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先生

1981年4月下旬，在成都召開的“杜甫研究學會第一屆年會”上，葉嘉瑩先生結(jié)識了神交已久的繆鉞先生，當時繆先生是杜甫研究學會的會長。兩位學者對于中國古典詩詞的精美品質(zhì)有著相同的感受與摯愛。據(jù)繆元朗先生（繆鉞先生之孫）在《繆鉞先生與葉嘉瑩教授合作的學術(shù)觀念基礎》中所述：

凡讀過《靈谿詞說》的人，可能都會知道繆鉞、葉嘉瑩兩位先生合作的緣起。在該書《后記》中，繆先生曾說二人的初次相識是在1981 年4 月下旬成都草堂所舉辦的杜甫研究學會第一屆年會上，“葉君少時讀過我所著的《詩詞散論》，深致贊賞；而我于1980 年讀了在國內(nèi)新出版的葉君所著《迦陵論詞叢稿》，欽佩其中評賞辨析，精邃深微……因為先有這些通過互讀彼此著作的了解與傾慕，所以初逢如舊識，相聚數(shù)日，交談甚契，而我們二人論詞都推尊王靜安先生，尤其有針芥之合。

于是，當繆先生提議合作著書時，葉先生也欣然同意了。兩位古典詩詞大家共同撰寫了《靈谿詞說》和《詞學古今談》兩本論詞著作，在書中縱論晚唐至晚清的名家詞人及各家詞論，囊括論詞絕句、詞話、詞學論文、詞體研究、詞史論述、詞作評賞等各個方面，成為當代兩部不可多得的詞學專著。

葉先生曾于《靈谿詞說》書成時，口占一首七絕：

莊惠濠梁俞氏琴，人間難得是知音。

潺湲一脈靈溪水，要共詞心證古今。

葉先生一直都稱繆鉞先生為“繆老”，充滿了敬重之意。他們的合作一直持續(xù)到1995年繆老病故，長達14年之久。

在此期間，兩位學者多有相互贈答詩作。1981年4月，繆老獲葉先生所贈《迦陵論詞叢稿》，讀后極為欣賞，草堂會晤以后，曾經(jīng)贈詩于葉先生：

相逢傾蓋許知音，譚藝清齋意萬尋。

錦里草堂朝圣日，京華北斗望鄉(xiāng)心。

詞方漱玉多英氣，志慕班昭托素襟。

一曲驪歌芳草遠，凄涼天際又輕陰。

葉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讀過繆老的《詩詞散論》，對繆老十分敬仰，返回加拿大后便賦詩酬答：

稼軒空仰淵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師。

千古蕭條悲異代，幾人知賞得同時？

縱然飄泊今將老，但得瞻依總未遲。

為有風人儀范在，天涯此后足懷思。

繆老接到葉先生從加拿大寄來答詩以后，又賦詩答謝，云：

葉嘉瑩教授歸溫哥華后，寄詩見懷，情詞懇摯，甚可感也。賦此答謝。

豈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載遽相親。

園中嘉卉忘歸日，海上滄波思遠人。

敢比南豐期正字，何須后世待揚云？

莫傷流水韶華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葉嘉瑩教授寄贈其所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賦此報之。

離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樹又生春。

能從西哲參微旨，不與雕龍作后塵。

且喜相知濠上語，無勞獨賞鏡中人。

百年身世千秋業(yè)，誰向斯編識苦辛？

王靜安《虞美人》詞：“從今不復夢承恩。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庇喾从闷湟?。余舊作《詩詞散論》，其中獨到之見，葉君此書中數(shù)數(shù)征引而加闡發(fā)，故有賞音之感。

初識葉嘉瑩教授于成都草堂，倏已半載矣。賦此見懷。

一任流光逝，凄迷度夏春。

忽驚秋色好，更憶草堂人。

抗志千秋上，長吟七字新。

少陵懷太白，永契夙心親。

我曾于1991年2月陪葉先生去成都看望繆老。當時成都的天氣相當陰冷潮濕，我和葉先生在川大校園里的外賓招待所住了兩個晚上，房間沒有暖氣，即使借來了電暖氣，洗完的內(nèi)衣和襪子在房間里晾了兩天都沒干。我們應邀去繆老家吃飯，記得繆老家在川大的一個簡易磚樓里，那是我唯一見過繆老的一次。

在離開川大前，我還和葉先生去拜望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泰斗楊明照先生，因為楊先生家就住在外賓招待所旁邊的一棟樓里。當時楊先生已是82歲高齡，但仍每天清晨都在周邊快步疾走，面色紅潤，長髯飄于胸前，一派仙風道骨。

鄧廣銘先生

1990年11月上旬，我陪葉先生出席在上饒師專（今上饒師范學院）召開的“紀念辛棄疾誕辰85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不想編著過《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編年箋注》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廣銘先生也出席了。中國的歷代詞人中，葉先生最是仰慕辛稼軒，終于得以見到辛詞研究大家鄧先生，喜悅心情可想而知。

鄧先生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曾在胡適先生指導下完成了畢業(yè)論文《陳龍川傳》，遂留校任教。在學期間，他就已刊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胡適先生、陳寅恪先生、夏承燾先生等大家均給予好評。1939年，鄧先生又完成了《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還編成了《辛稼軒詩文抄存》。1940年春，鄧先生于昆明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完成了《稼軒詞編年箋注》例言。在這期間，他不僅旁聽陳寅恪先生的課程，與之朝夕相處，還成了陳寅恪先生實際上的助教。鄧先生于《自傳》中寫道：“這對我來說，收獲之大確實是勝讀十年書的。從陳先生的處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學者的風范。”

前來上饒出席“紀念辛棄疾誕辰85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的鄧先生，時年83歲，身著深灰色的中山裝，整潔干凈，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長者。鄧先生對葉先生也是十分欣賞，所以與會期間他跟葉先生的交流應該是最多的。

當時與會的中外學者共100余人，包括北京大學的袁行霈先生，武漢大學的胡國瑞先生，復旦大學的王水照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曹道衡先生、劉揚忠先生、劉躍進先生，臺灣淡江大學的林玫儀老師，以及日本的“中國詞學研究第一人”、東北大學教授村上哲見先生等。會議期間拜謁了辛稼軒墓和故居遺址。最后兩天的日程是前往福建武夷山，參觀朱熹的紫陽書院，登山巖置身云海上，乘竹筏漂流九曲溪……會議日程結(jié)束后，我們在赴南昌機場途中，還登臨了滕王閣。

1991年，鄧先生在《稼軒詞編年箋注》（定本）的“增訂三版題記”中，用了相當長的篇幅（第11—14頁）介紹了葉先生對于“辛詞研究”的建樹，他寫道：

題記到此本已結(jié)束，然而我卻還想“曲終奏雅”。

從寫作藝術(shù)到語詞涵蘊，從隱婉到寄托，從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論，對于一本辛詞箋注來說，總是令人遺憾的極大缺陷。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來極感尷尬困窘、經(jīng)常耿耿于懷的一個問題。所幸是，在近十多年內(nèi)，我從各地的報刊上讀到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葉嘉瑩女士（華裔）的許多篇縱論唐宋詩詞的文章，其中包括了論稼軒詞的許多篇。其文章議論皆渾融灑脫，恢閎開廓，曲匯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復闡發(fā)其主題。

鄧先生在文中不僅引用了繆鉞先生對于葉先生的高度評價，還大段引用和推介了葉先生對于“辛詞”的著述。該文的最后一段這樣寫道：“我對葉嘉瑩教授論辛棄疾詞的鈔引到此為止。我希望這本箋注的讀者，盡可能都親自去閱讀她的這篇原作的全文，這主要不是為了'奇文共欣賞’，而是要借此補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對稼軒作品的領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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