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經(jīng)濟學帝國主義》
主編：高小勇
明朝偉大航海家鄭和在公元1405～1433年間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已為大多數(shù)中國人耳熟能詳；同樣地，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倫布公元1492年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的說法也已根深蒂固。
在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航海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些人平時所忽視的東西？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說宋朝總體屬于一個外向開放型的朝代，那么明朝則是一個內(nèi)向封閉型的朝代。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新政權，實行安內(nèi)平黨和海禁政策（包括嚴禁私商出泊），即關起門來鞏固政權。他去世前，看到兒輩互相爭權，便把權力交給了忠厚老實的惠帝，找了個借口，把最強干的朱棣遠遠發(fā)落?；莸郛斦磺卸及刺嬷煸暗募榷ǚ结樲k事。四年后，朱棣發(fā)難，取代了惠帝，登基當成祖。明成祖朱棣一上臺就改變了朱元璋的平內(nèi)和閉門鎖國的方針，轉而實行富國強兵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其代表就是打開海禁，鼓勵私商，責令鄭和組織了龐大的下西洋活動。
打開海禁和鄭和航海，大大刺激了當時的科學技術、經(jīng)濟、國防和民族文化的發(fā)展。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國自漢唐以后又一次出現(xiàn)了空前繁榮和對外稱雄的局面，即歷史上有名的永樂年，其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代表是《永樂大典》，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是鄭和航海下西洋。
在公元1405～1433年這段短暫的時間，總兵太監(jiān)鄭和所指揮的寶船船隊，七次英雄式的遠航，遍及了中國海與印度洋，從臺灣到波斯灣，并遠及中國人心目中的黃金國——非洲。雖然中國從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歐洲的存在，但歐洲這個“遠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對他們來說，缺乏吸引力。在這30年中，外國的貨品、藥物與地理知識，以空前的速度輸入中國；相對地，中國也在整個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間和影響力。當時世界的一半已經(jīng)在中國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無敵的海軍，如果中國想要的話，另外一半并不難成為中國的勢力范圍。在歐洲大冒險、大擴張時代來臨之前的100年，中國有機會成為世界的殖民強權。
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繼位。他們聽從了一班儒臣的建議，認為下西洋和開海禁有傷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儒家風范。于是，他們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實行“罷寶船弊政”，迫使鄭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鄭和死諫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準諫。這一次鄭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動，從此留下了“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的歷史佳談，而中國則開始了近500年之久的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
在寶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國皇帝下令嚴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在100年里，舉世無雙的海軍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虐。中國在對外大擴張時代之后，緊接著的是閉關自守的時期。15世紀初，中國這個世界科技的領導者，很快地離開了世界歷史的舞臺。就在同時，正在萌芽的國際貿(mào)易和剛開始的工業(yè)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現(xiàn)代。
公元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意大利誕生。雖出身卑微，哥倫布從小便立志要當一個航海家，作環(huán)球航行。19歲時，哥倫布隨兄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定居。當時葡萄牙正試圖繞過非洲去印度，但哥倫布認為不必繞過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便可到達印度。然而從他1484年向葡萄牙國王提出這個建議開始，到1492年西班牙女王同意這一計劃實施，哥倫布花了8年的時間。公元1492年8月，年已41歲的哥倫布終于獲得西班牙女王伊麗莎白的支持，帶領120人分乘三只小船離開西班牙，開始向西環(huán)球航行。
1492年10月12日，經(jīng)過三十多天的航行，他們終于登上了北美巴哈馬群島中的圣薩爾瓦多島。此后，哥倫布又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沿岸，進行了實地考察。哥倫布成為西方第一個發(fā)現(xiàn)美洲新大陸的人，但他至死都把美洲錯認作印度，西印度群島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
在鄭和與哥倫布的航海事件中，各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極為不同。鄭和下西洋，更多的是奉帝王之命，意在“宣德化而柔遠人”，從而達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境界。鄭和下西洋的主要活動，無論軍事、貿(mào)易、外交等等，都是以此為中心而展開。明朝既不求海外殖民地，更不求通過貿(mào)易而獲利，不是不能，而是志不在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鄭和的航海更多的只是一種儀式，一種符號象征罷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西方，殖民者之航海探險受到了王室的極大支持。1492年西班牙國王面對哥倫布的航海探險請求時，不僅封他為貴族暨大西洋海軍元帥，更準他擔任未來所發(fā)現(xiàn)的島嶼和陸地的總督，而且這些頭銜都將世襲。此外，新發(fā)現(xiàn)土地上產(chǎn)品的1/10歸他所有；他也能參與新土地上的所有商業(yè)活動，投資和利潤占總額的1/8。同樣，1519年麥哲倫航海探險計劃開始實施時，西班牙國王也答應從新發(fā)現(xiàn)的領土中，撥出l／20賞給麥哲倫，并允許他們參與未來的土地開發(fā)。因此，遠航探險不僅可以帶來榮譽，更可以致富。這種赤裸裸的殖民和掠奪黃金財富的遠征，使歐洲航海探險從一開始就注重每一次新發(fā)現(xiàn)的信息發(fā)布與記錄，他們每發(fā)現(xiàn)一塊新的陸地、一座新的島嶼，就為之命名，并劃入本國的版圖。
毫無疑問，明朝統(tǒng)治者潛意識里并不存在“互通有無”“開墾疆域”的宏大意識，思維深處積淀的以農(nóng)為本的政策取向，不可能生發(fā)出近世歐洲的“重商主義”模式。而這種封閉自鎖、農(nóng)業(yè)為本的自然經(jīng)濟，根本不是以拓展貿(mào)易、攫取資源為重心的商品經(jīng)濟的對手。雖然鄭和的船隊，無論數(shù)量、質量、技術、噸位等各方面都是當時世界一流，但它并沒有取得與世界一流相稱的回報，揚威宣德的結果，是對經(jīng)濟利益的極端輕視，從某種意義上這也預示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沒落。政府行為與私人行為之間，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就是預算約束的嚴厲程度不同，
這在鄭和與哥倫布的對照中就已有鮮明的體現(xiàn)。鄭和的船隊，僅第一次航海就有2.7萬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鄭和的寶船更是龐大無比，長約132米，寬約54米，吃水深度8米。最大排水量約1.48萬噸，載重量約在7000噸左右。寶船有“九道桅”，“能張十二帆”，真是舳艫相繼，在“鯨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而哥倫布的所謂船隊，不過三艘船，最大的船不過25米長，船員九十多人。即使后來者麥哲倫1519年從西班牙西南起航的船隊，總共也僅有五艘破舊的三桅船，噸位很小，船員共265人，根本沒法和鄭和的艦隊相提并論。這樣類似的對比，中國人往往容易陶醉于民族自豪感，震撼于鄭和的壯舉和船隊的威武雄壯，但人們忽視了該行為的成本—收益分析。鄭和的船隊固然比哥倫布的大而且先進，但其付出的成本更高。哥倫布簡陋的船隊居然能夠發(fā)現(xiàn)“新大陸”，進而殖民、開發(fā)巨大資源，而富麗堂皇的鄭和船隊僅是握手示好，掙了個臉面而已。這當中的距離，豈是船隊大小可以比擬的！
造成如此差異的根源，是政府在航海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明成祖朱棣雖比太祖朱元璋開明，但其主導性思維仍沒超越小農(nóng)經(jīng)濟意識，而儒家規(guī)范又極大地泯滅了人的進攻性、冒險精神和成功欲望，使得鄭和的航海成了另類的明朝宣傳板。反觀哥倫布的航行，從他開始提出航海建議到獲得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贊助，其間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爭辯、修改計劃，前后花了8年光陰，可見航海主張得到統(tǒng)治者支持之不易。西班牙統(tǒng)治者的贊助，是經(jīng)過了風險—收益分析的考量，而中國皇帝一聲令下，高興了就航海，不高興就閉關，絲毫沒有關注航海的經(jīng)濟效應。
本文摘取自——
書名：《經(jīng)濟學視角下的中國大歷史》
作者：高小勇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