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夫妻債務糾紛案件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該解釋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
解釋主要分為四條，第四條系施行時間，已明確為自2018年1月18日起正式施行，正式施行的意義即只要在2018年1月18日前尚未審結的案件皆可適用本司法解釋，已審結或進入再審階段的案件不適用本解釋。同時，規(guī)定“本解釋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關司法解釋與本解釋相抵觸的，以本解釋為準?！?/span>
剩余的三條系該次司法解釋的核心內容，以下筆者為大家分別解讀：
解讀一
第一條 夫妻雙方共同簽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認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負的債務，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第一條主要規(guī)定了兩個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類型，一是“共債共簽”，另一是“事后追認”?！肮矀埠灐迸c“事后追認”的主旨都是夫妻雙方對債務共同的認可，只是時間先后不同。這一條中存在一個隱形的前提——此債務發(fā)生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因為債務發(fā)生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因此不論事后追認時夫妻關系是否繼續(xù)存續(xù)，只要配偶另一方追認了此債務，即應構成夫妻共同債務。
第一條并非是一個充要條件，并沒有限制債權人的權益范圍，只是明確了“共同意思表示”系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情形之一。
筆者不由想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形成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審理婚姻糾紛案件若干疑難問題的參考意見》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如下：“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情形的，應推定為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同時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根據(jù)具體案情認定構成個人債務：（1）夫妻雙方主觀上不具有舉債的合意且客觀上不分享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2）債務形成時，債權人無理由相信該債務是債務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或為債務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成立?！北本┦懈咴赫J為，只要是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存在舉債的合意（即共同的意思表示）或分享該債務帶來的利益的皆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該意見實際上與第一條司法解釋“共債共簽”、“事后追認”所表達的“共同意思表示”具有異曲同工之義。
實際上，共同的意思表示所負債務認定為共同債務并非是一個新的概念，其一，之前已見諸于地方法院的審理指南；其二，從民法角度而言，基于兩人共同的意思表示所產生的債務理應連帶償還，更何況是夫妻。而最新的司法解釋就該條的意義而言，在于明確規(guī)定了夫妻合意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情形之一，有法可依使得法院的裁判更加具有公信力。
解讀二
第二條 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以個人名義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第二條規(guī)定的側重點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明確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是指通常情況下必要的家庭日常消費，主要包括正常的衣食消費、日用品購買、子女撫養(yǎng)教育、老人贍養(yǎng)等各項費用，是維系一個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須的開支。對于”這里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一個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概念。就農村承包經(jīng)營戶而言，基于生活與承包經(jīng)營已混同，承包經(jīng)營亦屬于家庭日常生活；而就一般家庭而言，仍需結合事實情況判斷是否屬于家庭日常生活。
本條規(guī)定“債權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后面這一句決定了是否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舉證責任不在債權人，而在于一個名詞“合理性”。通常，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很難有明確的證據(jù)證明夫妻一方對外的舉債不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因正是出于婚姻法司法解釋（一）第十七條的規(guī)定“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即夫妻的家事代理權，因此，一般情況下，夫妻一方小額舉債往往直接認定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除非配偶另一方提出明確證據(jù)證明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而這里的“小額”具有相對性，這個“相對性”的界限就是筆者所稱的“合理性”，只要是在家事代理權合理范圍內的舉債，都認定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因此，本條實際上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舉證責任轉移給了未舉債的配偶一方，對于債權人來說也起到一定程度的保護，而對夫妻惡意串通逃避債務也有一定的規(guī)避作用。
解讀三
第三條 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以個人名義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債權人以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為由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jīng)營或者基于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三條與第二條從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分配舉證責任，但第三條之所以會成為拯救未合意大額舉債的配偶另一方的“大救星”，也正是在于這兩點的不同。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概念在第二條的解讀中已列明，最高院民一庭亦給出相應回答，但總的來說，還是需要基于家庭情況不同，基于最高院民一庭給出的“標準”進行合理化辨析。當債務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標準及合理化范圍時，尤其是明顯不合理的大額舉債，就適用到了本條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
本條之所以被稱為未舉債一方的“救星”，其核心正是在于舉證責任的分配。在一方以個人名義不合理地舉債（即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時，債權人直接認為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需舉證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產經(jīng)營或者基于共同意思表示，舉證責任轉移到債權人的身上。這就對債權人作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債權人在放債時即需做好舉證的準備，即需更妥帖地有選擇地采用兩種方式從而更有力地行使債權：①要求舉債人在舉債時提供證據(jù)證明債務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產經(jīng)營；②要求夫妻有共同的意思表示，諸如“共簽”等形式。
總體來說，該次司法解釋的出臺系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有力補充。一直以來，飽受爭議的一點在于夫妻一方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負債即視為夫妻共同債務，除非夫妻一方能有證據(jù)證明并非是用于家庭生活之需，將舉證責任全部交夫妻一方來承擔。而舉證恰是這一環(huán)中最困難的一部分，因此，片面加重夫妻一方舉證責任成為大眾普遍吐槽的一點。盡管后來，最高院又出臺了補充規(guī)定，將惡意串通和賭博、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導致的債務排除，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認定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最大的難點在于舉證的問題。
這次的司法解釋最大的進步就是舉證責任做了區(qū)分性的承擔，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為界作了劃分，使得舉證責任不會片面地歸一方，盡管仍有人抱怨債權人因為承擔舉證責任的問題而權益大大受損，但實際上，只要債權人在放債時做好本次司法解釋第三條的規(guī)定，對債權人的權益并不會產生根本上的影響，只是對債權人放債的流程要求更加嚴格，從長治久安的角度而言，這也是社會的進步。
因此，筆者認為，本次司法解釋確從根本上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作出了改變，法律的演進不可能顧及到方方面面，這次的司法解釋已是長足的進步，也體現(xiàn)了立法技術逐漸先進與對實務便利的綜合考量。
作者：白楊，畢業(yè)于江南大學法學院，現(xiàn)就職于江蘇金匯人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