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晚號石屋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人，現(xiàn)代學(xué)者、書法家、政治家，中國民主促進(jìn)會的主要締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馬敘倫和沈尹默都是著名學(xué)者，還曾在浙江兩級師范學(xué)校和北京大學(xué)共事。兩人也都具有頗高的書法造詣，他們在書法理論方面曾有過爭論，堪稱中國近代書法史上的一段佳話。
馬敘倫（1885－1970）
20世紀(jì)20年代，沈尹默與馬敘倫都在北京大學(xué)任職，也時相探討書法問題。但是，兩位學(xué)者對書學(xué)理論的認(rèn)識頗有異同，二者之間的爭論長達(dá)數(shù)十年。1938年10月22日，蔡元培在日記中曾記錄了沈尹默對于自己書法的自信：“沈尹默、張鳳舉來。尹默自言于書法近有神悟，有規(guī)則而又筆筆換，可體驗不可以言傳?！薄吧蚴献匝浴〞凇啄蠈m之下’?！?/span>
馬敘倫雖然在書法界沒有沈尹默的盛名，但卻比沈尹默更為自負(fù)，其論書詩云：“唐后何曾有好書，元章處處苦侵漁。佳處欲追晉中令，弊端吾與比狂且。”自稱作書不涉唐以后一筆。馬敘倫在其隨筆《石屋余瀋》中曾對當(dāng)時的書法家們頗有微詞，說王福廣作字如描花，康南海、于右任書雖不弱，康尤勝于遠(yuǎn)甚，二人恃其善書，有玩世之意，所作隨意為之，遂入惡道。馬敘倫對沈尹默稍有好感，但也認(rèn)為“其功力亦不出米虎兒之上”。
隨筆中有《沈尹默書》一文，對于沈尹默有這樣的評價：“與智影訪沈尹默，尹默出示其近年所書，有屏四幅，尹默自許為可存者，余亦僅許此四幅，以為伯仲米虎兒，然虎兒親承海岳之傳，于海岳書若具體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晉，而虎兒局促唐人轅下，仍是宋人面目。且其骨氣不清，則不能得之于父，殆天也?！苯又终J(rèn)為：“尹默此書面目極似。而于虎兒終須以兄事之，蓋筆中猶若夾雜也。余以為尹默他日即以此跨虎兒而上之。若去此便反落虎兒局中，不得出矣。”由此，馬敘倫得出結(jié)論：“尹默又示其所臨褚河南《孟法師》《房梁公》兩碑，以此見尹默于書，正清代所謂三考出身。于右任嘗比之為梨園之科班，而自比于客串，亦非輕之也。余則若清之大科耳。蓋余抱不臨之旨，偶事臨摹，終頁即止也，況終篇三復(fù)耶？”在這里，馬敘倫把自己比喻為大科，即皇帝欽點的狀元，把沈尹默認(rèn)定為三考出身的進(jìn)士。對于沈尹默主張的懸腕，馬敘倫也有不同意見：“尹默作書無論巨細(xì)皆懸腕肘，然指未運，故變化少，其論中鋒仍主筆心常在畫中，特以毫鋪，正副齊用，故筆心仍在畫中，此在六朝碑版中觀之亦然，若鄭文公金石峪。余始終以為指亦運轉(zhuǎn)，而副毫環(huán)轉(zhuǎn)鋪張，筆心在中，蔡伯喈所謂奇怪生焉者，必由此出也，此則止能各由其道矣?！?/span>
《石屋余瀋》書影
隨后，馬敘倫又在其1949年出版的《石屋續(xù)瀋》中記載當(dāng)時上海輿論有認(rèn)為沈尹默“底子尚不算差，但其筆趣則缺然，不足名大家”的看法。對此，馬敘倫認(rèn)為不要計較：“此論尚非過為詆毀，特尹默不可與福廣并論；尹默書功夫不差，相當(dāng)知筆法，惟以深于臨摹，入而不出，故靈變不足，然無匠氣，究非今日其他書家可望其肩背也?！?/span>
1946年末，沈尹默自重慶返滬，堅辭掛名的“監(jiān)察院委員”，自甘清苦，不食“蔣粟”，直至上海解放，以鬻字為生，自嘲“字同生菜論斤賣”（見之于沈尹默七言詩《次韻答行嚴(yán)過訪見贈之作》）。由此客觀上使得沈尹默作品較早進(jìn)入了市場，以至后來形成了沈尹默與馬敘倫的書法作品價格有較大差距，價格多寡完全是市場行為，所謂富商撐腰是一種戲稱。
行書七言詩
1963年2月25日，時任上海市文聯(lián)副主席兼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主任的沈尹默，應(yīng)邀為陳叔通主持編印的《馬敘倫墨跡選集》寫作序言，其中介紹說：“石屋先生天資強敏，精力過人。早歲蜚聲文苑，震驚諸老輩。從事人民革命事業(yè)，恓惶奔走，夷險如一。而博覽群書，著述不輟，臨池弄翰，特其余事耳。三十年前見其筆札，已極清勁之致，為時所推，稱為善書。居恒與余戲言，謂余書為三科出身，而君以大科自命。蓋以余魯拙庸謹(jǐn)，必依明賢矩，刻意臨寫，自運殆少，遂無復(fù)字外之奇?！菖c余，實亦各盡其一己之性分，非故為異同也?！杂嗯c君習(xí)而略通書道，來索序，謂或能道出此中甘苦。余與君誠至熟悉，惟未嘗親見其握管染翰著紙。即便能道一二，未必中君意……石屋作字，頗重意趣。懸腕書小字，其殆欲傳此秘于來者乎！石屋臥病久矣，末由相與扺掌暢論此事，至堪太息，是為序?！?/span>
《馬敘倫墨跡選集》書影
沈尹默與馬敘倫之間既不乏學(xué)術(shù)爭論，也有相近志趣，二人的交往可謂是君子之交，坦坦蕩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