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由于關中糧食的生產(chǎn)不能滿足長安的需要，故而皇室也常到東都就食。高宗多次東幸洛陽，武則天更以洛陽為首都。中宗回到長安后，碰到糧荒，有人勸他再去洛陽，他說他不做“逐糧天子”，其實是韋后不愿意前往。
糧食方面的困難、遷都的不易，就只有改善漕運，大量運糧關中了。關于改善漕運的問題，以裴耀卿的建議最為重要。
開元十八年(730年)，裴耀卿向玄宗建議，從江南向長安運糧要在適當?shù)胤皆O倉，分段轉(zhuǎn)運，改變一直運到東都再轉(zhuǎn)運京師的辦法。他的具體辦法是，江南的運糧船沿運河北上，到黃河口把糧交到武牢倉，另有黃河船從武牢倉把糧運到洛水入黃河處的洛口倉，然后分別從洛水運入東都，或者沿河經(jīng)柏崖倉(河南孟縣兩南)、永豐倉(陜西華陰縣境內(nèi))，分段轉(zhuǎn)運至京師。這樣可以按照春夏秋冬不同季節(jié)，運河、黃河、洛河、渭河不同的水量、水情，不停的轉(zhuǎn)運。避免冬季運河水淺，需待四、五月間南方米船才可起運，待六、七月至黃河時，河水上漲，又要停運的情況，同時，也可克服“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的困難。這個建議，沒有得到玄宗的重視。
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關中降雨過多，嚴重影響莊稼收獲，玄宗又打算東去洛陽。京兆尹裴耀卿又一次提出改善漕運的建議。他認為，長安是歷代建都之地，但因“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在貞觀、永徽之際，由于政府支出較少，每年從關東轉(zhuǎn)運糧一二十萬石，即可滿足需要。開元年間，由于“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運糧“數(shù)倍于前，支猶不給”。迫使皇帝“數(shù)幸東都，以熟貯積”。這說明皇帝東去，“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如果改善漕運，使京師“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他的具體辦法如下：
在運河和黃河相接處置河口倉(武牢倉)，江南運糧船把糧運到河口倉即可南返，然后由政府雇船從黃河西運，在三門東西各置一倉，先從河口倉把糧運到三門東倉，再陸運至三門西倉，最后經(jīng)河入渭，運到長安。玄宗對這個建議十分贊賞，遂以裴耀卿為宰相兼轉(zhuǎn)運使。同時，在河口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即河口倉或武牢倉，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北)，在河清縣(河南孟縣西南)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又開三門北山18里，作為陸行通道。這樣“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
天寶二年(743年)，左常侍兼陜州刺史韋堅自禁苑(西安市西北郊)西引渭水到長安城東9里處，再匯合滬水、灞水，形成一個廣運潭。沿古漕渠通至華陰，運永豐倉、三門倉糧到京師。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由于大量運糧關中，京師的經(jīng)濟地位得以鞏固，所以，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玄宗就一直住在長安，再不經(jīng)常東幸，去做“逐糧天子”了。
另外，開元二十五年(737年)，還有人獻策，請在關中行和糴之法。玄宗遂下詔：“以歲稔谷賤傷農(nóng)，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shù)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睆拇耍瓣P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不久，玄宗又下詔：河南、河北原應送交含嘉倉(在河南洛陽市)、太原倉(河南三門峽西)的租糧，皆留輸本州。這更進一步說明關中的糧食已經(jīng)滿足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