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許多讀書人對王陽明先生的推崇，對陽明先生與孔子同稱“圣人”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人說中國歷史上達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標準的只有兩個半人他們分別是孔子、王陽明，而那半個是曾國藩。也有人認為真正的三不朽只有孔子和王陽明兩人。對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大家一般統(tǒng)稱為“王學”?，F(xiàn)就先生的生平事跡和“王學”的精髓作一梳理。
一、關(guān)于先生的生平事跡王陽明（公元1472—1529年），幼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謚文成。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紹興府余姚縣（今浙江省余姚市）人，因晚年筑室讀書于故鄉(xiāng)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
先生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家、書法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軍功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封候爵。先生生逢明朝中期，此時政治腐敗、社會動蕩、學術(shù)頹敗，先生試圖力挽狂瀾、拯救人心，乃融儒、道、釋諸學于一體，集各家之大成，獨創(chuàng)“身心之學”，倡良知之教，修萬物一體之仁。因而被譽為“一代心學宗師”，與孔子、孟子、朱熹并稱為“孔、孟、朱、王”四大家。先生不僅是宋明心學的集大顧者，而且一生事功赫赫，為明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而彪炳史冊，故被稱為“真三不朽”。其學術(shù)思想不僅在中國，在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國家全球都要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而且對現(xiàn)代社會也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可以讓疲憊脆弱的現(xiàn)代人重新獲得強大內(nèi)心，在浮躁的社會中獲得內(nèi)心的寧靜、充實與幸福，是現(xiàn)代人修養(yǎng)身心的最佳指導思想。
先生出生于明朝中期一個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其父王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中狀元。此后，王守仁隨父移居紹興。王華對兒子家教極嚴，先生少年時學文習武，十分刻苦，但歡喜下棋，往往為此耽誤功課。雖受父親屢次責備，總不能改，王華一氣之下，就把象棋投于河中。王守仁因而頓悟，當即賦詩一首：“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兵卒墜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臥龍愁?！痹娭兄?，透露出先生決心以臥龍先生（諸葛亮）為榜樣，干一番事業(yè)。此后刻苦學習，學業(yè)大進，騎、射、兵法，日趨精通。
明弘治五年（1492年）秋天，先生在鄉(xiāng)試中中了舉人，得到參加會試資格。不幸的是連續(xù)兩次會試落榜。從小未受過挫折磨練的先生，很是有些心灰意冷。功夫不負有心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先生28歲那年，第三次參加會試，總算榜上有名，中了進士。進入仕途后，先生行是被派往工部觀政，因督造威寧王墳墓有功，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被派往山東主持鄉(xiāng)試，再次展露才華，引起朝廷重視，被告委以兵部武選司主事。考取進士，授兵部主事。當時，提督軍務的太監(jiān)張忠認為他以文官授兵部主事，懷疑其中有詐，便強令王守仁當眾射箭。王守仁提起彎弓，連發(fā)三箭，三中靶心，也因此使先生在軍中的威信倍增。
先生做了三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歸，結(jié)廬于會稽山龍瑞宮旁之陽明洞，也因此而而號“陽明”。
先生病愈后復職。公元1506年（明正德元年），朱氏王朝的留都南京，二十幾位言官員聯(lián)名上疏，彈劾宦官劉瑾，但彈劾的言官反遭被彈劾的宦官劉瑾迫害，或罷官或入獄。此時，職位較低的陽明先生勇敢地站出來，上疏皇帝，為這些敢于直言的言官辨冤。結(jié)果，他被處以杖三十廷，并打入監(jiān)牢，貶為貴州龍場（現(xiàn)貴州修文縣城）驛丞。
王守仁遭此慘禍，感到十分地孤獨、寂寞和苦悶。他由繁華舒適的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涼的龍場，舉目無親，衣食無著，不由得產(chǎn)生一種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墜入“地獄”。他萬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卻，于是對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亂如麻，終夜不能入眠。
在此絕望之中，淳樸善良的龍場人給予了他無私的援助，使他看見了一線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氣，重新站立起來，與命運抗爭。他用“生命的體驗”來面對人生，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走上一條艱苦、獨特的道路，他默記《五經(jīng)》要旨，憑著自己的理解去領(lǐng)悟孔孟之道，揚棄程朱理學。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頓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龍場悟道”。
“龍場悟道” 既是王守仁“心學”的起點，又奠定了王學的基石，并構(gòu)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論框架。倘若不經(jīng)此大徹大悟，王學恐怕很難臻于爐火純青的境界。長期以來，“龍場悟道”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仿佛是在一夜之間，恍然大悟，而忽略了以前的許多坎坷經(jīng)歷、哲學思考及其理論對辯。這是偶然中的必然，它與王陽明當時的處境和寂然心態(tài)有極大關(guān)系，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迸發(fā)出來的思想之火。
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8年）忍辱蒞任。初到龍場，居無處所，在一天然溶洞內(nèi)埋頭玩味《易經(jīng)》，洞因名“玩易窩”亦名“玩易洞”。爾后移居至修文縣城北1．5公里的龍崗山。山腰天生一洞，土民稱為“東洞”，洞頗寬敞明亮。自王守仁在此棲身后改稱為“陽明小洞天”，習稱“陽明洞”。洞頂時有滴水，當?shù)厣贁?shù)民族憫其陰濕，伐木結(jié)茅，在洞口右下方為之建屋。王守仁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名為“何陋軒”。又在洞口左上方修建一小亭，亭子四周栽些竹子。王守仁以竹子具有“君子之德”，將亭名為“君子亭”。
王守仁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沉思著，在沉思中“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心境由煩躁轉(zhuǎn)為安然，由悲哀轉(zhuǎn)為喜悅，一種生機勃勃的情緒油然而生。在龍岡，他寫成了《五經(jīng)臆說》。謫居龍場三年，使他最受感動的就是那些樸質(zhì)無華的“夷民”。
譬如彝族首領(lǐng)安貴榮知道王守仁在龍場的艱難處境后，便主動在生活上給予他各種照顧，為他修房建屋，幫他度過難關(guān)。使他看到人世間還存在著心靈與心靈溝通的情感世界，這與京城中“勾心斗角”的情況相比，有如天壤之別。他體味到人間的“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貴，從中得到新的啟示和靈感。從而鼓舞了他生的勇氣，增強了他對人性尊嚴的信心，激發(fā)了他悟道傳道的生命熱情。他相信人人都有生命成長的要求，天下沒有不可教化之人。他在貴州質(zhì)樸的風氣下講說“本心之至善”，很快就引起了士子們的強烈共鳴，并取得了教化生命的確實效果。這自然對他一度受到傷害的心靈是一種莫大的慰藉。
“臥龍一去亡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云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厐處士,相期采藥入青冥?！边@是王守仁謫貶龍場期間所寫的一首詩，用以懷念和贊頌三國時的諸葛亮。如今，這首詩卻成了后人對他的贊譽與緬懷。這龍岡，因王守仁而名揚四海；這龍岡，被人們譽為“王學圣地”。天下的王學，無論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粵閩諸學派，抑或是日本的陽明學、朝鮮的實學以及東南亞、歐美的王學，尋根溯源，都以貴州的龍岡為始發(fā)地。
王守仁還在貴州創(chuàng)辦了龍岡書院，又應貴州提學副使席書之請，主講文明書院，一時之間，學子蟻聚，風氣大開，對貴州教育特別是自由講學之風，起了推動作用。后來的陽明書院，正學書院，南臯書院都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
劉瑾被誅后，任廬陵縣知事，累進南太仆寺少卿。其時，王瓊?cè)伪可袝J為王守仁有不世之才，薦舉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年)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他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謀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
第二年正月三十日，王守仁到開先寺刻石記功。（開先寺即今秀峰寺，位于秀峰境內(nèi)的李璟讀書臺下。這里有一塊數(shù)丈見方的石壁。石壁上有三處石刻：中間是宋大詩人、書法家黃庭堅書的《七佛偈》，右邊是明代徐岱的詩，左邊是王守仁平定朱宸濠叛亂后在此勒石記功寫的碑文，人稱“記功碑”。碑文共136個字，字體莊重遒勁，入石三分。后人評述此碑刻云：“此山此刻同不朽，風雷呵護森光芒?！薄队浌Ρ啡娜缦拢骸罢乱衙乱液?，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余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tǒng)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于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以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都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于左方?！保?span lang="EN-US">
記功碑上稱頌武宗的“皇威神武”，“親統(tǒng)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痹诙潭痰谋闹校跏厝室搽[隱表達了自己難言的復雜心情。
此后，他以平定“宸濠之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xiāng)講學，在紹興、余姚一帶創(chuàng)建書院，宣講“王學”。嘉靖六年(1527年)復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明嘉靖七年（1529），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享年56歲。
王守仁是中國十六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書法家，世人敬仰的心學大師。是后人推崇備至的歷史人物。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被封為“新建伯”。1568年（明隆慶二年），再詔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頒鐵券。穆宗皇帝在券文中說：“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聯(lián)甚憫焉！因念勛賢，重申盟誓。”對王守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明史》評：“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span lang="EN-US">
史學家、文學家張岱稱：“陽明先生創(chuàng)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鼻宕麑W者王士慎說：“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比毡竞＼姶髮|鄉(xiāng)平八郎，在隨身攜帶的一顆印章上刻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
還有梁啟超、蔣介石、陶行知、郭沫若、毛澤東等，他們對王守仁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啟超便著有《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蔣介石崇拜王守仁，敗退臺灣時把臺灣的草山改為“陽明山”。 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因受王守仁 “知行合一 ”學說的影響，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也是王守仁的崇拜者，著有《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和《王陽明禮贊》等文。毛澤東受老師楊昌濟的影響，也很佩服王守仁。毛澤東著名的“實事求是”思想，其中“求是”的原本典就出自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還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有許多是值得學習傳承的，其中特別是他強調(diào)的幾個原則：一是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静涣ⅲ鐭o舵之舟，無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改過”是指自己主動發(fā)現(xiàn)并改正錯誤；“責善”是勸別人改過。這里面還包括了“諫師之道”，即向老師進諫，指出錯誤。二是獨立的治學精神和能力。三是循序漸進與因材施教。四是強調(diào)身體力行。《傳習錄》中所記錄王陽明的一些話，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心明便是天理 ”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一直影響著后世的讀書人。
王守仁不只是哲學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他常游覽名勝古跡，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豐。他死后，由門人輯成《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是《傳習錄》和《大學問》。
余姚“四碑亭”，（ 后人為紀念漢代嚴子陵、明代王守仁、明清之際朱舜水、黃黎洲而立。嚴子陵碑和王守仁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即1755年，朱舜水和黃黎洲碑均建于清末。）留有紀念王守仁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賢王陽明故里”。楹聯(lián)：“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揭瑞云”。（大意是：他的良知學說，豐富了儒家的經(jīng)典學說；他的誕生處瑞云樓至今尚存，令人敬仰。）橫額：“真三不朽”。（贊頌王守仁立德、立言、立功，光耀史冊。）
王守仁在陸九淵“心學”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發(fā)揮而形成了更完備的“心學”理論系統(tǒng)——“王學”。
“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學”兩字，至此心學開始有了清晰而獨立的學術(shù)脈絡。
王守仁將“心學”凝成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蓖跏厝收J為：“良知”是心之本體，無善無惡就是沒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這是“天理”，在“未發(fā)”之中，是“無善無惡”的，也是我們追求的境界。而當人們產(chǎn)生意念活動的時候，把這種意念加在事物上，這種意念就有了善惡的差別。當惡念抬頭時，人的判斷往往會出現(xiàn)錯誤，也就是“意之動”出現(xiàn)了錯誤，即不能正確地分辨善和惡，把惡當作善，把善當作惡，那么他的“良知”也會出現(xiàn)錯誤，從而“格物”也會誤入歧途。這時就要反求諸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無善無惡的狀態(tài)?；氐綗o善無惡的狀態(tài)了，才能有正確的良知，才能正確的格物。只要格物致知來達到一顆沒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實也就是世間萬物的理。
所以，在王守仁看來，“天理”不是靠空談的，是靠“格物致知”?？繉嵺`，靠自省。心中有天理，無私心，就好比世間有規(guī)矩，有規(guī)律，有規(guī)矩就能丈量世間萬物的方與圓。無論有多少方和圓，無論這些方和圓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示其規(guī)律，所以，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王學”的思想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致良知”。“致良知”是王守仁的重要倫理觀點之一。是他根據(jù)孟子的“良知”觀點加以綜合、發(fā)展而創(chuàng)立的學說。（語出《孟子.盡心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其要點包括：一是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種先驗的道德觀念，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而王守仁對此則作了本體方面的發(fā)揮，以為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把先驗的道德良知視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守仁看來，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惡之心，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無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個判斷是非善惡的自家標準。因此，他強調(diào)，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體"，它先驗地存在于人們的心中，人們依良知而行便會產(chǎn)生正確的道德行為，故而無需向外尋求道德行為的來源。二是良知是心之本體。在王守仁看來，良知天理在人們的心中，天理的昭明靈覺就是人心之虛明靈覺。通過它，人們便能很自然地感覺或判斷出人的行為的善惡是非，從而推動良知，并使它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機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為的過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見，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學說，充分強調(diào)了良知在道德修養(yǎng)中去惡為善的主觀能動作用，并使之成為支配人的道德行為的精神本體。三是對朱熹格物致知說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說強調(diào)知識在人的通德修養(yǎng)過程中的作用，忽視了人心在此一過程中的能動功能。對于朱學的這一內(nèi)在缺欠，陸九淵曾經(jīng)表示過嚴重不滿，以為朱學的這一原則實在是支離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釋。王陽明在這一問題上，基本是接著陸九淵的思想繼續(xù)前進，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對朱熹反復強調(diào)的格物致知進行了一番新的解釋，即將"物"解為"事"，將"格"解為"正"。這樣"格物"便是在意念發(fā)動處的件件事情中為善去惡，避開主觀意念中惡的認識，接近善的感覺。這也就是誠意。
王守仁的致知格物其實就是窮究吾心之良知。從而把《大學》的實踐道德思想轉(zhuǎn)變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養(yǎng)論。
2、“心即理”。所謂“心即理”，在王守仁看來，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樣將“心”與“理”分而為二，從而導致“知”與“行”、“學問”與“修養(yǎng)”的分離。為此，他繼承和發(fā)揮了陸九淵的思想，認為“萬物皆歸于吾心”，并由此說明進行道德修養(yǎng)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夠了。
“心即理”很明顯地體現(xiàn)于王守仁的一個論斷：“心外無物”。也正由此語，他被認為是中國主觀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心外無物”一說，與佛家的充滿禪意的一段對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風動邪？幡動邪？”“非風動，非幡動，心動也?！薄靶膶W”與佛家淵源之深可見一斑。
王守仁“心即理”是注重身心修養(yǎng)的學說。他對格物的解釋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nèi)外彼此之分哉？在他看來，格物沒有內(nèi)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這樣，王守仁的格物不是朱熹即物窮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為善去惡的內(nèi)心涵養(yǎng)，從而使格物與致良知完全吻合起來。
3、“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中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命題，主要是關(guān)于道德修養(yǎng)、道德實踐方面的?！爸泻弦弧庇^認為：不僅要認識（“知”），尤其應當實踐（“行”），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實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只有把“知”和“行”統(tǒng)一起來，才能稱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guān)系?！爸保饕溉说牡赖乱庾R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guān)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guān)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guān)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jié)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于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xiàn)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xiàn)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2）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說，道德是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chǎn)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guī)范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程朱理學而發(fā)的。因為程朱理學主張“知先行后”，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知”然后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糾程朱理學之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深化了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的關(guān)系，克服了程朱理學“先知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時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說中的知識論成分。王守仁的觀點雖然有利于道德修養(yǎng)，但忽略了客觀知識的學習，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學弟子任性廢學的弊病。這些消極因素也因看到。
王守仁認為，人們不僅應當認識事物的規(guī)律性，即應當“知”，而且還應當將這種認識應用于實踐，也就是“行”，只有把“知”與“行”統(tǒng)一起來，實現(xiàn)“知行合一”，才能稱得上“善”。換言之，“知”與“行”應該統(tǒng)一于人們認識事物、遵循規(guī)律的全過程。
“知行合一”看似簡單，但要真正做到卻并不容易。在人們的實踐中，普遍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知而不行”與“行而不知”。有些人有了方向，卻沒有執(zhí)著的品質(zhì)；而有些人可能有執(zhí)著的品質(zhì)，卻找不到正確的方向，兩者都難以獲得成功。
有鑒于此，很有必要弄明白如何處理好“知”與“行”的關(guān)系。
首先，要反對“知而不行”的態(tài)度。“知而不行”有兩層含義：一是“知而不能行”，二是“知而不去行”。前者是不能用所學的理論指導實踐，而后者則是從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打算去實踐。讀死書、死讀書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者，往往是“知而不能行”者，只是用讀書來裝腔作勢、裝點門面，為知而知，自我陶醉，自我欣賞或自我炫耀的人則往往是“知而不去行”者。
一方面，我們批評那些“知而不行”者，指出：知識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千萬不要走到相反的極端。那就是“行而不知”。
所謂“行而不知”就是僅僅機械地執(zhí)行，卻沒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靠經(jīng)驗成功，卻將一時的成功經(jīng)驗看成不變的規(guī)律。無可否認，經(jīng)驗很重要，但我們所處的內(nèi)外環(huán)境總在發(fā)展變化，如果一味依賴經(jīng)驗，成功只能是曇花一現(xiàn)。
經(jīng)驗有時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們的實踐必須以科學地分析判斷為依據(jù)，要克服片面性，要力戒經(jīng)驗主義和形而上學，要“行”在“知”中，而不是人云亦云或盲目蠻干。
造成“行而不知”的原因主要是學習精神、創(chuàng)新精神、團隊精神、民主意識、自律意識缺乏，修正自然也要從這幾方面著手。
要做到“知行合一”，就必須在“學中干”，在“干中學”， 在“知中行”，在“行中知”，在“學”與“干”、“知”與“行”的良性互動中逐步接近真理。也就是說，只有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實踐，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學習，才能實現(xiàn)“行知合一”。
面對瞬息萬變的形勢，我們要在總結(jié)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大量吸收新知識、新信息，科學分析本行業(yè)發(fā)展的趨勢，在“知”的基礎(chǔ)上，“行”在本行業(yè)的前面。但是，超前要適度，要在“行”的同時不斷學習，讓我們的“行”不至于迷失方向。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