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乾坤，來源：《中國古代文字獄》
所謂文字獄，就是因文字而賈禍，就是因文字的緣故而被羅織罪名，鍛煉成罪案。統(tǒng)治者往往抓住文字上的把柄，強治人罪，其中的原因雖較復雜，但大抵可分三類：僅有文字東西而無實際行動的；以文字上的所謂問題為借口的；純屬文字以外的原因的。其特點是深文周納，攻其一點而不及其余，使得文字獄絕大多數為冤獄。
由于漢字結構特殊，內涵廣博，外延豐富，高度精煉，統(tǒng)治者正是利用這些原因，超水平發(fā)揮其罪人之術，以使人們匍匐于他們的極權統(tǒng)治。文字獄成為其進行思想文化統(tǒng)治及實行愚民政策惡辣的一手。
文字獄是古已有之后而為烈的。周厲王已知道用語言文字罪人，命衛(wèi)巫監(jiān)謗，鉗制國人言論，得者輒死。其子周宣王亦是步步趨之。后來的統(tǒng)治者，視文字獄為統(tǒng)治至寶的并不乏人，以至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了三次文字獄高潮，即南宋初年、明初和清代前期文字獄。
秦檜兩度拜相，秉國樞長達十九年。此人陰鷙險毒，為著名權奸，他力主和議，推行了一條賣國投降路線，對于主戰(zhàn)派及政敵等等，動輒以文字獄相排陷，或以文字獄造成的恐怖氣氛來達到他的目的。受此禍害的，僅《宋史-高宗本紀》中就錄載有數十人。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談到秦檜文字之禍時，開首就說：“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巧，唯恐人議己，遂起文字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異諱者，無不爭先造訐，于是流毒遍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微寒，又當過和尚，討過飯，參加過農民起義軍（當時被蔑視為“盜賊”），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曾十分重視文人，收攬豪雋，征聘名賢。可當其一旦登上大寶，操天下生殺之柄，遂大肆戮殺功臣，又大興文字之獄，以此而加強君主集權。關于明初文字獄的起因，清人趙翼認為：
是時文字之禍，起于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敝T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乃請撰名，則曰士誠?！鄙显唬骸按嗣嗝馈！痹唬骸啊睹献印酚小笆空\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鄙嫌纱擞[天下奏章，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
將朱元璋興文字獄歸咎于勛臣的挑唆，不足憑信，但也透露出一個真情：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捕風捉影，懷疑文人譏訕，乃是明初密織文網的直接原因。其實何止于此，他的殺戮功臣和屢興文字之獄，就在于掃清統(tǒng)治障礙，也為仁慈柔弱的太子朱標和皇太孫朱允炆的嗣位鋪平道路，于是在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間，文字獄出現了狂潮。
清朝乃是少數民族貴族入主中原之朝代，愛新覺羅氏的統(tǒng)治，一方面承繼和發(fā)展了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絕對君主專制，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殘酷而又病態(tài)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使得君主專制主義文化統(tǒng)治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懼人民之猶思故明，懼骨肉之相為誹謗，懼臣子之不復畏法”（蔡東藩《清代史論》卷六）
在清朝前期，即順康雍乾四朝，現已得知，發(fā)生了一百多起文字獄案，其特點是：順治朝初平天下，主要打擊思念前明者；康熙、雍正時，打擊對象主要是漢族上層分子和政府官員，旨在鎮(zhèn)壓反清力量和排除政府內的異己勢力；而到乾隆年間，又將矛頭指向下層知識分子及平民百姓，同時也株連到各級官員，打擊面也越來越寬。清代的文字獄，其兇虐，其株連，以及造成的恐怖氣氛，對當時社會及后代的影響，都大大超過了前代，是中國古代文字獄最黑暗最野蠻最殘酷的一個時期。
文字獄大抵以讀書人為對象，意在控制思想，實行專制主義，歷代統(tǒng)治者興文字獄的理由也大致相仿佛。縱觀中國古代文字獄，其由單一發(fā)展到多元化，酷虐跟著加足，打擊面也越來越擴大。從周秦的“誹謗”文字獄始，愈到后來，愈發(fā)展到五花八門，“誹謗”而外，還有華夷之辯、冒犯皇帝、反對本朝、觸忌犯諱等等罪名。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索引發(fā)微，牽強附會，文字獄已攪得天昏地暗，更加之皇帝操縱，官吏吹求，民間告訐，使得文字獄的毒焰愈加炙烈。終于在清乾隆時期達到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