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xù)攀升，2004年創(chuàng)歷史最高紀錄121.18，其后幾年則一直在120上下波動。我國也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別結構失衡嚴重、持續(xù)時間長、波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2014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高達115.88，處在高危狀態(tài)，出生性別比長期、廣泛、嚴重失衡已經造成嚴峻的人口生態(tài)失衡危機，產生的后果廣泛而深遠。
出生性別比失調，意味著很多女胎僅僅因為性別原因而被剝奪了出生權利，若干年后還會演變?yōu)榭苫槿丝诘男詣e失調，甚至會由此出現(xiàn)一個性壓抑和性沖動交織在一起的“狼性人口”。這些人群會產生不平心理和仇恨心理，進而使諸如男性光棍危機、拐賣婦女、性犯罪、女孩失蹤和相關的團伙式作案，以及孤獨終老等問題陸續(xù)爆發(fā)，嚴重威脅家庭幸福和社會和諧。出生性別比的異常升高可以看作人口發(fā)展的一種“生態(tài)失衡”，因為性別比是人口發(fā)展的生物學基礎，人口的健康發(fā)展要以兩性發(fā)展的平衡為基本前提，這也是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的應有之義。人口性別失衡是深層次的人口危機，也是我國新世紀重大的社會發(fā)展問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我國忽視了出生性別比失衡可能誘發(fā)的嚴重社會問題，沒有及時治理。2003年，國家有關部委推出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專項治理舉措，即“關愛女孩行動”。然而，因為試點行動的覆蓋面有限，同時地方政府在計劃生育一票否決的高壓下把工作重心放在嚴格控制計劃外出生上，對更復雜的性別比失衡問題拙于應付也缺乏積極性，導致長期以來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處在人口問題治理的邊緣地帶。性別偏好的改變非朝夕之功，所以治理的績效并不樂觀。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現(xiàn)行的治理模式治標不治本，效果十分有限。
主流觀點認為，導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造成的男孩性別偏好，直接原因是非醫(y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實際上，一個重要因素被忽視了，那就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擠壓效應。
1995年，筆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和偏高現(xiàn)象實際是偏好男孩的意愿過于強烈和生育選擇的空間過于狹小相互擠壓的結果。這一解釋回應了一個事實：為什么建國后相當長時期內國人雖然有強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卻沒有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原因就在于當時的“生育選擇空間”（生育意愿得以實現(xiàn)的權限空間）沒有限制。當然，那時候也沒有采血或者B超性別鑒定等技術手段。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等“兩胎加間隔”試點地區(qū)的實踐表明，由于生育政策的放寬，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這一啟發(fā)是巨大的。
就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而言，現(xiàn)行生育政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因為它限定了生育選擇空間，破壞了人口生態(tài)平衡。長期以來，1.5個孩子的政策生育空間違背了男女平等的大原則。現(xiàn)行的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性別偏好，雖然這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于20世紀80年代初定位的我國生育政策大概可以歸納為1.5個孩子的政策。政策的基本框架是：如果農村居民生育的第一孩是男孩，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再生的；相反，如果農村居民生育的第一孩是女孩，那么在一些?。▍^(qū)）間隔數年后是可以再生第二個孩子的。
生育政策應與男女平等國策兼容，以社會性別平等為核心追求和終極關懷，盡早賦予各類家庭以自主、公平的生育權?，F(xiàn)行生育政策需要反思的是：一方面，倘若認為一個孩子足矣，那么就不妨一碗水端平，大家都只生一個；倘若認為一個孩子太少，那么也不妨大家都可以生兩個。顯然，現(xiàn)實的做法并不著重于孩子的數量平等，并不關心一個孩子好還是兩個孩子好。另一方面，現(xiàn)行生育政策采取的是城鄉(xiāng)分治、男女有別的政策。城鄉(xiāng)分治的前提是城市居民享受較為普遍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居民從政策出臺之初到現(xiàn)在基本上依靠的是傳統(tǒng)的家庭保障。男女有別則是現(xiàn)行生育政策默認了男孩女孩對農村家庭的價值差別。也就是說，默認了女孩的價值不如男孩的價值，特別是養(yǎng)老支持方面，這契合了農村養(yǎng)兒防老的制度化傳統(tǒng)。此其一。
其二，我們有必要區(qū)分歧視性和非歧視性的性別偏好，它們性質不同、強度不同、作用不同。重男輕女的性別偏好（實質為性別歧視）是我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癥結。性別歧視植根于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性別文化、有子萬事足的傳統(tǒng)生育文化、依靠男性的小農生產方式和依靠兒孫的傳統(tǒng)養(yǎng)老方式，的確有著非常深厚的現(xiàn)實基礎和歷史因緣。我們要消除性別歧視，實現(xiàn)社會性別平等，包括出生權利、生存權利和發(fā)展權利在內的男女平等。
其三，B超因素是條件變量，控制它是治標。國家衛(wèi)生計生委、公安部等14個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通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打擊、防控采血鑒定胎兒性別行為的措施，建立有獎舉報制度，查處非法中介。這方面，更重要的在于預防性控制，如果木已成舟、事后懲治，對遏制出生性別比失調實無裨益。
刊于《中國科學報》20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