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初以來，為了穩(wěn)定政治，清統(tǒng)治者奉行漢化政策，學習漢文化，盡量的消除“夷夏”差異。到乾隆時期，可以說漢化政策取得成功，深得人心，基本上消除了漢滿文化之間的隔閡。書法藝術的學習不僅是其漢化政策的重要部分，更是滲透到皇帝及清代皇室其他成員平素的個人喜好之中。
諸如成親王永瑆，弘歷第十一子，字鏡泉，號少庵、詒晉齋主人。自幼習書，遍臨晉、唐、宋、元、明諸代書家，行、草、楷、隸、篆各體皆能，楷書肖歐陽詢，行書頗有趙孟頫技法。
成親王 楷書
真正使書壇出現(xiàn)新的氣象，將帖學推至清朝書法最高峰的，有劉墉、翁方綱、王文治、梁同書等書壇大家。其書法藝術成就，當屬劉墉最高，也有將其與翁方綱、永瑆、鐵保并稱“翁劉成鐵”。除永瑆外，他們均是科舉出身，少習董、趙，受過館閣體的“洗禮”，可以說是官方內(nèi)部殺出的書壇先鋒。
王文治 行書
梁同書 草書七言詩
劉墉 行書七言詩
劉墉 行書
清朝衰勢，實始于乾隆晚期。乾隆晚年荒于游宴、疏于親政、寵信權臣，導致朝政腐敗、軍備廢弛。中外貿(mào)易，自19世紀30年代之后，由出超改為入超，遂使白銀開始外流，西方列強炮艦虎視眈眈，漸陷入喪權辱國的噩運。
清中期的書畫藝術對時代的變化自然也有所感應，比如書法從帖學向碑學嬗變，一洗婉約柔媚之氣，轉(zhuǎn)而崇尚古拙雄強之風。這種審美觀念變化的背后，有國祚衰微之下圖強求變的心理因素。而中國繪畫由于莊老禪學的影響，一直強調(diào)擺脫政治社會功利，通過澄懷映道或暢寫心神來尋求自我心靈的慰藉，對于時代的感應，相對于書法來說要曲折的多。這一時期的畫家中，以湯貽汾和戴熙兩位聲名最著，并稱“湯、戴”。
湯貽汾、吳山尊、戴熙、伍長華等合作 金拓博古花卉
湯貽汾 墨梅
湯貽汾、戴熙 竹石水仙
戴熙 山居圖
戴熙 山林隱逸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