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收藏的元代紅綠彩瓷器，在中國文博專業(yè)體系編著的中國陶瓷史中，屬于空白；在中國所有博物館的古陶瓷藏品系列中，亦屬于絕對空白。
自從蒙元帝國的末代君王和臣民被朱家人馬竭力趕盡殺絕，逃回草原后，在后世很長一段時期內，大元王朝紅極一時的紅綠彩瓷器一直屬于世間罕見、鮮為人知的瓷器品種。所有的元代紅綠彩瓷器實物，幾乎被毀滅殆盡；而所有關于元代陶瓷生產的文字記述，在當時也許就鮮有記錄，歷經數百年滄桑變遷后，今世就更難尋覓了。
一個歷史存在的事實如果能夠持續(xù)存在，任何人也無法撼動它的歷史根基；而當一個歷史存在的事實湮沒在歲月長河中，其未來的遭遇就不可叵測了。不幸的是，元代燒制的紅綠彩瓷器，就是一個久遭歷史遺忘、遺棄的倒霉蛋。
目前能查到的、關于元代景德鎮(zhèn)窯場燒制紅綠彩瓷器的古籍資料，只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古饒器”條目中，可見到一小段記述：“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者足大，素者欠潤。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五色花”應是多種顏色的統(tǒng)稱，自然也囊括“紅綠彩”。
曹昭生活的年代距離元朝最近，他在文章中明確提到元代有“五色花”品類瓷器，應該不是刻意杜撰、或隨意編造的。因為他沒有任何理由像當今某些專家學者們那樣為了一己私利去“偽造出版物”、偽造證據；因此這個記載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上列文字作為證據而言，雖然少，卻可稱為“鐵證”。只是由于后世的人們一直沒有見過確屬于元代紅綠彩瓷器的實物，至少是沒有見到更多的有人見到此類瓷器的文字記載，因此多年來，人們對這幾個字一直漠然視之，終至茫然無知。
元代紅綠彩瓷器最早被公開披露的是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一只元代紅綠彩獅球紋玉壺春瓶，大多數中國人得以知曉它，是因為這件公開披露的館藏實物，刊登在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中。此外，日本的根津美術館還藏有一只紅綠彩寶相花紋玉壺春瓶；這是人們認識元代紅綠彩瓷不可不知的物證展示。
日本研究者是這樣認為的：“紋飾中互相獨立的變體蓮瓣帶有元代風格，而蕉葉中莖雙線勾成且不填色又有明代特征，因而屬元末明初作品。”
當這本畫冊出現(xiàn)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鑒定專家耿寶昌先生眼前時，耿先生認定：它們是生產于元代的紅綠彩瓷器！
這是自明代曹昭之后500多年間，世界上有人再一次公開肯定確認元代的紅綠彩瓷器。耿先生的這一明辨，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可惜，這一藏品是東洋人公示的，在眾多國人的心目中，似乎也只有東洋人手里的東西才是真的。
1993年，由國家文物局主持編纂的《中國陶瓷》出版發(fā)行，直到這時，在這部官方權威部門推出的、作為培訓中國文物專業(yè)工作者的古代陶瓷史教科書的元代瓷器章節(jié)中，只字未提元代的紅綠彩瓷器。
究其原因，依然是官方器重的文博專業(yè)體系的專家學者們誰也沒有見過元代紅綠彩瓷器的實物，誰也不知道它們曾經存在。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1980年，江西景德鎮(zhèn)市的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元代瓷窯作坊遺址時，就已發(fā)現(xiàn)了一塊元代以釉上紅綠彩形式燒制的折枝菊紋殘片；此外，在景德鎮(zhèn)中渡口、曾家弄、落馬橋等元代窯址遺存中也相繼出土了一些紅綠彩瓷片標本。但是，這些零星的碎片除了給人們帶來困惑之外，作為元代紅綠彩瓷器曾經存在事實的物證份量確實是有點微不足道了。
時隔近十年后，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吉林省松原江北沿江一帶的農民在翻地耕田、或挖地基、建房屋時，經常會從地下挖出一些青花和五彩瓷器的殘片以及整器，器身顏色多的可謂是“五色花”，有紅、綠、黃、黑、藍等色；釉面顏色少的只有紅、綠兩色，由此，當地人皆稱其為“紅綠彩”。
1992年，松原市江北的岱吉屯元墓出土一件碗底以漢字書寫“至正年制”款紅綠彩花卉紋碗。此后，沿江多處地方也陸續(xù)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帶漢字款識、八思巴文字款識、梵文款識，或不帶款識的紅綠彩（五彩）瓷器與瓷片。這些紅綠彩瓷器與瓷片有的進入到博物館中，有的一直在民間流傳。
進入博物館的那些紅綠彩瓷器標本，經主持發(fā)掘的考古隊長張英先生與同事們數年研究考證，認定是元代景德鎮(zhèn)官窯制品。
1994年，《文物》月刊第2期，時任吉林省博物院副院長的張英先生發(fā)表了《從“至正年制”彩瓷碗的發(fā)現(xiàn)談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的文章，如實披露紅綠彩瓷器在元代確有燒造的事實。
但是，很快就有人撰文提出否定意見。同時，國內一些名聲顯赫的古陶瓷權威專家們也紛紛發(fā)表不同意見，其中一部分人認為帶“至正年制”款識的瓷器是明代正德時期燒造的，另有一部分人認為是明代嘉靖時期燒造的；因此認為這個元代的年號款，應是明代正德或嘉靖時期工匠故意書寫的“寄托款”。
為了回應各路專家的質疑，在同年的《文物》月刊第9期，張英先生又發(fā)表了《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一文，并配發(fā)了“至正年制”彩瓷碗的照片。
張英先生不同意那些專家把元人年號強加給明人“寄托”的觀點，為了考證一只瓷盤底款八思巴文字的確切詞義，追求真實的他曾經不辭辛苦地特意找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向研究西域文字的權威學者當面求教。經古文字專家翻譯釋讀，證實瓷器底面書寫的八思巴文字詞義也是“至正年制”。
積多年研究探討，張英先生撰寫了一本《元代青花與五彩瓷器》的專著，進一步系統(tǒng)地整理公布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導人們深入認識元代五彩、紅綠彩瓷器的真實面貌。
下面，摘引一段2005年張英先生在接受《藝術市場》雜志記者采訪時說的話：
“……今日的治學，在市場經濟大潮形勢下，已經有些變味了。這些年，四面八方圍攻我的專家不在少數，對此我已經習慣了。從事文物工作多年，我的一切工作均以科學為指導，對古陶瓷的研究也一樣。關于這件‘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出自扶余岱吉屯元墓(M1:1)，證據確鑿；加上江西景德鎮(zhèn)珠山官窯出土的八思巴字‘至正年制’款青花碗盤及高足杯，都是不可撼動的事實，歷史是不容逆轉的?！?/span>
在此，謹向這位已故的正直的古陶瓷研究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由于張英先生重事實，講證據，敢于在文博業(yè)界權威們打壓否定的逆境中堅持真理，中國元代紅綠彩瓷器的考證與研究終于邁出了稚拙的第一步……
而本人也愿以天賜機緣的所得所見，繼續(xù)深入探討，為元代窯工燒制的紅綠彩瓷器驗明正身、樹碑立傳。
本文作為《中國民間珍藏略影》的最后一篇，在此略展示一些長期淪落沉隱在民間的、秘不示人的元代紅綠彩瓷器實物照片，供大眾參考，權作躬身謝幕的最后一揖……
先展示幾個元代早期的紅綠彩大罐，這些大罐也像早期的元青花大罐一樣，繪有多種題材的紋飾。
元早期紅綠彩八棱四開光荷塘鴛鴦紋大罐
元早期紅綠彩鳳凰牡丹紋大罐
元早期紅綠彩李逵下山大罐
元早期紅綠彩蒙恬將軍大罐，及肩部金彩特寫。
由此，可以推斷此罐的生產日期，應早于元世祖下詔“瓷器不得用金”之前。
為防假冒，這個大罐只以背面的輔助圖案做展示，請見諒！
因為只要我不公示此罐的主題圖案，造假者們即使竭盡全力、絞盡腦汁也絕對沒有能力猜想出大罐的主題畫面。
下面再展示幾個元代晚期的紅綠彩罐。
相對于早期的紅綠彩罐而言，元晚期的紅綠彩罐在材質與工藝方面更精準一些，造型品種更多一些；只是繪畫卻顯得有點拘謹了。
這幾只小罐是海撈瓷，長期海水浸泡，已使綠彩受到嚴重損傷。
在這對小罐底面，已出現(xiàn)“至正年制”的標準年款。
元晚期紅綠彩獅球紋大罐
元晚期紅綠彩荷塘鴛鴦紋大罐
元代紅綠彩瓶壺類器物
元晚期紅綠彩八仙人物梅瓶，底部亦有至正年款。
元早期紅綠彩玉壺春瓶（荷塘鴛鴦
元晚期紅綠彩玉壺春瓶（獅球紋
元早期紅綠彩龍鳳紋葫蘆瓶
這個元代葫蘆瓶的構圖實例可證明：鳳在上、龍在下的紋飾形制并非像某些文博專家學者說的那樣始于慈禧當權時期。
元晚期紅綠彩蒜頭瓶
元紅綠彩麒麟圖執(zhí)壺
元紅綠彩碗盤類器物
元紅綠彩鴛鴦紋大碗及底面至正年號款
元紅綠彩蓮花紋大碗
元紅綠彩花卉紋碗
元紅綠彩內蓮花蘆葦外魚紋盤及底面至正年號款
元紅綠彩內鳧鴨外魚紋盤及底面梵文款識
元紅綠彩花卉紋盤
元代紅綠彩瓷器中還有一種極為珍罕的釉下紅綠彩產品。
因本文已經很長，對此就不再細述了，僅公示兩張實物照片，以供有興趣研究者參考。
元釉下紅綠彩龍紋梅瓶
元釉下紅綠彩鳳紋梅瓶
本系列《中國民間珍藏掠影》寫寫停停，發(fā)了12篇，拖了近10個月，越寫越覺得徒勞、覺得沒勁，即不想再繼續(xù)寫了；到此結束。正所謂乘興而發(fā)，興盡而止。
三年多前，我曾在自己的博客日志中以《國寶不如流浪的貓狗》為題，發(fā)過幾篇介紹古陶瓷珍品的圖文。在開篇中寫到：
“古往今來，從歷代民間收藏者、擁有者手中傳續(xù)的，從各種途徑破土而出的、不計其數的珍稀、珍貴的古陶瓷們，由于自身價值得不到真實的認定，甚至真實的身份和血緣都不能得到公正的認可，竟如荒茫大地上四處流浪的貓狗那樣，不知流向何方，不知命之所終。
這些淪落在村野農宅或城市蝸居中的國寶，由于無人賞識，自然無人珍重，以致它們的數量、它們的容貌、它們所攜帶的歷史信息、它們所融匯的千古之謎、它們客觀真實的真品真相，甚至永遠不能被世人所知……”
我深深地知道：有些絕美的古代珍瓷，只要我不展示，就永遠不會被世人知曉，就會永遠被掩埋在歷史塵埃中。
而本人只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這些長期淪落飄零在民間寒舍陋室的古代遺珍撩開一角面紗，讓世人欣賞她們的美麗，讓業(yè)界知曉她們曾經來到過這個世界，曾經蒙塵蒙屈、飽受冷眼冷落……
只是在當今這個泥沙俱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不要說數千萬之眾的民間藏者，就是在文博專職機構吃皇糧、享津貼的專業(yè)職能者們，又有幾人是真心在為傳承保護祖先的陶瓷遺珍而盡職盡責、而自甘寂寞苦研？
此刻，人已滄桑，古瓷猶神采奕奕；天緣將盡，愚夫也僅只慮及她們將浪跡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