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人，他們在一條風景優(yōu)美的路上散步，沿途的風景讓他們覺得很快樂。由于兩個人的步伐不一致，乙慢慢地掉在了甲的后面，這種感覺讓他有點不開心。乙慢慢地加快了步伐，很快便走在了甲的前面，甲看到這種情況，也加快了步伐，很快便超過了乙。如此反復，兩個人越走越快，從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來的奔跑。他們的精力都專注于誰跑得更快，而無暇顧及路邊優(yōu)美的風景。”
在上海盧灣區(qū)的一個小茶館里，奚愷元一邊吃著10元錢一碗的炸醬面，一邊講著這個寓言。在他看來，因為由于兩個人的精力都放在奔跑上了，但從欣賞風景角度獲得的幸福卻降低了。這個寓言也是當今物質競爭社會的一個縮影：雖然很多人賺的錢越來越多，但他們的幸福感并沒有增加，反而因為相互的攀比，忽略了生活中那些讓人快樂的事情。
奚愷元(ChristopherHsee)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講席教授(ChairProfessor)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行為科學中心主任。他現(xiàn)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最大化人們的幸福，他把這種理論稱之為“幸福學”(Hedonomics)。這個理論提出：除了生存以外，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最大化人們的廣義的幸福。2002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卡尼曼在他獲獎致辭中曾專門提到奚愷元在這個領域的研究。
更多的財富不一定帶來更多的幸福
奚愷元認為財富僅僅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因素之一，人們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很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很多非物質的因素對幸福的影響就越來越大，例如人們的身體的健康、工作的穩(wěn)定、婚姻狀況以及人際關系等等。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的人均GDP翻了幾番，但是許多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的幸福程度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壓力反而增加了。這是因為人們的幸福感往往來源于取決于兩類比較：一種是時間性的比較，一種是社會性的比較。
比如一個人在市中心買了一套豪華公寓，他會覺得很開心，實際上這種開心只有一部分來自住豪華公寓本身，更多的是來自比較。從時間性比較來說，如果以前住在閣樓里，那么現(xiàn)在住豪華公寓會感到非常幸福；如果以前住的是花園洋房，那么現(xiàn)在就不會感到特別開心。從社會性比較來說，如果和朋友同事比，當其他人都還住在普通的公房，自己當然會很開心；但如果周圍的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都住在更好的地方了，那么就算住在豪華公寓里感覺舒服，也不會非常開心。
由于心理學上的適應性定律起作用，這種物質上帶來的幸福感往往不會長久。不僅如此，這種相互攀比在增加一部分人的幸福感的同時也在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幸福感。
幸福的最大化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終極目標
一個朋友曾經(jīng)在與奚教授交談中說道：“政府的職能是促進和保護經(jīng)濟的發(fā)展。”
奚教授則問，“僅此而已嗎？”
那朋友回答說，“當然在發(fā)展經(jīng)濟的同時也要兼顧人們的幸福。”
奚教授又問，“假如一個畫家告訴你他繪畫的主要目的是增加顏料，然后補充一句說，當然在加顏料時也要考慮畫是否好看，你會怎么想？”
奚愷元用這段蘇格拉底式的談話說明，“增加顏料的數(shù)量只是繪畫的手段之一，畫出美好的圖畫才是目的。同樣，發(fā)展經(jīng)濟只是增強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
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學理論中，一般是教導人們如何最大化財富、怎樣盡可能多地賺錢。但奚愷元認為其實人需要滿足的不止是錢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怎樣滿足幸福感，并且在與經(jīng)理人上課時講怎樣增加員工和企業(yè)家的幸福感。
在奚愷元看來，社會資源的總量是有限的，社會上的貧富鴻溝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所以我們在增加財富的時候也要讓幸福感與日俱增。“我們在關注財富人生的同時，也要同樣關注弱勢群體，希望每一個普通百姓都擁有幸福。增加全社會的幸福感，這是政府的責任，也理應成為社會上每一個成員自發(fā)的追求。”
而要增加這種幸福感，必要要有超越金錢的更大目的。這個目的因人而異，在有的人看來是為了親人，在有的人看來是為了社會，在有的人看來是為了信仰。“比如說一個人繪畫，如果他只是為了賺更多的錢，他既不可能畫得很好，也不可能從中得到很多快樂。只有站得比別人更高，才可能比別人做得更好，也才有可能從中得到更多的快樂。”
幸福感往往會涉及到很多人的職業(yè)選擇，在奚愷元看來，一個人的職業(yè)選擇一定要和他的擅長和興趣聯(lián)系在一起。“很多人在選擇職業(yè)時候都傾向于從功利角度考慮，而不是從自己的興趣出發(fā)，結果很多人不喜歡自己的工作。如果他們按照最大化幸福感的原則來選擇自己的職業(yè)的話，他們往往會做得更好，而且從中得到更多的快樂。”
如何最大化人們的幸福感
如何最大化人們的幸福感？奚愷元提出了四點建議。
首先是優(yōu)先提高窮人的財富，“政府應該著重于幫助月收入200元的貧困群體，使他們的收入提高到月平均1000元水平，而不是著重幫助月收入4000元的人，使他們的收入達到6000元的水平。提高窮人的財富要比提高富人的財富對提高全民幸福更有效。我們應該盡量為那些失業(yè)的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
其次是要弱化對金錢和物質地位的競爭，“很多人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用來更換大房子和買私人轎車，而他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們真的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他們要攀比，并且媒體也做著這樣的宣傳。社會應該減少對富人和奢侈品的宣傳，從而減少人們在金錢和物質地位上競爭和攀比的壓力。”
再次要鼓勵不易適應性的消費，“將錢花在那些不容易適應的快樂上面，比如社交、旅游和藝術鑒賞方面，要比物質財富帶來的快樂更長久。”奚愷元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道理：有一對夫婦和一個孩子現(xiàn)在居住在120平方米的公寓里，很少出門旅游。有一天丈夫忽然贏了30萬元錢，如何花這筆錢有兩個選擇：第一是用30萬元來將原有的住房換到160平方米；第二是將30萬元用在今后20年中的旅游上。雖然大多數(shù)在面臨類似的選擇時會選擇買更大的房子，但實際上花同樣的錢旅游帶來的快樂更加持久，因為住160平方米的房子帶來了的快樂很快就會被適應，而每年去不同地方旅游所帶來的快樂不容易被適應。
最后是要倡導社會的多元化，這一點和一句名言“多元化是幸福的本原”頗為相似。出于物質上的考慮，許多大學生把職業(yè)經(jīng)理人當作畢業(yè)之后的人生目標，并把自己的發(fā)展方向定位于商業(yè)領域。“我們要鼓勵多元化，一方面使每個人都發(fā)揮真正的天賦；另一方面保證社會各行各業(yè)都有充足的人才。政府可以試著采用不同的手段，包括對有志于讀非商業(yè)類而有助于社會福利的其他學科的學生提供招生優(yōu)惠政策。”
“要真正做到以幸福為主旨，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以幸福作為成敗的最終衡量標準。”奚愷元甚至提出建立一個完整可靠的測量民眾幸福程度的幸福指數(shù)系統(tǒng)，“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每天從電視里看到的不僅是股市的風云變幻，還能看到幸福指數(shù)的波動起伏；同樣，一個國家在制定發(fā)展計劃的時候不僅要制定GDP的增長目標，還要制定國民幸福指數(shù)的增長目標。”
在奚愷元看來，這一切都因為“幸福是發(fā)展的最終目標，也是檢驗發(fā)展的最終標準”。
