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中國，近代及之前的中國，斯密給出一個非常抽象的表述：經(jīng)濟增長處在法律所允許的高度。這是一個“提示”（其實斯密給了無數(shù)的提示），可惜今天的經(jīng)濟學家寧愿用“算命”的辦法。
在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時，對于中國的未來的爭議，遠比今天更大。那時的中國經(jīng)濟，比如說1978年，就像沙子，去猜它會不會變成珍珠，這不是本事；能判斷一定能變成珍珠，這才是本事。
那么，在1978年，準確判斷中國經(jīng)濟會從沙子變成珍珠的，有幾個？要知道，經(jīng)濟也受文化和政治的影響。比如說，如果誰能認為，印度經(jīng)濟會超過中國，那么我舉個例子：印度的種姓制度，是非常麻煩的事。
投資也是如此。迪斯尼并不是扔骼子扔出來的；而今天中國的集團公司（利用資本收購高速擴張），和上世紀美國的集團公司也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如果從50年的角度看，它們統(tǒng)統(tǒng)會消失：因為它們只是人類貨幣制度的附屬產(chǎn)品，或者說，跟華爾街一樣，只是貨幣的傀儡——由一根“看不見的線”操縱著在舞蹈。
博弈論是人類數(shù)學史上，最蠢的理論，沒有之一。這個理論之所以被“發(fā)明”出來，因為一些自以為數(shù)學很好的人認為，可以用扔骼子的方法，去建立起任何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而非公理化。因果律是可以顛倒的么？如果可以顛倒，那還有函數(shù)么？這個原因出自一個命題：萬物皆為因果律——這是個悖論命題，它的廣義的形式是來自于更早的一個命題：遍又遍、無公理（因明學）。
偽命題也是命題：可以證偽的命題；命題的反命題不能直接成立的；命題最早是用來表述的是唯一性，它是被應用在公理化體系里：用來上下銜接或推理，所以它可以簡單的用“是”或“非”來識別。
如果命題=是非題，那么人人皆為哲學家。
價值投資，價值，或者說獲利模式，它的定義是什么呢？只有三種：壟斷、成長性、復利。
壟斷的形式是千奇百怪，比如“我不允許”，這也是一種壟斷。因為只有法律才有權(quán)規(guī)定“我不允許”，比如，不允許殺人或搶銀行。
成長性是眾人皆知的。
而復利，只產(chǎn)生于優(yōu)秀或偉大的企業(yè)，或某一種“龐氏騙局”里所暫時表現(xiàn)出來的假像。雖然龐氏騙局是違法的，不過由于它能產(chǎn)生“復利”的假像：絞架擋不住300%利潤的誘惑，所以昨天、今天以及明天，它仍然會不斷的出現(xiàn)。
復利不是成長性，或者說不僅是成長性。我上篇博文說過“畫在紙上的米老鼠”，如果在1928年，誰能判斷出：這只畫在紙上的老鼠可以產(chǎn)生出“復利”，那么，他一定是大師。
那么，喬布斯和庫克是大師么？還差一點。今天的蘋果，雖然還沒有形成足以和迪斯尼匹敵的蘋果文化，但這個蘋果文化，喬布斯己經(jīng)說了：你們做的東西太丑了。這句話，才是實現(xiàn)“復利”的靈魂。我能從中學到的東西是：偉大的價值，并不在乎它是黃金做的或是鐵打的，它體現(xiàn)的是大師的價值。如同大師設計的時裝，它的價值怎么可能是由衣服的面料決定的呢？
美國這個國家，同樣如此，一群政治大師設計出了一個憲法：人人生而平等才是公理，自然法權(quán)是邏輯的結(jié)果；而林肯修補了它的漏洞，而后，得到了一個偉大的產(chǎn)品：美利堅合眾國。如果僅僅只是說成長性，事實上很多國家都有過某段時間“成長性”，也許還超過美國經(jīng)濟增長最快的時期。
而今天，我聽到了伯南克對“負利率”，使用了“自然延續(xù)”這個概念，我很奇怪：首先，利率和利息的區(qū)別，如同利潤率和利潤的區(qū)別一樣大，或者說，跟豬和大象的區(qū)別一樣大，或者說，利率和利潤率一樣，都是需要先定義而后才能討論的；其次，“自然”不是自然而然，那是“習慣成自然”的“自然”：債欠太多了，自然而然的負利率？
而這些原因出在哪里呢？
大學的定義是“通識教育”么？我不這么看；“大學是認知大師的場所”——這是我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