體，稱得上是“板上釘釘”。由于“慰項石”是生活用品，故銘牌“渠枕一”發(fā)現(xiàn)于墓的喉室內。因此，“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確是曹操墓的隨葬之物［5］。
從歷史文獻和文學作品的記載看，曹操患有“偏頭痛”，且久治不愈。如果從現(xiàn)代醫(yī)學的角度來看，或是因頸椎病引起。治療頭痛，就從改善頸椎血流狀況開始。這件“渠枕”，應當是曹操治療頸椎和頭痛用的。曹操臨終前在《遺令》中有囑咐：“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時，勿遺?！笨梢?，頭痛是曹操的終身之疾，他到“陰間”以后，還須“繼續(xù)治療”。這件“慰項石”是一定要帶走的，曹操絕對不可能送給別人［5］，而只能是自己受用。所以，我在《論“魏武王”銘刻在曹操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說過：西高穴2號墓所出“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是曹操墓的鐵證。
徐先生的“賞賜論”認為：西高穴2號墓中的“魏武王”銘刻的器物，并不為曹操所有，而可能是曹操賞賜給他人的，被賞賜者死后將此銘刻及其器物葬入墓中?！八裕鞲哐?號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個陪葬墓?！保?］按照徐先生的這一說法，就產(chǎn)生了另外的問題：“陪葬者”是誰？去世于何時？
根據(jù)徐先生所說，這位“陪葬者”應當在下列兩類人中產(chǎn)生：一是曹操的兒子；二是曹操的近臣。但不管是誰，“陪葬者”應當符合下列條件：1.年齡在60歲左右，若將測量誤差考慮進去，至少也在50歲以上；2.地位或身份在“王”以上；3.曹操曾賞賜“陪葬者”兵器，尤其是“刀”“戟”之類；4.去世的時間在曹操去世之后，曹丕即位之前。四條之中，第4條最為重要。關于第4條，徐先生也是同意的。他說過：“文獻記載曹操謚號‘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漢，十一月追尊曹操為武皇帝。這些只能說明石牌刻銘的時間?！奔热幻鞔_了石牌刻銘的時間，那就好辦。這些石牌是什么？是“遣策”，是給死者的“帳簿”。因此，陪葬者一定是在這段時間內去世的。超過了這段時間，那銘刻就不是“魏武王”，而是“魏武帝”了。所以，第4條是關鍵中的關鍵。我們將首先按照第4條，對曹操身邊的兩類人員進行考察。
先說曹操的兒子們。曹操共娶過16位女人，其中丁夫人、王昭儀（妃嬪）、來鶯兒（洛陽名妓）沒有兒子，其余13位都是有兒子的。他們是：卞太后所生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劉夫人所生曹昂、曹鑠，因劉夫人早死，由原配丁夫人撫養(yǎng)成人；環(huán)夫人所生曹沖、曹據(jù)、曹宇；杜夫人所生曹林（又名曹豹）、曹袞；秦夫人所生曹玹、曹峻；尹夫人所生曹矩；陳妾所生曹干，由王昭儀撫養(yǎng)成人；孫姬所生曹上、曹彪、曹勤；李姬所生曹乘、曹整、曹京；周姬所生曹均；劉姬所生曹棘；宋姬所生曹徽；趙姬所生曹茂。
25子中可分三種情況：第一，未成年而早死者8人，他們是曹鑠、曹沖、曹玹、曹矩、曹上、曹勤、曹京、曹棘。既然是未成年而死，自不在考慮之例。第二，成年而死于曹操之前者4人，他們是：曹昂，劉夫人所生，建安二年（197年），在宛城之戰(zhàn)中被張繡所殺；曹乘，李姬所生，為一小官，一生沒有做什么大事，后遭曹氏正統(tǒng)排斥，離開了官場，亦早死；曹整，李姬所生，后過繼給叔父曹紹為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去世；曹均，周姬所生，后過繼給叔父曹彬為嗣，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去世。此四人均死在曹操之前，當然也不在考慮之例。第三，死于曹操之后者13人。這里面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死于曹魏黃初二年（221年）以后者，12人。他們是：曹丕，魏文帝，死于黃初七年（226年），葬于洛陽首陽山；曹彰，死于黃初四年（223年），葬于鄢陵；曹植，死于曹魏太和六年（232年），葬于山東東阿魚山西蔍，此墓已被發(fā)掘［7］；曹據(jù)，死于曹魏太和七年（233年）；曹宇，魏元帝曹奐之父，死于西晉咸寧四年（278年）；曹林（曹豹），死于曹魏正元三年（256年）；曹袞，死于曹魏青龍三年（235年）；曹峻，死于曹魏甘露四年（259年）；曹干，死于曹魏景元二年（261年）；曹彪，死于曹魏嘉平三年（251年）；曹徽，死于曹魏正始四年（243年）；曹茂，死年不詳，但曹魏太和元年（232年）被封為曲陽侯，他去世當在此年之后。以上12人中，距曹操死年最近者是曹彰，但也相隔四年。因此，以上12人都不可能是“陪葬者”。曹操25個兒子中，死亡時間距曹操之死最近的是曹熊，他死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熊是卞太后第四子，自小體弱多病。曹操去世時，因未能到鄴參加喪禮，為此曹丕遣兵捉拿，曹熊懼罪，自縊身亡。后仍被厚葬，追封為“蕭懷公”。曹熊生年不詳，他的胞兄曹植生于東漢初平三年（192年），按后推兩年計算，他可能生于公元194年，至公元220年，頂多也就是26歲，與高陵2號墓墓主60歲年齡相距甚遠。因此，曹熊根本不可能是高陵2號墓的“陪葬者”；況且，他是“畏罪自縊而亡”，曹丕也不可能讓他厚葬于高陵。
總之，25個兒子沒有一個符合“陪葬者”的條件。下文我們再來考察曹操的近臣。曹操一生中，戰(zhàn)將如云，為曹魏基業(yè)建立了功勛。其中的佼佼者有：曹氏本家曹仁、曹洪、曹真、曹純、曹休；夏侯本族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外姓中的“五子良將”張遼、樂進、于禁、徐晃、張郃。以上共計13人。這些戰(zhàn)將也分兩種情況，即曹操死前去世的和曹操死后去世的?，F(xiàn)分別“考察”如下：
曹操死前去世的有：曹純，曹仁之弟，死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夏侯淵，夏侯惇之堂弟，曹操本族兄弟，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在定軍山與蜀軍交戰(zhàn)，被老將黃忠斬殺；樂進，死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以上三人，均早于曹操去世，自然不可能是“陪葬者”。曹操死后去世的有：曹仁，曹操堂弟，曹魏黃初四年（223年）去世；曹洪，曹操堂弟，曹魏太和六年（232年）去世；曹真，曹操族子，死于曹魏太和五年（231年）；曹休，曹操之侄，死于曹魏太和二年（228年），他的墓已在洛陽被發(fā)現(xiàn)［8］；夏侯尚，死于曹魏黃初六年（225年）；張遼，死于曹魏黃初三年（222年），他的衣冠冢在安徽省合肥市逍遙津公園內；于禁，“五子良將”之一，但晚節(jié)不保，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襄樊戰(zhàn)役中，被關羽打敗投降，后來，孫權擊敗關羽，于禁獲釋到了吳國。公元221年，孫權遣于禁回到魏國，曹丕讓他拜謁曹操陵墓，陵園內畫有關羽戰(zhàn)克、于禁降服之狀，他看后，感到丟人而得病死去；徐晃，死于曹魏太和元年（227年），據(jù)說，他的墓在今河南省許昌市張潘鎮(zhèn)的農田中；張郃，“五子良將”之一，諸葛亮六出祁山，張郃多次抵擋，曹魏太和五年（231年），在木門道被諸葛亮設伏射死。他的墓，傳說就在木門道，那里有“張郃墳”。也有另一種說法，張郃墳不在那里，而是在他的出生地河北任丘。以上9人都是在曹丕即位之后去世的，相距最短的也有一兩年，最長的達22年，故他們都不可能是“陪葬者”。
在曹操近臣中，有一人之死距曹操之死最近，他就是夏侯惇。曹操病重期間，夏侯惇前去探望，據(jù)說因此得病。羅貫中是“貶曹派”，小說《三國演義》對此有所渲染和夸張，不可全信；但夏侯惇病倒，可能是真的。曹丕即位后，他被提升為大將軍，幾個月后死去。雖然如此，夏侯惇同樣不符合“陪葬者”第4條；況且，他的墓已確知是在河南省許昌市河街鄉(xiāng)，與夏侯淵的墓在一起。
以上我們分別考察了曹操的25個兒子和13位近臣，一共38人。他們中沒有一個符合“陪葬者”的條件［5］?？梢?，安陽西高穴2號墓是曹操高陵的“陪葬墓”之說，時空上沒有立錐之地。我想徐先生在提出此說時，應該沒有進行過認真的“考察”，如果進行過認真的“考察”，看到了這樣的一種結果，就不會提出“陪葬說”了。
曹操墓的爭論已經(jīng)進行四年有余，雖然高潮已經(jīng)過去，但爭論并未結束。爭論的前期，主要是圍繞著“真假”而辯論，“造假說”曾興盛一時。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經(jīng)過一年多的辯論，“造假說”已基本“偃旗息鼓”。如今，徐光冀先生又提出了“賞賜論”與“陪葬說”，認為安陽西高穴2號墓不是曹操墓，而是曹操的“陪葬墓”。徐先生的觀點，可能代表了某些人的想法。
綜上可以看出，徐先生的“賞賜論”沒有事實根據(jù)，而他的“陪葬說”則是站不住腳的。安陽西高穴2號墓仍然是曹操墓，它“推不倒”。不可否認，曹操墓在發(fā)掘過程中，可能存在某些失誤。例如，曹操墓是否存在“二次葬”就是一個大問題，在較長時期內，考古隊沒有給外界一句明確的話，致使有些問題迷惑不解。另外，操之過急，急于求成，也是應當好好反省的。但他們的成績應當?shù)玫匠浞值目隙ǎ旱谝唬麄儧]有“造假”；第二，他們非?！靶量唷保坏谌?，他們搶救了幾乎快要被“盜光”的曹操墓；第四，他們對該墓墓主的判斷是正確的。就憑這四點，就是對考古和歷史作出了重要貢獻。
曹操墓的整理工作還在進行，研究工作任重道遠，墓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爭論也許還會繼續(xù)進行下去。這里的關鍵是要有一個正確的態(tài)度。記得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史學大師翦伯贊先生對我們說：“接生時給孩子洗澡、倒臟水，不要把孩子也倒出去！”曹操就是安陽西高穴2號墓中的“孩子”，我們在討論西高穴2號墓時，千萬不要把曹操也“倒出去”。這是我們這一代考古與史學工作者的共同責任。
注釋
①倪方六：《他把外人不知道的內幕捅了出來》，倪方六接受《華商報》記者時的談話錄。2013年2月25日華商網(wǎng)、華商報。②本文部分內容曾發(fā)表于2013年7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報》上，但限于版面，許多問題未能展開。③《藝文類聚·軍器部》卷六〇“刀”字條下引魏武帝令。④《太平御覽·兵部》卷三四六“刀”下引曹植《寶刀賦》。⑤器物是兩件，銘刻是一件。⑥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古今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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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醉古］
作者簡介：曹定云，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710），主要從事甲骨文、古文字及殷商考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