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澧元代窖藏金銀器 |
——常德館藏文物精萃之二 □本報記者 王敏 李雪芹 通訊員 李文涓 文/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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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每個時代都有著其鮮明而獨特的風格。
金銀器,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的重要載體,它從其他文化藝術領域中吸取營養(yǎng),在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土壤上生根、發(fā)芽,并形成了自身獨具的藝術風格,成為了中國文化大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那么,在常德這座美麗古城,是否也曾留下了這枝奇葩的些許歷史蹤跡呢?近日,記者走進市博物館,一探知曉。
23年前的一次“邂逅”
“邂逅”古代金銀器,見證藝術奇葩的奪目光彩,這樣的幸運時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23年前的臨澧縣新合鄉(xiāng)龍崗村人就是這樣一群“幸運兒”。
事情發(fā)生在1978年5月19日,當時的新合公社龍崗大隊社員們來到土地上勞作,當他們在老屋場平整土地時,一塊堅硬的土地引起了眾人的注目,于是,他們向地下挖了一米多深,竟然掘出了一個大陶罐,罐上覆蓋有一個金屬盤。由于挖掘時用力過大過多,陶罐和金屬盤均被挖破,內藏物件漸漸露出頭腳,在太陽光下光芒閃爍著。社員們立馬意識到這是很貴重的古代金銀器,經商量,他們把這些金銀器賣給了臨澧縣人民銀行。不久后,常德地區(qū)和臨澧縣文物干部聞風趕到挖掘現(xiàn)場,讓他們痛心的是,眼前已經只剩下金屬盤的部分殘塊,陶罐殘片已不見蹤影。更痛心的是,這些文物本該屬于國家所有,卻被賣給了銀行。經過多方交涉,常德市文物工作隊最終將全部器物從臨澧縣人民銀行征集過來并入藏。
據(jù)專家考證,這是一批元代窖藏金銀器,共計214件(套),其中金器145件(套),重2042.3克,銀器69件(套),重7409.6克。金器主要有頭飾、手飾、生活器皿等,銀器以銀錠、銀餅、手飾、生活器皿、印章和其他雜件為主。這批金銀器出土時,大部分保存完好,一部分被泥土擠壓變形或破損,后經專業(yè)人員整修,已基本完好。
近日,記者走進市博物館展廳,目睹了這批珍貴金銀器的真面目。兩個大玻璃櫥窗內,金銀器兩組展覽物光芒閃爍,格外耀眼。這些金銀器可謂制作精細,造型優(yōu)美,體現(xiàn)了元代藝術風格與特色。其花樣各異、造型不一,有單耳金瓜金杯、梅花式金杯、高足雕花鎏金杯、各種掐絲鑲嵌花果金桿花,有葵花式、荷葉式、龜荷式銀杯,還有朵花扇形金簪、雙龍牡丹紋拱形金釵、掐絲花形金耳環(huán)、連珠龍首實心手鐲、銀筷子、銀勺等等,其形其貌,著實令人喜歡,見之傾心。
當然,常德本地出土的古代金銀器并不止于此。據(jù)悉,臨澧合口鎮(zhèn)澧水河畔、澧縣雙龍鄉(xiāng)花廟村曾出土元代金器,桃源八字路朱家沖曾出土銀器,常德三湘酒廠曾出土宋代金銀器,臨澧柏枝鄉(xiāng)南宋窖藏、澧縣城關鎮(zhèn)珍珠村元代窖藏、津市涔澹農場青龍嘴元代窖藏、澧縣澧南鄉(xiāng)征集元代銀器、石門縣雁池鄉(xiāng)邱家灣元代窖藏、羅坪鄉(xiāng)征集元代銀器、新鋪鄉(xiāng)黃家峪村元代窖藏等也一一見證了古代金銀器的不凡魅力。
元代歷史的無聲“代言”
臨澧新合元代窖藏金銀器的出土問世,無疑對研究我國宋元時期金銀器的造型和加工工藝技術,起到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就是這樣一批金銀器,滿載著當時的歷史光輝,成為了元代歷史的無聲“代言”,引領著我們跨越時空,夢回元代文化長廊。
元代時期,貴族階層和酒樓飯莊普遍使用金、銀器,但朝廷對金器如同玉器一樣控制極嚴,五品以上官員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當時,金器工藝以掐、累、鑲嵌技術為其尖端,亦稱金細工藝。除了以金制成器物之外,還削金為泥,錘旦為箔、絲等,用于絲織、漆器、木器的裝飾及鍍金以飾銀銅之器。銀器沒有金器貴重,在城鄉(xiāng)富有者中普遍使用,其工藝在技術上與金器相似。當時較有名的金銀工匠有朱碧山、謝君余、謝君和、唐俊卿、章仲英等。其中以朱碧山最為知名,他制作過槎杯、蝦杯、蟹杯等酒器,還鑄造了昭君像、達摩像等陳設和金茶壺。元代金銀器與宋代相近似,銀器數(shù)量多。金銀器品種除日用器皿和飾品外,陳設品增多,如瓶、盒、樽、奩、架等。從造型紋飾看,元代金銀器講究造型,素面者較多,紋飾者大多比較洗練,或只于局部點綴裝飾,大多數(shù)金銀器均刻有銘款。
那么,我們如何斷定館藏的這批金銀器出自元代呢?據(jù)相關專家考證,根據(jù)銀印章和部分器物上的八思巴文、銀元寶的形制、各種器形紋飾的特點,可以作出以上的斷定。八思巴文,乃是元初(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吐番僧八思巴所造,是元代特有的文字;銀錠的形制,兩頭大,頭略帶弧形,中間小,呈束腰式,上面戳有銀鋪記號和“花銀”二字,這又與江蘇吳縣之大德八年(1304年)呂師孟墓出土的銀錠如出一轍;高足金杯、玉壺春銀瓶、傘形蓋銀罐、多花并列銀釵、橢圓形銀勺等等,與無錫市出土的元代錢偉墓中的器物屬同一類型,手鐲也與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塞右前旗發(fā)現(xiàn)的元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一種鉛合金手鐲形制相同;其造型和紋飾凸顯元代的特點:元代的龍鳳形象往往是裝飾成足踏卷云,頸毛飄動,作飛舞姿態(tài),顯得生氣勃勃,龍崗出土的金銀器正是此種風格。蓮荷、芙蓉、牡丹、靈芝、仙鶴、烏龜、喜鵲、壽桃、瓜果、雙魚等紋飾,剛好都是元代常用的題材。絲捆與元寶一樣當作寶物,這也是元代的特點,這批金銀器中的鍍金帽頂飾,上面甲22捆絲疊著三層作裝飾,下面一層元寶、寶珠、米、魚、海螺(法號)等陪襯,這些特質不應是巧合。
而據(jù)簪柄上刻有“癸未季春”來看,專家認為,此批金銀器大都應是元代早、中期的器物。
藝術價值的至臻展現(xiàn)
一種藝術講述一段歷史,金銀制品一開始就以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品形式展現(xiàn)于人們的生活中。
世界上最早的黃金制品出現(xiàn)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銀器則出現(xiàn)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隨后,希臘、羅馬、波斯、薩珊朝等都開始了對金銀器的廣泛使用。在古文化源遠流長的中國,金銀文化也擔當了一個不小的角色。早在距今約三千余年前的商周時期,金制品就開始嶄露頭角。略遲后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們便開啟了銀制品使用時代。早期金銀器均為小型裝飾制品,小巧簡約、清新活潑。在經歷了秦漢時期的繁榮發(fā)展后,金銀器又融入了魏晉南北朝時文化交流所帶來的異域風情,最終形成了唐代絢麗多姿、成熟健康、優(yōu)雅活潑的獨立風格,并成為一代盛世的標志。宋元時期的金銀器,在裝飾上引入了繪畫藝術,充滿詩情畫意,愈發(fā)清秀典雅。華麗濃艷則是明清時期金銀器的顯著特征。此時,金銀器造型與制作均講究美觀與精細,以至流之于繁瑣,褪盡了唐宋時期的勃勃生機。鑲嵌珍珠、寶石,金銀工藝也開始與漆藝、木藝、玉器工藝等相結合。精雕細琢的高超工藝與富麗堂皇的相互掩映,誕生了一系列頗具奇勝之姿的合璧珍品,為金銀器的發(fā)展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
栩栩如生的造型,配以或金黃璀璨,或銀白莊重的底質,每一樣金銀器總能給人以獨特的視覺效果和心理暗示。其題材內容可謂豐富多彩,或寫實,或繪以動植物圖案;或反映時代人物故事;或展現(xiàn)流云、飛瀑、晨曦等自然景象;或表現(xiàn)菩薩、羅漢、金剛等宗教形象;或飾以高度抽象化、概括化幾何紋樣圖案,并加以多樣的排列方式。從市博物館館藏的這批臨澧元代窖藏金銀器中,我們便能一窺其底。如一件名為“靈芝仙鶴紋銀杯”(見圖),其杯外沿模壓一周松葉紋和弦紋,腹部鏨刻斜線作地紋,襯以展翅仙鶴、靈芝一對,上有祥云,如此豐富的題材內容足見元代金銀工匠的良苦用心。
每個時代的藝術品都寄托著當時人們內心祈福納祥的美好希冀,金銀器上的吉祥圖案與文字便是這樣的表征。如以龍象征神圣,以鳳象征高貴,以牡丹象征榮華富貴,以鵲鬧枝頭象征吉慶,以鴻雁銜勝象征平安,以石榴、魚子象征多子多孫。常見的吉祥圖案有蝙蝠、如意、磬、魚、松竹梅等。而文字則有“?!?、“壽”、“吉慶萬年”、“祝延萬壽”等。臨澧元代窖藏金銀器中,就有這樣一件富于特色的藏品——“鏤雕福祿壽圖銀帔墜”(見圖),其上鏤雕一蒼松,松上云氣繚繞,樹梢喜鵲穿飛,松下兩鹿,左者做奔跑狀,右者咬吃松葉,下有池塘,池中一壽龜浮游,塘邊仙鶴佇立,一幅“福祿壽”仙圖躍然杯上。可以想像,當時此器的擁有者手持此物時,必然喜笑顏開,心中泰然,對生活充滿美好愿景。
展現(xiàn)中國工藝制作之精湛巧妙,詮釋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同朝代的特有文化內涵,集裝飾性、實用性于一身的金銀器,向人類獻上了一道富于人文、科學、經濟價值的文化“盛宴”。如此,耀眼悅目的金銀器,能不成為亙古綿延、當之無愧的傳世珍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