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8日 09:5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曾大興 陳一軍
“文學地理學”這個概念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學》（1802）一書中提出，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1902）一文中首次使用“文學地理”這個概念。因此有人認為，梁啟超“所提出的‘文學地理’的概念極有可能就是康德《自然地理學》中的‘文學地理學’概念”。事實上，康德并沒有對“文學地理學”這個概念的內(nèi)涵做任何界定。就其《自然地理學》全書來看，他所講的“文學地理學”包含文學、科學、藝術(shù)、哲學、政治等諸多方面，相當于后來的人文地理學，而梁啟超所講的“文學地理”則是純粹的“文學地理”，它是與“政治地理”并舉的。
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源遠流長
其實，在梁啟超使用“文學地理”這個概念之前，中國的文學地理研究已經(jīng)有2500余年的歷史（中國最早的文學地理學批評是《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札對“國風”的評價，前544年），而在康德提出“文學地理學”這個概念之前，西方只有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一書中有過文學地理學的言論。吳公子札之后，中國的文學地理學思想經(jīng)過司馬遷、班固、劉勰、魏徵、朱熹等歷代學者的探索和闡發(fā)，至20世紀初期已經(jīng)有了相當豐厚的積累。20世紀初期，劉師培、王國維、汪辟疆和顧頡剛等先后發(fā)表《南北文學不同論》、《屈子文學之精神》、《近代詩派與地域》和《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四篇系統(tǒng)性的文學地理學論文，可以說在理論上、方法上為半個世紀以后文學地理學學科在中國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孟德斯鳩之后的西方，雖然也有很多學者先后發(fā)表過若干文學地理學的言論或論著，但是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并沒有達到中國學者的水準?？梢钥隙ǖ卣f，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水平遙遙領先于西方。
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由于受蘇聯(lián)學術(shù)的影響而中斷，西方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則由于受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影響，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與文化學術(shù)環(huán)境的逐漸寬松，中斷了30多年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再度興起。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受地理學“文化轉(zhuǎn)向”與哲學等學科“空間轉(zhuǎn)向”的影響，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也再度興起。
有人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是受西方學術(shù)“空間轉(zhuǎn)向”的影響，這一觀點需要具體分析。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較早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一批學者如朱則杰、趙昌平、蕭兵、金克木等人的論著中，根本就沒有西方學術(shù)“空間轉(zhuǎn)向”的影子。恰恰相反，他們從事這項研究是受中國傳統(tǒng)文學地理學研究影響，尤其是受梁啟超、劉師培、王國維、汪辟疆和顧頡剛等人直接影響。他們的文學地理學論著問世之后，西方學術(shù)“空間轉(zhuǎn)向”才逐漸為中國學者所知曉，這已經(jīng)是21世紀的事情了。當然，西方學術(shù)“空間轉(zhuǎn)向”對中國21世紀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是有影響的。也正是由于受到中國古代、現(xiàn)代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與西方學術(shù)“空間轉(zhuǎn)向”的雙重影響，中國21世紀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得到蓬勃發(fā)展，進而導致文學地理學學科在中國本土的誕生。
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走在前列
陶禮天教授指出：“就當前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現(xiàn)狀而言，用一句話概括：已成顯學。涌現(xiàn)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學地理學學科建構(gòu)框架，確立了文學與地理尤其是與文化地理關系的新的研究視角，‘人地關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已經(jīng)被認可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科學基礎和立論前提，各種文化地理學與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法得以新的綜合運用和考量，從而產(chǎn)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徑，相關研究的各種‘稱謂’已趨向于統(tǒng)一到‘文學地理學’的名下?！狈▏鴮W者波確德·維斯特伏所著《地理批評：真實與虛構(gòu)的空間》一書與美國學者羅伯特·泰利主編的《地理批評探索：空間、地方以及繪制文學文化研究地圖》一書，可以說代表了當代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國外的文學地理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這些成績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氨M管西方學界提出‘文學地理學’并出版了專著，但西方主流文學理論批評界并沒有認可‘文學地理學’?！保ㄌ斩Y天《試論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21世紀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成績主要體現(xiàn)在“地理批評”。所謂“地理批評”，也就是“文本分析”，客觀地講，這值得中國借鑒。但遺憾的是，當代西方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基本上就停留在“地理批評”這一塊，這是有些狹窄的。由于“西方主流文學理論批評界并沒有認可‘文學地理學’”，加之西方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又基本停留在“地理批評”這一塊，并沒有進行更全面、更系統(tǒng)、更深入的開拓，所以建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學者的肩上。
文學地理學理應誕生在中國
當然，文學地理學這個學科在中國誕生，還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條件。一是中國地域遼闊而地理環(huán)境又非常復雜；二是中國文學歷史悠久且積累又特別豐厚。也就是說，中國早就具備了建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地理條件、歷史條件和文學條件。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術(shù)自古以來就有“天人合一”、“時空并重”的傳統(tǒng)。中國第一部文學總集《詩三百》（后名《詩經(jīng)》）中的“風詩”是按地域編排的，而“頌詩”則未按時代編排（先“周頌”后“商頌”），這說明中國古人關于文學的空間思維其實是早于時間思維的，根本不存在“重時間而輕空間”的問題。而西方人對于文學的空間思維則比中國晚2200多年。由于中國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有悠久的傳統(tǒng)，中國古今文學的地域色彩又特別突出，所以中國學者一旦提出建立文學地理學學科，就得到文學界和地理學界的廣泛支持。這些條件都是西方所不具備的。文學地理學學科如果不在中國誕生，那是中國學者的失職。
一門學科的建立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文學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第二要有一套相應的基本理論、基本概念和話語體系。在這方面，梅新林、曾大興、楊義、鄒建軍等在《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tài)與演變》、《文學地理學研究》、《文學地理學會通》、《江山之助》等專著中均有比較系統(tǒng)而深入的探索，文學地理學學術(shù)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建立指日可待。第三要有相應的學術(shù)研究機構(gòu)、學術(shù)團隊、學術(shù)交流平臺和專門人才培養(yǎng)機制。在這方面，中國文學地理學界也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作為一門在中國本土產(chǎn)生的新興學科，文學地理學雖然省略了一個“本土化”的過程，但還有一段漫長的“國際化”道路要走。它的基本理論、基本概念、話語體系都是中國式的，要通過持續(xù)不斷的國際學術(shù)交流，使這些理論、概念和話語逐漸為國際學術(shù)界所認可，所接受。
（曾大興系廣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地理學會會長；陳一軍系陜西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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