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Happy Lantern Festival
愧對王通
作者：徐小蘭
中國歷代文人中，總是會有一部分站在歷史各個時期的最前沿，另有一部分卻會站在歷史的最深處。當然還有一部分文人，會出現(xiàn)在各個歷史時期最敏感的部位。所以，他們，和他們家族的歷史，必然地應該是人類文明史最為珍貴的記載，應該是我們最不能忘卻的記憶。
隋末文人王通，就正是站在隋末唐初那段歷史最深處的一代大儒。
我的故鄉(xiāng)在黃河岸邊龍門山下，自打識字起，我就從父輩那里知道，《三字經(jīng)》里“五子者，有荀楊，文中子，及老莊”的“五子”是指荀子、楊子、文中子、老子和莊子。而這“五子”之中的“文中子”，則是我的同鄉(xiāng)，山西龍門人，本名王通。后來我又漸漸地知道，喜歡釀酒、喜歡吃酒、善于占卜、善于醫(yī)道又極善做詩的才華橫溢自由如風的王績，是文中子王通的同胞兄弟。還有，“初唐四杰”之首、以千古名序《滕王閣序》名揚天下的少年才俊王勃，是王通的嫡孫。
這讓我頗感驕傲，更讓我對王通及龍門王氏家族充滿了崇敬之情。我想，一個家族，能在三代之間出現(xiàn)這樣三位重量級歷史文化名人，應該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和獨特背景。事實果真如此，河東王氏家族，是個充滿智慧、崇尚文明、續(xù)遞文明的大家族。這個家族世世代代幾乎所有人的生活與生命，都是與書籍有關(guān)：總是在讀書，也總是在寫書，或者在教書。而王氏家族諸多文化名人在我國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也最令人敬重的，當屬王通。
自去年寫作長篇文化散文《千年望族》之后，時不時地，我總會思緒萬千，朝著離我家不遠的正北方向舉目仰望。正北方向是什么？是我不久前專程前去拜望過的我的同鄉(xiāng)文中子王通1400年前隱居河汾設(shè)教講學的地方：黃頰山白牛溪文中子洞。
舉目仰望的同時，我會在心底里發(fā)出一聲長嘆，也總是滿含愧疚。我總覺得，做為后人，我們愧對王通。因為，以王通的學問、人格和思想成就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巨大貢獻，我們歷朝歷代文化界、史學界給他的地位與評價，實在是有所不當，或者說遠遠不夠。
我不是學識淵博的學者或教授，也不是專門從事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史學研究者。我只是個普通的作家，只是在接受了“河東名門”《千年望族》一書的寫作任務之后，于偶然之中必然地走近了文中子王通和他的家族的那段歷史。我因此查閱和學習了大量文史資料，也認識了民間許許多多孜孜不倦的“三王（王通、王績、王勃）文化”研究者和儒風依然的王氏后人。但我卻從此再也不可能不讓自己對這位生活在1400年前的偉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產(chǎn)生由衷的崇拜和景仰，甚至每每想起王通，我總會兩眼濕潤，覺得心痛。我想為他而歌，更想為他而泣。因為，他已經(jīng)活在了我的書中，也已經(jīng)活在了我的心里。
王通，字仲淹，北周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生于龍門縣（今河津市）萬春鄉(xiāng)甘澤里（今萬榮縣通化鎮(zhèn)）。出身書香門第又少年老成的王通十歲左右時就經(jīng)常與父親王隆探討學問，談論國事。在父親的指點下，王通小小年紀就模仿孔子的《春秋》寫作《元經(jīng)》。十三歲時，王通中秀才高第，成為十里八鄉(xiāng)人人皆知的“小先生”，時常在家中為前來拜訪的長者及同齡人講學論經(jīng)。十七歲時，胸懷大志的王通告別父母，負笈求學，去走訪海內(nèi)名士，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今紹興）夏典，問《禮》于河東關(guān)子明（關(guān)羽后裔），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本家族父王仲華，從而汲取了不少學識，得到很大教益，并由此開始形成自己的新儒學思想和新儒學理論。
仁壽三年（公元603），二十三歲的王通著成四卷《太平十二策》治國方略。王通的治國方略不僅總結(jié)了歷史經(jīng)驗與教訓，還詳盡分析了隋朝當時的政治形勢，提出了政治主張。王通認為：隋朝雖然統(tǒng)一了天下，霸業(yè)已成，但卻沒有治理國家的長遠策略，如此下去，必然會招致大亂，失去民心。所以應當“推仁義之策，興禮樂之制?！敝笸跬ㄒ詽乐能P躇滿志地告別父母妻兒，西去長安，進京上朝，向隋文帝楊堅面陳他的治國方略。但他的《太平十二策》卻因奸臣楊素等人的阻攔而未被朝廷采用。隋文帝倒是發(fā)現(xiàn)王通是個難得之才，任命王通為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要王通去蜀州上任。但王通之志并不在做官，而在為民治國，他覺得“道不在位”，未去上任。王通在長安親眼目睹了隋朝的政治腐敗，他感覺隋朝已無可救藥，于是作《東征之歌》，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愿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返回河東的王通從此守道不仕，隱居河汾（汾水經(jīng)龍門縣南注入黃河，龍門故稱河汾），在黃頰山白牛溪續(xù)修六經(jīng)，躬耕自養(yǎng)，召集弟子，講學授業(yè)，史稱“河汾之學”。此后，隋文帝隋煬帝先后四次征召，王通始終不仕。
王通“河汾門下”的弟子先后有數(shù)百人，其中薛收、姚義、杜淹、魏征、房玄齡、陳叔達、杜如晦等為佼佼者。他們師承王通，蓄勢待發(fā)，不久之后大都成為了大唐盛世的名臣名相。王通的思想精華大都被他們帶進了唐朝，使得唐朝成為了王通思想的最大受益者。王通“河汾之學”重新發(fā)明的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人性本善、君臣關(guān)系的相對性，以及君主必須從諫的思想，在“貞觀之治”中獲得了大體落實。可以說“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在時間上存在著連續(xù)性，政治思想上存在著一致性，具有著一定的因果關(guān)系。所以說，比之于拒絕采用王通治國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運的。
隋大業(yè)十三年（公元617），由于染疾在身，王通體力不支，一病不起。王凝王績兄弟以及薛收等弟子門人，將王通自黃頰山送回家中休養(yǎng)，期待王通早日康復。然而，僅七日之后，王通就在家中逝世，終年才只不過三十八歲。三十八歲，那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好的年華呵！更何況王通這樣的曠世奇才一代大儒！我們不奢望他能享古稀之壽，就算是只給他六十年光陰，那么他的河汾之學與王道仁政，他主張的“三教合一”與“天下為心”，也必定會更加完善，會給中國的儒學、政治、思想和文化留下更多的寶貴財富。
王通逝世時，隋朝政權(quán)已經(jīng)瓦解，太原留守李淵已經(jīng)起兵，李世民、李建成分領(lǐng)左右軍攻占晉南，直取長安，可以說國家正處于戰(zhàn)亂之中，民間百姓也因天下大亂而心緒不寧。然而當王通逝世的消息傳開，王通的門人弟子魏征、房玄齡、杜淹、姚義、薛收等人，即使是身負重任，正留在京都長安參與李唐王朝新政權(quán)建立之事，都一概放下，東渡黃河來為先師送行。他們相約在距王通家不遠的溝壑村集合，然后一起去祭奠王通，參加葬禮。想先師王通一生所為，看天下當時朝政不寧，并無人來替王通謚號封名，于是他們依據(jù)《易經(jīng)》“黃裳元吉，文在其中”之意，相商決定，謚王通為“文中子”。
此后，“文中子王通”之稱被世人公認；“河汾門下”用來比喻“名師門下人才盛出”；王通的家鄉(xiāng)萬春鄉(xiāng)甘澤里更名為“通化村”；溝壑村更名為“集賢村”；黃頰山王通設(shè)教講學的天然大山洞被稱做“文中子洞”；文中子王通墓，在通化村東北，原占地二十余畝，有薛收“文中子碣銘”；文中子祠，又稱王通廟，建于通化村，中堂外一幅楹聯(lián)為：教衍河汾門羅將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王通本人留下部分記載，再由王凝與王通之子王福畤整理而成的王通與門人弟子對話錄《中說》，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問易篇、禮樂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關(guān)朗篇，被制版、印刷、成書，流傳至今，那套木刻版共一百五十二片，至今珍藏在王氏后人家中。
民間如此厚待王通，而隋、唐、宋、元歷朝皇室對待王通的身后之名，卻一直持漠然態(tài)度。直至明朝嘉靖九年，王通似乎才被朝廷重視，得以入祀孔廟。直至今天，就王通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以及他的治國理念與教育思想對我們的重要，與我國史學界給他的學術(shù)地位和文化評價，也還是極不相稱。
這是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很復雜。主要是因為唐朝的《隋書》對王通只字不提，沒能為王通立傳，致使以后各朝的史書都沒能給王通以應有的學術(shù)地位，甚至對王通其人、其事、其書、其論的真實與否都產(chǎn)生了懷疑。清人王士禎以為：“唐初修隋史，不為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保ā断阕婀P記》卷三）
那么，既然《隋書》為唐朝所修，主要作者中有王通的弟子魏征，從事實上講唐朝又是王通治國思想的最大受益者，而《隋書》又為何不肯為王通立傳，對王通只字不提呢？原因有二。其一：當年李世民與父親李淵從太原起兵打天下時路過晉南，在聞知王通之才后，李世民曾通過房玄齡請王通出山，無奈王通不給面子，堅辭不肯。這讓后來即位為唐太宗的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懷，所以盡管《隋書》不載王通并不公允，這位皇上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不過問。原因之二，也是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長孫皇后之兄、身為宰相又監(jiān)修國史的長孫無忌從中做梗。貞觀初年，王通三弟王凝任監(jiān)察御史時彈劾侯君集，此事牽連到長孫無忌，于是長孫無忌對王氏兄弟懷恨在心，大權(quán)在握的他不僅使王凝獲罪遭貶，還一直壓制對王通四弟王績的任職和使用。而王氏兄弟又皆因家風和性格使然而不向權(quán)貴低眉俯首，這更使長孫無忌心懷不悅，對王氏積怨更深。于是，直接參與編著和審定《隋書》成文的長孫無忌便毫不留情地拒絕讓王通在《隋書》中露面。而做為《隋書》編修者之一的魏征此時在朝中自然尚不敢與長孫無忌這位太宗后兄、元勛大臣做對，他即使手中有筆，也因為心有顧忌而做了妥協(xié)，沒敢將自己的先師王通載入《隋書》。從這件事上，不僅反映出朝權(quán)之爭不可避免的殘酷性和陰暗面，反映出君主專制及勛戚勢力的局限性與黑暗性，還同時暴露了人性中自私、冷漠和軟弱的多個負面與側(cè)面。
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鄧小軍先生有言：《隋書》不為王通立傳，書中對王通一字不提，這一反常的現(xiàn)象當然值得懷疑。懷疑的方向，應當指向唐初修撰《隋書》的相關(guān)背景，而不應當指向隋代真實存在的王通其人。
《隋書》不為王通立傳，致使后來的史學界對王通其人其書懷有種種猜疑，有人甚至懷疑歷史上根本就不曾有過王通這個人。嗚呼蒼天！此情此景，我輩能不為王通叫屈？文中子王通地下有知，該當何感？
《隋書》不載王通，當然是它的一個嚴重缺陷。后來的《舊唐書》雖然著錄了王通的《中說》，記載了王通的生平，但卻并不詳盡。再后來，司馬光以史學家特有的眼光，敏銳地覺察到王通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及文化意義，于《資治通鑒》中記載了王通的生平事跡，并撰寫了《文中子補傳》，說：以補《隋書》之缺。
然而盡管如此，盡管還有宋朝所成并流傳至今的“三字經(jīng)”里有“五子者，有荀楊，文中子，及老莊”之句專門提到了“文中子”，也還是沒有太多的人知道“文中子”就是王通。明代對王通的研究既有公允之言，亦有懷疑之辭。清代的文中子研究對王通其人其書的看法真?zhèn)未姘?，原因在于考?jù)學家多崇漢學，不大讀唐以后史書。總之，歷代的學者多以《隋書》不載王通為由，從而判定其偽，拒絕接受，不去對真實的王通進行研究和考證，致使王通的思想成就、政治主張及聲譽名望屢遭削弱。
身為作家的我，卻因為“河東名門”《千年望族》一書的寫作而真真切切接觸了王通的后人和“三王文化”諸多研究者，我看到了王通《中說》的木刻版，也看到了一個生動鮮活、極富人情的山一樣高大的王通。我在王通墓前含愧默哀，又一路風塵北上黃頰，在文中子洞前灑酒祭拜，追思王通。
我以為，王通最要緊的思想就是民主、仁政，是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王通講“正民庇主”，是說，好的皇帝為正，可以庇民、保護民眾?；实鄄徽癖娨嗫梢约m正他，再不行，可以罷免他。王通的“道不在位”，是說，并非有“位”的人就一定有“道”，真正有“道”的人，也并非一定在“位”。王通之偉大，我想是在于他在很多方面是源于孔孟，又勝于孔孟。王通的思想、理論、學說，更具遠見卓識，更便于社會實踐。王通的情懷、品格、意識，更為寬廣博大，更趨于民主、自由、平等。
我知道現(xiàn)今已有一些專家學者開始從各個方面研究文中子王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中子中說譯注》即屬于普及性讀物，作者鄭春穎。文中子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鄧小軍先生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鄧先生此文雖然是研究唐代文學，但他把對文中子的研究作為研究唐代文學的基石，可見王通對唐代的重要。
如前所說，我不是史學專家，亦非學者教授，無才對王通的學術(shù)思想展開研究。我只能默默期待，期待著我們的史學界能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以便 讓王通的思想對我們今天的現(xiàn)實社會有更加切實的指導意義，同時也給王通以恰如其分的學術(shù)地位和歷史評價。
作者簡介
DRAGON BOAT FESTIVAL
徐小蘭，山西河津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西省女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第三、四、五、六屆全委會委員，魯迅文學院1993屆學員，獲《山西文學》杰出作家獎，文學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海外版》《散文選刊》《芙蓉》《黃河》《山西文學》等各文學刊物，作品多次被轉(zhuǎn)載、選載并獲獎。已由作家出版社、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等出版小說集《無處輝煌》，文集《女人如月?桃花祭》，散文集《做個美麗自然的女人》《不能不說的疼痛》《柔軟的堅守》以及長篇文化散文《千年望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